作者：刘臻（即ellry，老蔡注）

　　8月21日的《上海书评》刊登了陈一白先生的文章《福尔摩斯被窃丑闻》，对笔者发表了一番颇为激烈的言辞，有人身攻击之嫌。应该说，陈先生所下结论过于武断，对很多情况并不了解，笔者谨在此做一些解说。

　　百年福学热潮

　　“福尔摩斯”不仅仅是柯南·道尔笔下擅长演绎推理的侦探，更代表了整个侦探行业。就算是没有读过一本侦探小说的人，也会从“侦探”一词联想到“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的风潮持续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没有一丝减弱的迹象。而“福（尔摩斯）学”就是这种风潮的衍生产物。

　　福学几乎在福尔摩斯流行之初便出现了。第一篇仿作《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一晚》出现于1891年。至于学术文章最早可以追溯到1902年《剑桥评论》上的《致华生医生的公开信》。不过，福学真正滥觞始于罗纳德·A. 诺克斯。诺克斯喜欢福尔摩斯也经常写一些讽刺性质的批评文章，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四签名》的评论。进入大学之后，他将年少时的这篇评论扩充为《歇洛克·福尔摩斯文献的研究》。先是于1911年在牛津大学演讲，后来发表在牛津学生刊物《蓝皮书杂志》上（1912），1928年又收录在《讽刺随笔》中。诺克斯采用的“高等批判”的方法成为后来福学研究的主要思路之一。从诺克斯算起，今年正好是“福学”百年诞辰。

　　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福学的基础，这是进行所谓“伟大的游戏”相当重要的一环。说起来很简单，即：我们所做的一切研究都是建立在“福尔摩斯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这一基础之上。而那六十篇有关福尔摩斯的冒险故事除了四篇（两篇是福尔摩斯自己撰写的，还有两篇是第三人称叙述，作者存在争议）以外均出自华生医生之手。至于柯南·道尔，他不过是华生的经纪人罢了。

　　福学在国外的发展好比中国的“红学”与“金学”，甚至业已演变成了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尽管福尔摩斯是一个人为虚构的艺术形象，但由于其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对他的研究绝不限于一般的文学研究或文学评论。许多不同学科的专家，不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如哲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等，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如天文学家、化学家、医学家、数学家等，都对福尔摩斯感兴趣并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进行研究。

　　福学作品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根据罗纳德·波特·德瓦尔《世界性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截至1993年，各类福尔摩斯和柯南·道尔相关的文章、书籍超过两万篇（部）。而据明尼苏达大学编制的《福尔摩斯和道尔书目》统计，从1993年至2007年间，与福尔摩斯以及柯南·道尔相关的各类文章、书籍超过九千篇（部）之巨。如今每隔数月还要以几百篇的数量递增。这些研究除了大量专著，更多的是在各类福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著名的是1946年创刊的《贝克街期刊》（BSJ）和1952年创刊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期刊》（SHJ）。

　　福尔摩斯四大注释本

　　福尔摩斯故事全集非常容易获得，而且版本众多。但是，对拥趸来说，经过严格校勘和注释的正典才是他们的“圣经”。第一本注释本福尔摩斯是克里斯托弗·莫利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友谊的教科书》（1944），其中对少数短篇进行了福学问题的注释。此后又相继出现了四套注释本。

　　一、威廉·巴林-古尔德：《注释本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1967。（Baring-Gould, William. The Annotated Sherlock Holmes. New York: Clarkson N. Potter, 1967.）

　　这部书相当独特，不是按照九本福尔摩斯单行本顺序编排，而是按照巴林-古尔德的福尔摩斯年表编排。全书分为两栏，一栏是小说正文，一栏是图片和注释。巴林-古尔德收集了福学研究黄金时代的大量成果，汇编成书，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外，还收入不少他自己撰写的专题讨论文章，比如贝克街的位置、华生的婚姻等等。可惜巴林-古尔德在该书出版之前便去世了，没能看到该书最终出版面世，而且书中存在的一些错误也没有在之后得到修正。这本巨著的出现令后来的注释者望而却步，许多年都不曾出现新的注释本福尔摩斯全集。

　　二、欧文·达德利·爱德华等：《牛津版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1993。（Edwards, Owen Dudley, et al. The Oxford Sherlock Holm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这套书是多人参与编辑的注释本福尔摩斯全集，按照单行本顺序（不过《硬纸盒子》按其发表年代，重新收入《回忆录》），分为九卷。这个版本校勘精良，以单行本为底本，参考了《海滨杂志》、手稿等，细微的变更之处也一一注明。但是，这本书并不是以一般意义上的福学为取向，而是以柯南·道尔为出发点分析作品（即所谓“道尔学”）。因此，注释中有不少涉及柯南·道尔的经历、其他作品对福尔摩斯故事的影响，对于大部分福学家的观点并未采纳。对此有人认为该版本价值不高。当然，这只是福学研究中的不同方法，并不存在高下之分。不过，这个版本注释均为尾注，需要不断前后翻阅才能查找到注释，颇为不便，而且没有插图。各本的注释数量也差别很大。

　　三、莱斯利·S.克林格：《歇洛克·福尔摩斯参考文库》，1998-2009。（Klinger, Leslie S.. The Sherlock Holmes Reference Library. Indianapolis:Gasogene Books. 1998-2009.）

　　克林格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福学家。这套书按照单行本顺序分为十卷（正典九卷，外传一卷），采用脚注的形式。按照《编辑前言》中所说，这套书是写给真正的福迷的；更准确地说，是写给福学家的。有了克林格的这套巨著，福学家可以快速、方便地查找某位福学家针对某个福学问题的说法。在注释方面，大多采取引用原话的方式，并且标出原书中的页数，每本书后面附有详细的书目。但是对于一些非福学问题（比如历史常识、人名地名等）很少加注。

　　四、莱斯利·S. 克林格：《新注释本歇洛克·福尔摩斯全集》，2004-2005。（Klinger, Leslie S.. The New Annotated Sherlock Holmes. New York: W.W. Norton, 2004-2005.）

　　全套书分为三卷，前两卷是短篇全集，第三卷是长篇全集。排版分成两栏，一栏正文和图片，一栏注释。它有两项相当突出的优点：一方面图片丰富，数量和质量超越以往任何版本；另一方面注释更为全面，吸收了大量巴林-古尔德之后的福学观点。

　　除注释以外，书前有克林格的长篇导读文章，介绍了柯南·道尔生平、福尔摩斯和华生的经历、福学研究等各类话题。不过，它在福学问题注释方面不及参考文库，可以说是后者的删节版。但是，对普通福迷来说不失为最佳选择。陈一白先生提及的原版注释本就是此书。

　　我的福尔摩斯缘

　　笔者是一名推理小说的爱好者，长期以来阅读了大量的推理小说，同时对其历史源流、作品评论方面颇感兴趣。2000年开始，笔者以“ellry”的网名在“推理之门”等网站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讨论帖子，还合作创立过以推理小说评论研究为主题的网站“神秘联盟”（因种种原因网站现已关闭）。2005年，笔者主持编纂了《奎因百年纪念文集》（后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以纪念埃勒里·奎因诞辰一百周年。2007年开始，笔者在《推理世界》、《岁月·推理》等杂志撰写多个专栏，包括“犯罪日历”、“福尔摩斯研究”、“欧美推理史”等，发表文章超过五十篇。

　　和许多福迷一样，笔者的福尔摩斯情结从儿时就开始了。多年来，笔者不断收集各类福尔摩斯的书籍、藏品——从绝版多年的珍本原版书，到福尔摩斯的纪念币、半身像，不一而足，还设立了有关福尔摩斯的网络论坛，与国内众多同好分享阅读心得和收藏乐趣。

　　2008年，笔者接受新星出版社的委托参与《注释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工作，并于2009年年中交稿。2011年7月，新星出版社正式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图注本》精装本（第二版，第一版平装本尚未发行）。

　　陈一白先生在《福尔摩斯被窃丑闻》中指摘图注本注释抄袭云云，将矛头直指笔者，大加批判，并冠以“欺世盗名”的大帽子。此文在网络上转载之后引起不小的波动，《上海书评》亦在8月28日做了一则后续报道。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笔者在具体出版和版权问题上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出版之前也没有见过该书的样本，一直到正式发售后才见到其庐山真面目，而且书中对笔者的原稿多有删节，比如：《波希米亚丑闻》一篇的九十余处注释删减为七十余处；笔者所撰写或翻译的延伸阅读文章都没有给予署名；原书稿中涉及注释来源和说明的总序及主要参考书目也被删去，造成读者对注释的形式和来源缺乏了解。依据惯例，外版作品的版权问题向来都由出版社洽谈，哪有个人（譬如笔者）就此问题与国外版权方洽谈的？陈先生的“爆发”，显然找错了发泄对象。

　　国内对福学介绍颇少，读者无法领略其魅力。笔者业余花费大量精力完成此书，无非希望这套书能够成为引领福迷进入福学殿堂的敲门砖，绝不是借此成为所谓的“国内第一福学名家”。笔者不是“名家”，更非“第一”，仅为一爱好者罢了。2011年初，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笔者编著的《真实的幻境：解码福尔摩斯》。此外，笔者还翻译了兰萨姆·里格斯的《福尔摩斯探案笔记》（万卷出版公司，2011）。不论是这两部作品还是其他地方，笔者从未自称“国内第一福学名家”。而出版社以及某网上商城在销售《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图注本》时使用的宣传语纯属他们自身行为，不应让笔者“埋单”。陈一白先生以商家的宣传文字攻击笔者，实在毫无道理。

　　如果陈一白先生对原版的福尔摩斯注释本真正有所了解，应该知道这类作品都有一定的惯例。注释者的大部分工作是汇编、整理、收集各家说法，一一插入正文相关地方。这里面的大部分注释内容并非注释者本人的研究成果，比如克林格的福尔摩斯参考文库中基本都是引述各家福学观点而没有多少自己的观点，当然也会有部分注释是注释者本人的观点，这种情况在巴林-古尔德版和牛津版中比较多。注释也有一定的体例，比如，针对福学界的各家说法会列出来源，包括持该说法的作者以及发表该观点的作品；而针对一些事实性的资料，诸如人物、地点、名物等，仅仅做出客观陈述，并不列出来源。

　　笔者在图注本中大致上也是按照这一惯例。比如，《冒险史》第十八页中，提及艾琳·艾德勒有可能是历史上的莉莉·兰特里，笔者给出此观点提出者是朱利安·沃尔夫。而年代学问题均注明是巴林-古尔德之观点。至于事实性资料，笔者照例不会一一给出来源。

　　碰巧的是，陈一白先生指出笔者在兰厄姆旅馆开业时间上的错误和克林格的新注释本如出一辙，遂信誓旦旦地写道：“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无论如何找不到伦敦朗廷酒店开业于1863年6月12日的记载。”的确，“6月12日”这个日期错误犯得相当蹊跷，在陈先生看起来应当是克林格的“独家”错误。其实不然，这个日期同样出现在巴林-古尔德的注释本中。由此可见，克林格该条注释的出处其实是巴林-古尔德的注释本。克林格也没有标明资料来源，故而陈先生一厢情愿地认为是克林格的个人成果。至于巴林-古尔德的错误是否另有出处，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调查。克林格的注释还有很多与巴林-古尔德的注释类似，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巴林-古尔德的注释本搜罗了1967年之前的大量福学观点和资料，克林格的新注释本也不可避免要引述类似的观点和资料。

　　另外，笔者在《波西米亚丑闻》中写道：“有的报纸将《波西米亚丑闻》更名为《女人的智慧》（《巴尔的摩太阳周报》）、《国王的情人》（《波士顿星期日全球报》）等等。”克林格的注释并没有给出更名后的小说发表在哪本杂志上。其实这里的说法源自牛津版注释本，牛津版在书目资料的注释上比克林格的新注释本要详细一些。

　　陈先生还判断说：“也许刘臻先生确实为了这个小小的注释而亲自跑去英国查阅1887年的《泰晤士报》，但对我来说，这种事情实在太过匪夷所思，超乎我的想象力。”其实，查阅《泰晤士报》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如今不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刊都有相关的电子数据库，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有网络的地方方便地获取从创刊以来的任何一期报纸。当然，这条注释源自巴林-古尔德的年代学研究，可以在他的相关文章里找到。笔者亦没有删去持该说法的作者的名字，很清楚地说明了这是威廉·S. 巴林-古尔德推理的，并不是笔者的独得之见。

　　综上，陈一白先生仅仅凭借一套克林格的新注释本，通过简单的对比，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便得出结论说：“对企图凭借一条关于赫拉克勒斯的注解而登上‘国内福学第一名家’宝座的刘臻先生，除了异想天开似乎没有别的词可以用来形容他。”对此，笔者实在“受之有愧”。

　　当然，我也要感谢陈先生，至少他指出兰厄姆旅馆开业时间有误，这的确是笔者失察。另外，《波西米亚丑闻》一篇的福迷笔记也出现了更明显的错误，第一次中译的名字“跋海渺王照相片案”错写成“铜山毛榉案”，幸好陈先生不熟悉福尔摩斯的具体篇目（或是因为疏忽大意），没有发现真正的错误，否则不知道又要给笔者扣上什么大帽子。

　　希望通过笔者的这篇文章，读者能多了解一些福学，同时，也希望陈先生在今后写作时能多做调查，有的放矢。

　　【转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