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之门－[11月读书活动]哈米特：破坏者与道德者

哈米特：破坏者与道德者

台湾詹宏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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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詹宏志的《詹宏志私房谋杀》。是詹宏志为哈米特《玻璃钥匙》写的导读（因为没有收录为《马尔他黑鹰》写的导读）。对于哈米特以及硬汉派写作精神的分析非常不错。因此把它扫出来，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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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者汉密特

一百五十年的推理小说历史中，创作的名家巨匠固然多如过江之鲫，但如果要在当中挑出「经典性」的人物，恐怕也只能找得出「三大圣哲」。

为什么是「三大圣哲」?借用写《四大圣哲》一书的哲学家雅斯培（Karl Jasper）的概念，真正的经典人物就是那种断裂原创、丰富多义、意蕴无穷，使你必须「时时回去」的人，每当世界觉得思想走到了尽头，你再回去「叩问」这些经典人物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的思想另有可能的意义，只要你问了新问题，就又能激发你的新思想。推理小说领域也是如此，当中也有三位「典范性」的人物，可以禁得起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去」找他，而他总能重新提供新灵感与新出路，让新的创作得以再度发生。史家与论者一般认为的推理小说「三大典范性作者」，指的就是爱伦坡（Edgar Alen Poe,1809—1849)、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O）、以及本书的作者达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 1894—1961）他们当中，一位是推理小说的「发明者」，一位是推理小说的：兀成者」，一位则是推理小说的「破坏者」。

但汉密特究竟「破坏」了什么?借用艾勒里·昆恩「之一」（Ellery Queen是两位作家共同执笔的笔名）的费德瑞克，丹纳（Frederic Dannay,1905—1982）的说法：「是态度上的变化，更甚於情节上的变化。」（The change is not much one of plot, but of approach.）

艾勒里·昆恩在这裏说的，approcah一词并不好译，它指的是对待推理小说的途径与方法，或者说是「取向」：汉密特对待推理小说的「取向」，与柯南道尔以来把推理小说当做心智游戏的概念很不相同。汉密特其实对人生和推理小说都极认真，他不把推理小说只当娱乐看待，倒是认真当成反映社会、观照人生、甚至是陈述道德理念的严正艺术来写：一求真，「游戏」（假）的性格就消失了，小说虽然还可以娱乐，但本质（或原意）就大不相同了。

另一位评论家基亭（H. R. F. Keating,1926—）则认为要了解汉密特作品必须先了解他的生平，甚至他的时代背景：汉密特虽然从小有才气，却十几岁就离开了学校，历尽了社会沧桑，做了多种下等阶层的工作（其中包括真正的私家侦探社采员），是少见的生活经验无比丰富的作家。在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尝试写作：他投稿给当时的廉价大众小说杂志，以在侦探社工作的经验为题材，想写「真正的」侦探小说。但真正的侦探大多不是「神探」，而是没有「正当职业」的失败者；真正的侦探办的案子也不是「奇案」，而是社会暗角的龌龊勾当；人生失败的侦探社采员所办的龌龊案子，如何能成为智慧超群的神采的表演?他至多只能「尽忠职守」，财富、势力不能收买他的「办案伦理」。就是这样与传统不同的「取向」（approach），使他打开一场惊天动地的推理小说革命来。

·道德者汉密特

在汉密特的小说中，侦探或其他主角所经历的，常常不是与机巧犯罪斗智的「推理」，而是一场又一场与道德角力的「洗礼」。

在汉密特的心目中，社会上的日常犯罪多半没什么「创意」或「才气」；查办犯罪案件的困难不在犯罪的「巧思」，而在阻碍「了解」的「既得利益」。当一个案件发生时，如果当事人或关系人牵涉到一位有权有钱的人，社会上就会有很多的力量阻挠这个犯罪的侦办；也许是警察不想办，也许是证人不肯说，也许是其他的遮盖谎言与势力扭曲，案子难破的原因在此，而不是犯罪行动多么神奇。（我们不也是生活在这样的经验中吗?台湾的桃园县长刘邦友血案，不但是多人死亡的滔天大罪，而且有活口，有目击者，案子仍然破不了，极可能不是犯罪者太聪明，而是利害纠结太深太广。）

汉密特认为犯罪破案的关键，在於穿透这蜘蛛网般的「利益牵连」与「共犯结构」，进而得到真相；但是，穿透这些层层网罗的关键又在那裏?不是洞悉犯罪的「思索机器」，而是二晶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特质。为什么侦探不能了解真相?因为他会被收买（金钱、女色或其他弱点），因为他会被恐吓，甚至被饱以老拳或子弹相向。「好的侦探」的困难在那裏?依汉密特的看法，不在智慧聪明，而在道德人格。

汉密特有一次自己描述自己所创造的私家侦探说：「一个小人物日复一日在泥泞、污血、尸体与欺骗中前进，尽可能地麻木、粗鲁与犬儒，迈向一个晦暗的目标，除了他受雇尽职之外，别无督促或召唤他前进的理由。」

的确，汉密特为推理文学史「发明」了一种伟大而迷人的角色原型：「冷硬派侦探」（hard—boiled detective)。不像过去推理小说史上那样充满智慧而衣著光鲜的华丽神采，这些新侦探多半是浪迹街头的私家侦探社探员，这在社会上这并不是什么高尚体面的职业，和他们打交道的也都不是什么善类（包括案件委托人和案件侦查的对象）；表面上看来，他们是社会上的失败者，而他们的工作内容也不见得令人愉快，每一次的发现或了解只会增添一分世界的丑恶；在汉密特和他的後继者笔下，他们常常也不是成功处理生活的人，或者酗酒，或者嗜赌，或者失婚离子，外貌沧桑疲惫，口中喃喃自语，灵魂深处则伤痕累累。他们在街头行走，早已老於世故（也洞悉一切虚伪），没有什么事吓得了他（包括拳头子弹），对世界上任何事他都自有一套犬儒式的评论，也自有一套行事的逻辑法则。但这些潦倒的冷硬派侦探却是「贫贱不能移」的英雄，他嘴裏不说美丽的大话（如汉密特说的「尽可能地麻木」），内心却把情义、责任和正义摆在第一；他们同情弱者和无辜者，经常不顾自己的安危努力去拯救或保护：他们更像现代社会裏无名的游侠，案子发生，他们基於某种理由（不限於汉密特说的「受雇尽职」，有时候是因为友谊，有时不过就是看不过去）伸手救援，当正义彰显或真相揭发之後，他们未必领到每日二十五元的工资就飘然隐去，十足高贵的骑士行为，有一位研究者曾经以「带枪的圣者」（Saint with a Gun）为题描述这些冷硬派侦探，确是一针见血的评论。

汉密特的小说，在最污秽的街头暗角仍有正义的光芒，在最平凡的欲望心思中仍有一丝道德的坚持。正直英雄的角色，并不是文学史上的创举；但把这样的英雄人物放到残酷大街上，放到私家侦探这种独特的职业上，却是史所未见。仔细阅读汉密特的小说，再对照汉密特自己宁愿入狱不愿出卖朋友的真实事迹，想像他一头白发的孤独身影，益发显出这些高尚人格品质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