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记录》在台湾翻译作《不祥的宴会》，曾经看到台湾的读者评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把这本书看作是其代表作之一，甚至与《东方快车谋杀案》并提。平心而论，如果按照大陆读者习惯阅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审美方式去看的话，《人性记录》其实并没有特别出色，属于阿加莎·克里斯蒂老生常谈式的内容，家庭婚姻的矛盾和感情出轨造成的动机，案件中还出现了不止一个嫌疑人，而最后波洛靠着人性分析，找到犯罪的根源，其实很中规中矩。我觉得这本书挺平常的。

如果熟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这本书的凶手我觉得挺好猜的，因为分析来分析去，作案动机最强且性格最符合凶手特征的，就是那个一开始的犯罪嫌疑人。但是，结局仍然把我骗了，原因是凶手有牢固的不在场证明！

是的，这本书是破解伪造“不在场证明”的作品，是一部以诡计为核心的作品，我觉得这就是它最大的特异性！

熟悉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人都知道，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并不特别强调诡计，她始终以动机和分析人性，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特异怪诞的丰富心理世界，由此揭露人心之丰富，展现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深层揭示曲折摇曳的人性迷宫。很多人就因为她擅长揭示人性而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而就我个人的阅读感觉，阿加莎·克里斯蒂深层挖掘人物内心，描摹人物丰富性格，进而展示人性冲突，表现人心复杂。这使她的侦探小说里充满了人味，夹杂着上流社会扑面而来的人性气质，亲切和蔼温风荡漾，令读者在社会群相里渐渐陶醉，感受笔下丰富多采的社会心理世界。

但是起名为《人性记录》的这本小说，却是主打伪造“不在场证明”诡计的本格推理小说，这令我十分感到意外。这或许是我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误解吗？就我阅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感受是，她的作品，关键在于人性分析，强调对凶手身份和动机的探索，通过寻找动机，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曲折。这应该说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标志性特点。但是，书名叫作《人性记录》的这本书，怎么成了一部专注诡计的侦探小说呢？

我一直以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永远是把心理分析，和对人性的揭示放在第一位的，而她作品里的侦探，也常常依靠深入丰富的心理挖掘，深刻揭示人性，逐步展现出上流社会的虚伪，以此叩问人性。诡计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会存在，但通常是作为辅助产品，一般出现就出现了，作者既不会刻意去强调，读者也会随着案子的进展，一面或许偶然发现案子里有个诡计，但重点仍然是凶手和动机，及对人性的探索。所以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或许大部分作品里有诡计，但读者通常并没什么印象，读者记住了她小说里生动活泼的人物，作者犀利笔调剖析的人性，并因离奇诡秘的作案动机，而对故事世界唏嘘叹惋。但是，读者通常不会特别注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有什么诡计，诡计纵使出彩，阿加莎·克里斯蒂也并不强调，随即一带而过便了。

但是这本《人性记录》显然就不一样了，这竟然是一本纯粹的诡计小说！案件中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在案发时不但在朋友家参加宴会，还向外打了两个电话！她整夜都没有时间，回到家里作案，那么，她是怎么作案的？

其实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这本书里，也挺注意对自己传统的常项——即通过设置多重动机和复杂的人性矛盾，对嫌疑人方向进行巧妙的误导，对动机也企图干涉误导读者，让读者反复搞错怀疑对象。可惜，本书中凶手的动机实在太明显了，可以说，她的动机压过了其他嫌疑人，因此，那个拥有牢固“不在场证明”的人，铁定是最大嫌疑犯！她到底使用了什么阴谋诡计作的案？

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在侦探小说里，通常以破解“不在场证明”诡计为核心的作品，作者都会强调犯罪嫌疑人的唯一且可信性。即伪造“不在场证明”的前提，就是那个嫌疑人一定是犯罪者，只有读者坚信，拥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人一定是罪犯，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破解起来才更有力度，读者对它的期待价值越强烈。对于读者而言，越是坚信拥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人一定是罪犯，对“不在场证明”使用诡计这个前提才能成立，只有“这里有诡计”的前提成立了，期待攻破伪造的“不在场证明”的动力才越大，诡计的堪破才有价值。因此，似乎对犯罪嫌疑人认定的坚信不移，正是“不在场证明”类解谜侦探小说的前提。

如果按照以上标准审视《人性记录》，似乎就有些矛盾了，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在本书中，似乎仍然保持着“猜凶手”这个作品中传统的核心乐趣，将“谁是真正的凶手”作为小说的重要看点。我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一个最主要的感觉，就是她始终将真凶身份和“猜凶手”，作为作品核心看点，核心谜题以“谁是凶手”紧密吸引读者。在《人性记录》一书中，阿加莎·克里斯蒂似乎并未改变她的习惯。在这部小说里，随着故事的发展，嫌疑人竟然渐渐变多了，起先怀疑的那个拥有铜墙铁壁般“不在场证明”的人，究竟是否是真正凶手？读者或许开始怀疑最早的嫌疑犯了。

可是，以伪造“不在场证明”为核心的作品，嫌疑犯的坚定不移是其核心要素，只有坚信某人的“不在场证明”是伪造的，“凶手如何伪造不在场证明”这个核心谜面才能突显出来，这是谜题成立的前提。在这本书里，阿加莎·克里斯蒂并没有刻意强调某人嫌疑的坚定不移，反而在故事里，通过抛出嫌疑人，而削弱拥有“不在场证明”者的嫌疑！

这样一来就有些麻烦了：因为《人性记录》是一部核心为破解诡计的小说，是以解明凶手当晚如何伪造“不在场证明”为重点的作品，小说最后，波洛的确破解了凶手巧妙的诡计。单独抽出凶手伪造的这个“不在场证明”诡计来说，其手法也算地道，是同类诡计中合格且优秀的手段，而放在发表时的1933年来看，无疑具有不错的反响。可是，“不在场证明”的产生必然要有前提，即锁定嫌疑犯后，“不在场证明”的价值才突显出来；如果嫌疑人都无法肯定，“不在场证明”的存在价值，就会大大削弱了，读者或许不关心凶手在伪造“不在场证明”上玩了什么花招，因为读者根本无法确定，这里到底是否有骗局花招。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推理小说里，鱼和熊掌往往是不能兼得的，强调一种，就得被迫舍弃另一种。常常在小说里，两种很好的创意看似各有其长，但其实他们互相抵消，各自削弱对方的存在意义。只有强调其中的单一一方面，或许对读者的吸引力更大。就像在这本《人性记录》中，诡计之谜和凶手之谜就形成了冲突，只有一种消失，另一种才有存在意义。到底是以诡计的谜团吸引读者眼球，还是以凶手及作案动机吸引读者？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这里，似乎选择了两者兼顾的方法，我却觉得她把两方面都削弱了，诡计党觉得小说里的诡计存在感低——不是诡计不好，也不是诡计不复杂，而是诡计没能引起读者过多关注。而情节性和意外凶手的爱好者，却会觉得本书的凶手不够意外，兜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原点，其实一开始就怀疑对了！很多人或许回抱怨挺无聊。

当然，《人性记录》仍然是一本水平不错的佳作，深刻的人性分析，心理揭示，误导的凶手及精妙的诡计，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丰富生动的社会描摹，单独哪一项拿出来，都是上乘之作，可惜我觉得它们放在一起相对冲突，整体效果被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