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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与争鸣：民国的侦探小说创作 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真正的成熟还是到了民国以后的事。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封建制度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南京临时政府在提倡平等、自由，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还强调了对刑法的改革。其实清朝在庚子之变后也采取过一些变法改良措施，对刑律也进行了改革，不过大都是一些改换名称之类换汤不换药的举措。1912年临时政府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称：“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鞠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这使得传统公案小说失去了社会基础，我国描写断案的小说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办案方式的束缚，朝着欧美现代侦查学的方向迈进，演变成为侦探小说。再者，我国侦探小说的产生，也和作家自身创作经验的积累有关。侦探小说的创作从样式到内容对于中国小说家来说都是陌生的，通过对西方侦探小说较长时间的阅读、借鉴、研究后，在创作侦探小说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出现了中国的侦探小说。 关于民国侦探小说的创作，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称：“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并不甚盛，……并且多是在外国同类作品的影响笼罩之下模拟而作的。写侦探小说大概需要一种特别的才能，不能随便可以下笔的，即使有人试写也不易显出特色，站不住，因此市上流行的仍以翻译的为多。”的确，民国专门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并不多，有名气的也不超过10人。魏绍昌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附录所载《鸳鸯蝴蝶派小说分类书目》列出了出版的单行本侦探小说计149种（含小说集，个别是翻译作品，如凤仙女史的《美人手》），作家54位。这个数字比起言情、武侠之类的小说来确实有点微不足道。这些作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派侦探小说作家很少。以下向大家介绍一些侦探小说的专业作家（程小青、孙了红将有专文论述，此处不叙）。 俞天愤（1881—1937），又名承莱，字彩生，海虞（今常熟市）人。俞天愤的父亲俞钟銮是常熟名土，晚清举人。他曾立志将俞天愤培养成科举之才，然而，俞天愤偏偏不遂其父愿，虽极喜好文弄墨，却不喜科举，专写些其父称之为“浪费笔墨”的“小说家言”。他是一位极其关心社会和时政的人，他对中国的时局有自己的看法，而且热心投身于实际的事务。徐天啸说他：“伉爽有丈夫气，重然诺，与人谋，虽蒙难不辞。辛亥建设之始，率健儿百余人，保卫乡里，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概。”民国成立后，他虽不任什么官职，但却为改良市政日夜奔波不遗余力。他为人耿直，有“俞戆”之称。1937年，他死于抗战逃难的途中。 俞天愤的小说虽然涉及其他领域，如社会小说《镜中人》（1916）、《薄命碑》（1916－1917）、《剑胆琴心录》（1919）等等，但他在中国文坛上成名还是他的侦探小说。他的侦探小说大约分为两大系列：一是由“余”作为主人公的《中国侦探谈》（1918）和《中国新侦探案》（1917），这两部作品都是文言小说，《中国新侦探案》由小说从报社刊行，收录《啄木鸟》、《枕中秘》、《一分钟》、《开底漩魂》、《白菡萏香初过雨》、《金玉错》等20篇，《中国侦探谈》由清华书局刊行，收录《黑幕》、《双履印》、《三棱镜》、《鬼旅馆》等12篇；一是由“金蝶飞”为主人公的载于杂志上的《蝶飞探案》系列。 俞天愤在《白巾祸》的“特别说明书”中说：“中国侦探小说本是在下创始的，如今中国侦探小说照片，又是在下创始的。”说他是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不是很贴切，不过俞天愤的早期侦探小说创作可以追溯到1915年9月发表在《礼拜六》上的《柳梢头》和《烟影》两文，因此称其为热心于侦探小说的早期先驱之一倒是比较合理。创始侦探小说照片确实是符合实际的，他为了增强小说的实感，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根据小说情节拍成照片，却因花费太大，亏空不少，没有继续下去。 俞天愤的早期侦探小说是用文言创作的，也有碍阅读的效果。侦探小说是十分讲究细节描写的，人物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或一个笑容，往往会成为案件侦破的突破口，而对这些细节的描写文言是赶不上白话的。俞天愤的《蝶飞探案》是用白话创作的，小说就有了较强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程小青和孙了红在创作侦探小说之前，都曾有过大量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经历，他们对侦探小说的写作方式、技巧和语言把握得比较准确，所以一下笔就显得比较成熟。相比较而言，俞天愤缺少这种创作前的准备，这样使得他的小说在故事的惊心动魄和人物的心理刻画方面比不上程小青和孙了红的作品的，但小说情节设置之巧妙，结构安排之精巧是很有特色的。另一方面，俞天愤的小说受到西方的影响也没有他们深，更多的是具有中国本土色彩。 《白巾祸》是俞天愤的代表作。小说一开始只是普通一个失窃案。苏州客人贾徵祥向私人侦探金蝶飞报案失窃了一只价值3000元的钻戒，金蝶飞侦破了7天也没有结果；接着又出现了人命案，犯罪现场有贾徵祥名字的白纱巾，作为嫌疑犯贾徵祥被警方拘捕；正在金蝶飞四处侦查时，忽然又传来了贾徵祥在拘留所被人冒领的失踪案。三案并发，线索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引人入胜，正如金蝶飞所说：“这一起案，好似一个春笋子，剥了一层，又是一层。”就在金蝶飞破了这三案之时，又连着出现了红连环党盗匪案和假珠宝案，实情从城镇转到乡村，从一般的小市民转到了政府工作人员，蝶飞的对手从一般的盗贼变为黑社会，整个案件又向前发展了一层，其惊险性和紧张性也随之增加了。金蝶飞以超人的智勇击破了红连环党之后．又侦破了这起假珠宝案。小说步步深入，环环相扣，在精巧处见匠心，这是俞天愤小说的特色。 他的一些小说专门涉及生活中的小诡计。例如，某富家炫耀家产之厚，开保险柜时，不慎将唯一的一把钥匙失落在地，但很快又抢了起来，可是，不久保险柜居然被人打开，万贯家产不翼而飞，为什么呢？原来钥匙失落在地时，正好落在一张明信片上，被一仆人用力踩过，明信片上留下了钥匙的印子，被人拿去复制了另一把钥匙（《啄木鸟》）；警察署中每开出一张拘捕令，罪犯都会事先得知，闻风而逃，那么，严密的署长室连苍蝇都飞不进去，又怎么会泄密呢？原来罪犯是利用三棱镜的光学作用，将署长室的一举一动完全看在限中（《三棱镜》）；四大幅古画按着顺序排列挂在大立柜中，柜外上锁，只有主人一把钥匙，但是四幅古画的顺序竟然在夜间自动地调换了方位，主人根本就没有动过，此中怪事令人惊讶不已，原来是管家在以前配钥匙时，自己多留了一把（《黑幕》）；《一分钟》写“余”和“警长”在办公室里打赌，在一分钟内要破获一起烟土被窃案，“余”叫警长的书记陈礼卿读秒，“陈含笑如余言，注视壁上曰：今为十时三十五分五秒矣，十秒矣——五十七秒矣，五十八秒矣，五十九秒矣，六十……砰然一声，余已直扑此书记”。原来盗窃烟土者正是此书记，前几天“余已侦查分明了，此时不过是在警长面前揭案而已”。看俞天愤的侦探小说就像在看一个手段高明的魔术师变戏法，又像看一个极其聪明的观众在破戏法。魔术师要眼明手快，做得圆满，观众却处处留意，瞧出破绽，斗智亦斗技，小巧处见功夫，细微处分高下，所以俞天愤的小说没有大起大落，但读起来却颇有味道。 《红玫瑰》的编辑赵苕狂在《白巾祸·编者按》曾评价俞天愤的侦探小说：“处处完全是本国情形，不带一点西洋色彩”。这种评价说得有些绝对，但也指明了俞天愤侦探小说的本土特色——注重民族的风土人情的描绘，是“纯粹中国式的侦探小说”（《俞天愤的研究性》，《红玫瑰》第2卷40期）。侦探小说的生活背景大都是都市生活，俞天愤却把侦探小说的生活背景拉到了中国的小县城和乡镇；侦探小说习惯于表现都市社会的芸芸众生，俞天愤却把笔对准了小县城和乡镇的土财主、商人，这种环境和人物的描写使得作品具有了中国特色。为了加强作品的本土的色彩，作者在描写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上作了努力。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大旅馆和大饭店，也没有什么洋房和酒吧，大多是老式的深宅大院或者是乡间的热闹场所。《白巾祸》的社会背景是在苏奉战争之后的苏南小镇。溃兵将这里闹得一塌糊涂，商业萧条，百姓恐慌，唯一便利的交通工具汽油船也断绝了。这里虽比较闭塞，但却有比较浓厚的商业气氛而又不失现代气息，镇上的裕源当、恒丰当以及乡村老财的客厅，或者是镇公所、乡公所等地点，常常是小说描写的重点环境。民俗环境就更有特色了，小说写到了杂耍、进香、酒肆喝酒，甚至还有李再铭的膏药和苏州小热昏的梨膏糖……值得提出的是，这些乡土气息极浓的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和民俗环境的描写，并不是仅仅为了增设气氛而刻意放进去的，而是这部小说所必需的情节环节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没有如此的社会背景和地理环境，就不可能在案发十天后还能在本地破案，正如金蝶飞在总结案件时所说：“犯案的人却直接受着溃兵的害，要是交通便利了早已鸿飞冥冥，我和你怎样去找取呢？”同样，小说中那些人文环境和民俗环境往往写的是一个城镇最为体面的人物或最为热闹的场景，他们是一个城镇的文化标志，将他们作为涉嫌者或者犯罪现场，就使得小说更有真实感。 和大多数侦探小说中的都市发生的案件不同，俞天愤的侦探小说都有点“警匪小说”的色彩——涉及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地方帮会。形形式式的地方帮会活跃在当时的中国下层社会之中。这些人为了自我的生存拉帮结派地抵抗外来的侵袭和拓展自我生存空间。他们的性质相当复杂，有时会成为防止外来侵袭的抵抗力量，但更多时专做一些偷窃、敲诈、拐骗之事，成为滋扰一方社会治安的黑势力。在俞天愤的小说中，这些帮会是私人侦探的主要对手。一般的帮会组织都如蜘蛛网型，帮主居中如蜘蛛，那些爪牙像蛛丝，抛洒在一个地方的上上下下各行各业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因为这个原因，俞天愤的侦探小说总是从一个不起眼的事情开始，然后牵扯出来的人和事越来越多，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最后就成为了私人侦探和整个帮会组织的斗智斗勇斗技了。 例如，他的小说《双履印》（收录于《中国侦探谈》）开始时只是一个一般的失窃案，只涉及到一个仆人；然后再从该人身上牵扯出一个团伙，一般的失窃案也就演化成了集团抢劫案；随着情节的展开，这一团伙牵扯出了整个帮会，那就是正义和黑势力的全面较量了。这是俞天愤的小说最典型的创作法，看似平谈，越写越奇，越写越紧张，越写越神秘。看得出来，俞天愤对这些帮会生活是相当熟悉的。他不仅对他们的组织形式和指挥方式相当熟悉，而且一些帮会行话也相当了解。在《双履印》中，余和私人侦探剑虹有这么一番对话： 余曰：“余固有此心也。君知盗党至三十余人，在江以北，非所谓大杆子乎？无论城市之间，万不有此大杆子出现，即使有之，亦万无越鞍（犹言上屋）而起马子（犹言出门）者。”剑虹曰：“此论诚是。然事主固言盗有二三十人也。”余日：“余以是疑之，今始就大杆子而论之，夫大杆子以不挂招牌（犹言不花面）为上，而以挂招牌（犹言花面）为下。余观灶厅前有黑水一泓，似系洗涤锅煤之水．证以事主所瞥见，固明明为挂招牌者，又大杆子皆用油条（犹言火把），而灶下乃置一代亮子（犹言灯笼），触已见跋，似用以照亮者，见此犹为细屑之事也，上楼探斗（犹言取物）之前，先以丙丙作牲口（抚言缚人），试问作牲口之绳有不自携者乎？……” 俞天愤写得绘声绘色，颇有点行家里手的意味。 由于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中国侦探小说对一些现代化手段十分看重，在程小青、孙了红等人的小说中电报电话常被写到，而且电报电话的破译常作为破案的重要关目。俞天愤不写电报电话，却写具有本国色彩字谜句谜，颇有趣味。《双履印》中有这样一段句谜： 此万等紧事不使那汝到 时○时可穿一坏放○被 同事心时分弗只物散要 要○全若怪嘴存嘴○我 风我风无紧家弗情四喜 开始时侦探怎么也读不通，不能解就破不了实，就在侦探束手无策之时，他忽然想起了《荡寇志》中的三元捷报。那三元捷报是间三字读文，现在句谜最后有“四喜”二字，是否暗示着间四字读之见？一读果然通了： 此事汝可放心．只要嘴风紧，万不到穿破。财物全存我家，等便时一同分散，若嘴风弗紧，那时坏事，弗要怪我无情，四喜。 句谜一通，迷案也就真相大白了。帮会和字谜句迷都是中国本土的东西，俞天愤用它们作为展开小说的情节或重点描写的细节，自然会给他的小说带来本土特色。 俞天愤说，创作侦探小说要有务实感。赵苕狂也说，俞天愤创作侦探小说是“抱有一种研究之态度”（《玫瑰女郎·编者按》）。《俞天愤的研究性》中评价他：“……事实多于理想，因此他凡事都要研究个透彻，方肯罢休。……小事件他费心，经过研究而得有结果的很多。”这一方面说明他对侦探小说的热心提倡，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侦探小说的创作有所研究。这种研究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他力图使侦探小说的情节真实化。他的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作为叙事角度的，或者是“我”，或者是“余”。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作品的真实感。为了增强侦探小说的阅读效果，他首创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照相“连环图片”。他在发表《白巾祸》之时，长篇大论地阐述了中国侦探小说照片的作用和拍摄的方法。他说为什么影戏那么风行呢，就因为有了表情和动作；侦探小说要想取得好的效果，也应该借助于表情和动作的力量。这一点西洋小说就很注意，他们总是在小说之中插入图画，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地去表现，那就是要用实地拍成照片。他还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侦探小说照片的拍摄方法。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照片的拍摄效果是极差的，人物表情和动作也十分呆板，但当时俞天愤是十分自得的，我们也能从中体会到俞天愤那种认真研究的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俞天愤在其小说中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作了一定的揭露，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官吏贪赃枉法，鱼肉乡民。特别是对警方侦探可憎面目多有描绘，范烟桥说：“大凡侦探小说，对于警察署的警长和官方侦探多写其庸碌无能，师心自用，以反衬私家侦探之才智过人。俞氏此书亦不例外，而其刻画官方警探之面目可憎，至于深恶痛绝，情现于辞，又可作旧中国之官场现形记看。”（《民国旧派小说史略》） 陆澹安（1894－1980），原名陆衍文，字澹庵、澹安，斋名琼华馆，江苏吴县人。郑逸梅说他：“早岁读于沪南民立中学，与周瘦鹃同为班中作文之杰出者，每逢文会，必冠其曹。”他一生做过很多事情，当过教师，历任同济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医学院国学教授，正始中学校长，务本、敬业、国华、民立等中学国文教师；做过编辑，主编过《侦探世界》、《金钢钻报》，又为广益书局、世界书局编辑，还做过中华电影公司、新华电影公司编剧和导演。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是小说家，创作过侦探小说《李飞探案》系列、社会小说《百奇人传》和《水落石出》；他善写弹词，曾把《啼笑因缘》《满江红》、《秋海棠》等十种新小说改编为唱本。40岁后，他喜考据、金石、碑版并旁及戏曲业。他还是把“云南白药”介绍给上海人士的第一人。在他众多的事业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侦探小说创作，郑逸梅曾将他和程小看、孙了红并提，说“程小青以霍桑探案驰誉，陆澹安却以李飞探案著名，孙了红更有东方亚森罗苹之称”，范烟桥也说李飞有过“中国的福尔摩斯”之称，可见当时李飞探案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陆澹安走上侦探小说家的道路有他的条件和机遇。他不仅文学功底好，还毕业于江南学院法科，是中国侦探小说家中唯一的一位真正受过法律教育的人。1920年的一天，他和施济群一起到“大世界”看电影《毒手》。这部由宝莲主演的侦探电影在当时轰动一时，他俩连续看了几遍，但仍然爱而不舍。施济群因陆澹安具有文学功底和法律知识，就劝他将《毒手》改编成小说，由他担任印资，付印出版。陆澹安果然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将《毒手》改编了出来，施济群也设法将其刊印了出来，居然销路很不错。这一下引发了陆澹安的创作欲望，他先后改编了《黑衣盗》、《老虎党》、《红手套》（1920）等电影为小说，又开始了他的侦探小说的创作，这就是他的《李飞探案》系列。《李飞探案》系列作品数量并不多，1924年8月世界书局出版了陆澹安的《李飞探案集》，共收5部小说，它们是《棉里针》、《古塔孤囚》、《隔窗人面》、《夜半钟声》和《怪函》。另外，1926年《红玫瑰》第3卷第5期曾连载了陆澹安的侦探小说《三A党》。据现有资料来看，陆澹安的侦探小说也就是这6篇。 李飞是作者心目中的侦探英雄，他迥异于西方作家笔下有着强健体魄和万能才干的大侦探，而有着中国人所推崇德文质彬彬的儒家风范；另外，他也不同于中国旧小说中的神机妙算的仙人。关于他的外表，陆澹安着墨不多，但也轮廓分明。《夜半钟声》描述李飞道： ……大门一开，却进来一位精神活泼的少年。那少年不过二十左右年纪，戴一付罗克式玳瑁边的眼镜，披着一件厚呢大衣，左手插在衣袋里，右手却拿着一顶哈德门的呢帽。他踏进门来，在大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李飞”两个大字，旁边又注着四个小字是“鹏图吴县”。 虽没有什么惊人的貌相，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精神活泼的少年而已，但情态和动作都十分潇洒。 在《怪函》一文中作者对他进行了一番描摹： 阴历七月十五日下午一点钟，李飞刚要出去，忽然接到了一封奇怪的函件、那信上写的是： 李飞先生鉴：仆与先生。素不相识，今贸然致书于先生，亦自知其冒昧，幸先生之勿罪也。仆闻先生以中国福尔摩斯自居，年来屡破奇案，喷喷人口。然既有福尔摩斯，即不可无大盗如亚森罗草者，为之点缀。仆谈不敏，窃有志为中国之亚森罗苹７江氏盗案，即什小试其技之一端。今江氏以此案属之先生，可庆得人。乃先生于侦缉之初，即归罪于江氏之女佣，妄相揣测；抑何可笑乃尔！要知女佣语言不符，固属确情，然彼实无罪，盗物者我也。先生而固欲为中国之福尔摩斯，即当竭智尽虑，与仆周旋；若徒颟顸含糊，罪及无辜，则彼警局鹰犬之包探，亦复代为之，何必先生？先生休矣！今限先生于三日之内，揭破此案，不则先生盛名，当与江氏之饰物而俱逝。中国福尔摩斯之头衔，不复能属之先生矣。幸先生图之。 中国亚森罗苹上 李飞读完这一封似讥似讽的怪函件，心中觉得非常诧异。暗想江氏这一件盗案，昨夜差不多已经查得很明白了，那个女佣金嫂，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嫌疑犯，种种疑窦甚多，决不能就是冤屈了她。但是这一封怪信，却又是怎样寄来的呢？难道说是她的同党，有意寄这么一封奇怪的函件来；意欲淆惑我探访的心思吗？他后来一想，觉得又不对。这一封信，文理很清通，字迹也很端正，而且此人能知道福尔摩斯和亚森罗苹的故事，一定是个爱看小说的人。这案悄然是金嫂所做，那末她的同党里，未必有这样一个人才。为此推想，难道主嫂果然是冤枉的吗？李飞手里捏着那封信，脑海中疑云层层，一时推拔不开。…… 不难看出，李飞是一个善于思考、锲而不舍的侦探。他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大侦探，然而，唯其不是万能，唯其不能没有判断失误从而也使得他在常人中显得超凡，在错误中显出执着，在思考中显出智慧。而这一切，又集中折射出了作者陆澹安的过人才思与驾驭能力。 在《棉里针》等小说中，作者交待过李飞的身份：他原籍江苏吴县，后移居上海，在亚东公学、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一公司任职。李飞和同时期的许多侦探人物有很大不同，他不是一个私家侦探，而是一个纯粹的业余爱好者。在《古塔孤囚》中，李飞曾说：“侦查案子，身体上虽然很劳苦，或者还很危险，但是，用破了人家的黑幕之后精神上却很愉快的，况且这也是保障人群的勾当。”李飞破案为的是“愉快”，然后才是“保障人群”。从兴趣出发去缉查凶犯，这就是《李飞探案》的价值观。与具有丰富社会阅历的霍桑不同，李飞是一个青年学生，他所以要侦破案件完全是由于兴趣。他“八九岁的时候就喜欢看侦探小说，立志做一个中国的福尔摩斯，苦心孤诣，尽力研究”（《棉里针》）。 因为李飞探案只是为了兴趣，所以他从不把办案作为一种生意，只是为亲朋好友排忧解难而已。他破获了案件，既不洋洋自得，四处炫耀，更不收钱财，求的是心理愉快。《李飞探案》的记述者也很有趣——是李飞的妻子，《李飞探案·楔子》中作者有一番交待： 王韫珠：“……我虽是个女人，却不愿做那种哀情言情的小说，扭扭捏捏，看了叫人肉麻。我从小喜欢看的便是侦探小说，因为那侦探小说的情节必然异常曲折，看过之后很能开发阅读者的心思。后来我捏着笔学做小说，也颇有这个志愿，要做几篇侦探小说。虽然比不上外国的什么柯南达利，但是比较别种小说，或者还觉得可观一点。可是侦探小说的材料难找得很。要是向壁虚造呢，又恐怕不合情理，反被人家讥笑，所以直到如今，还不敢动笔呢！” “我”说道：“……谈到侦探学这一层，我虽不是包探，倒还有一点经验。因为我从八、九岁的时候，就喜欢看侦探小说，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的福尔摩斯，苦心孤诣尽力研究。常言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在这五、六年之中，别人的秘密黑幕，被我侦明揭破的，实在不少。可惜大半都是情节简单，没有什么趣味。说破了，不值一笑。内中也有几件案子，情节复杂，很有趣味，我绞尽了许多脑汁，方才把它侦查明白；我也很想把复杂而有趣的记录出来，做一部侦探小说。……此会好了，你既然喜欢做侦探小说，我不妨把以前侦探的成绩，一椿一椿说给你听，你却把做小说的笔法，记录出来，倒也算得几种侦探小说。”（转引自《中国侦探小说之巨匠——程小青》） 这段文字也体现了陆澹安本人的侦探小说观：侦探小说“很能开发阅读者的心思”；“情节复杂，很有趣味”；不能“向壁虚造”“不合情理”；要对材料进行选择、取舍、想象、补充，用“做小说的笔法，记录出来”。在《李飞探案》中也体现出了这些观点。因此郑逸梅曾评价说陆澹安的《李飞探案》“思想缜密，布局奇诡，使人莫测端倪，大得一般读者的欢迎。”然而，除了《古塔孤囚》外李飞的妻子都没有参与，故事也是用的第三人称叙述，所以，《古塔孤囚》的描写上比另外几篇也显得更生动、真实些。 《棉里针》属于“很有趣味”的侦探小说。案子发生时，李飞才十七岁，是个中学生，案件就是发生在李飞的学校。与学生的身份相对应，这并不是侦探小说固定的谋杀场景，而是常会发生在中学住宿楼中的失窃案。舍监因为一个学生欠了钱而怀疑他，可是李飞在现场勘察中，发现报案者的被子是用蓝白两色线缝制的，起了疑心，最终查明报案者就是作案者。小说中李飞得知作案的是谁后并没有急于告诉舍监，而是设计了一场“圆光”会，也显示出了小李飞调皮的性格。 《夜半钟声》在情节构思上类似于福尔摩斯故事中的《红发会》。小说写大中华函授学校校长冯逸庵被闷香闷在床上，一张4000元的学费存单不见了。本来看似普通的失窃案，经李飞悉心侦探，却发现案子背后另有隐情，原来正是冯逸庵的恩人杨德泉所为。破了此案之后，李飞再顺藤摸瓜，还破了为获取保险费，杨德泉叔侄准备烧死冯逸庵的密谋。 《夜半钟声》写案子之奇，而《隔窗人面》就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了。许志良的父亲许崇仁一日在家休息，忽见用外一个人影晃动，从而神志恍惚，连称：“我的仇人来了”，不久就在惶恐紧张之中死去了。李飞来侦破，就抓住这个一晃而过的窗外人面深人下去，终于在出了一起纠葛了20年之久的恩怨故事。原来那个“人面”是许崇仁的仇人浦润生。20年前，许崇仁和浦润生都是强盗。浦偷盗来的钱均叫许保管，然而当铺润生被捕入狱之时。许不但没有救援，而且独自侵吞了财物。20年后，浦润生出狱就来找许崇仁，许崇仁终怕报复自杀而死。其相大白之后，李飞答应要和浦润生相见。可是第二天打开报纸一看，上载一则消息：“昨晚六时，汽车下多了一个新鬼，叫浦润生。” 《怪函》和《三A党》都是写的监守自盗的故事。儿子为了索取父亲的钱财，上演了一出自己绑架自己的闹剧。在金钱的侵蚀之下，所有的人伦关系都丢置一边了。而李飞在这些简单的案件之中又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他揭示出了这些青年背后的教唆犯。由于时机未到，没有机会向这些青年人下手，但他们才是真正的偷盗者。这样，小说就不仅是写人伦关系在金钱面前失衡，而且写到整个社会之黑暗，人心之险恶了。 《古塔孤囚》堪称《李飞探案》的扛鼎之作。小说的破案地点从上海转移到了杭州。李飞破其他案件时还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而此时却是携春新婚妻子王韫珠到杭州去休养。在火车上，李飞无意中看到了之江旅馆的一则寻人启事。到了杭州之后，李飞就决定住在之江旅馆，从假遗书上很快就侦破了这个失踪案是一场骗局，并指出失踪之人正是化名的受到悬赏缉拿的裕大储蓄银行职员金利生。小说写到此，还只是一般的侦破案。作者笔锋一转，写到杭州灵隐寺古窟里发现了一个受伤的人，此人是金利生的熟人秦建中。根据现场勘察，捉获了击伤秦建中的凶手马小三、马小四兄弟。奇怪的是，当凶手和秦建中对质时，秦建中竟不承认马氏兄弟为凶手。此时，作者的笔锋又一转，写在雷峰古塔之中寻到了受伤的金利生。 更奇怪的是，当金利生与秦建中、马氏兄弟对质时，他们四人竟互称不认识。结果，在李飞的剖析下，终于弄清了这是一桩“黑吃黑”的案件。盗取了20万现金的金利生在杭州被熟人秦建中识破。秦诓骗他留下了遗书，串通了马氏兄弟．将他击伤于雷峰古塔之中；而马氏兄弟又起歹心，将秦建中击伤于灵隐寺古窟之中。由于这是一份不义之财，他们尽管痛恨对方，却又不愿意将此事弄得真相大白，所以出现了见面假装不认识的局面。 这部小说情节结构并不新奇，它采用的是案中案、套中套的写法写小说的，其目的是造成越深越奇的阅读效果。李飞的侦破似乎也并不怎么神奇，金利生所设的谜局并不难解，字迹工整的绝命书、贴在旧印记上的新标签、扔在柜角里假装未写完的信……这些手脚，在一个侦探的眼中似乎太简单了，一看就知是伪装的现场。在破案过程中，李飞似乎也特别幸运，他在无意之中就抓获了第一凶手，又很容易地抓获了第二凶手，最后顺理成章地将主犯抓获。但这部小说自有它的魅力所在，它揭示了社会之黑暗，人心之狡诈，讲到了金钱所带来的互相欺骗、互相残杀。它告诫人们做人不可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一般的案件侦破扩展为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从肮脏龌龊的丑事的揭示扩展到做人态度的取舍，这部小说给人以警醒、益智的作用。 陆澹安写侦探小说来自于神秘恐怖电影的启发，也赋予了他的小说的特殊的色彩。神秘恐怖的气氛在他的《隔窗人面》上已有展现，而在这部小说之中被发挥到极致。《古塔孤囚》中他主要写了旅馆、石窟、矮屋、古塔和医院五个场景，这五个地方都是给人以丰富想象力的地方。的确在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很多奇异的人和事，一会儿受伤人，一会儿是绝命书，一会儿是瞪着大眼的黑大汉，一会儿又是激烈地搏斗……不仅如此，每写到一处地方，作者都极力渲染其可怖的环境，如写雷峰古塔：“我借着那警察手里的两盏灯光，照见那雪峰古塔阴森森地巍然兀立，塔的外壳，已经十剥蚀，好像就要用下来的样子，塔的正面有一个门口一般的窟窿。警察把灯向里面一照，黑魆魆地像鬼窟一般，看了真教人毛骨悚然，十分害怕。”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新婚女子，通过她的眼睛、心理活动以及一惊一乍的惊呼声成功地渲染了环境的神秘并调动了读者的紧张情绪。 在这部小说中除了表现出李飞的精细、沉稳的一面外，还表现出了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年轻气盛和爱好表现。这起案子完全是在爱妻的激将法之下，李飞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而主动寻找来的。小说写他在火车上为了急于表现自己，竟主动地去寻找一些案子去破，他“两目炯炯，左顾右盼”“不住地踱到二三等车里去”搜寻那些毛贼；一看到那则奇怪的寻人启事，马上就显出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到了之江旅馆立即去勘察现场，并立即发表自己的看法；案破之后，他似乎耐不住心中的喜悦，急于将自己的发现向大家宣布……李飞的这些表现是其他侦探小说作家笔下所看不到的，而陆澹安却毫不隐讳地将之写出来。这些表现看起来似乎有损于侦探主角的形象，但是，却使侦探主角的形象更具真实性了。一个年轻的侦探在自己的新婚妻子面前急于崭露才华是可以理解的，其形象反而真实可爱了。 侦探小说是十分讲究严密性的文体，来不得半点漏洞。看得出陆澹安对此十分了解，以至于发展到创作时的战战兢兢的地步。对每一个环节他都作出了详细的解释。事情是说清楚了，但过分的面面俱到的交待和过多的不必要的事件的穿插，的确也给他的小说带来了冗赘的毛病。 张碧梧（1891一？），扬州市仪征县人。他当时在扬州两淮高等小学读书，其文才曾得到李涵秋先生的赏识，然而家道中落，使他在弱冠之年就被迫辍学谋生。表兄毕倚虹当时是《时报》和《小说时报》的主笔，见其聪颖过人，又怜其过早失学，遂购买了一些英文侦探小说让其翻译。不久，张碧梧以他的聪颖和孜孜研求的刻苦精神，翻译成了《断指手印》、《海盗欤》、《电贼》等中、长篇小说，以“毕倚虹、张碧梧”之名，刊登在《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上。虽然文笔显得生涩，但他的刻苦精神和崭露的才华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也由此受到了毕倚虹等人的赞叹。在学长们的鼓励下，张碧梧开始尝试小说创作，不久就以短篇小说创作挤入了当时的作家群。在《礼拜六》1921年3月复刊时，张碧梧的名字已经作为“撰述者”列入了周瘦鹃所开列的《礼拜六》主要作者的名单之上了。以后，在毕倚虹的介绍下，他曾任无锡《商务日报》、《梁溪日报》的主笔。两报停刊后，他到浙江萧山任头蓬沙地事务分所主任。大约一年左右，他回到上海，协办《乐园日报》，并在《中外新报》做翻译，此时，他的名字已频频出现在各类刊物上了。张碧梧此时参加了法国作家玛利瑟·勒白朗（莫里斯·勒布朗）的《侠盗亚森罗苹》的翻译。他的翻译文笔此时大有改观，不久由文言转向白话，其文笔也备受人推崇，曾被人视为中国翻译文本的标准。 张碧梧最早的文学创作是反战小说。1919年2月1日，在《小说画报》第12期上，张碧梧发表了短篇小说《劫后余生》。小说指出兵祸是人民痛苦的根源。张碧梧创作侦探小说起步则较晚。1921年12月20日，他在《半月》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双雄斗智记》，其叙言曰： 英国柯南达利勋爵（按：柯南·道尔爵士）所著之福尔摩斯侦探案说部，不下数十种，案情之有奇，结构之缜密，观者莫不拍案叫绝，叹为仅有。吾友程子小青素工译述，近年未更著东方福尔摩斯侦探案，已成若干部，其有奇织密处，较之柯氏殊不多让，东西媲美，相得乃益彰焉。顾西方尚有所谓使盗亚森罗苹者，尝与福氏一再为化，各出奇能互不相下，诡谲胆摄矣。周子瘦鹃译有《福尔摩斯别传》犹而登，即记此事者，今者东方之福尔摩斯既久已产生，奚可无一东方亚森罗苹应时而出，以与之敌，而互具好身手哉，仆也不才，承周子之嘱，改成此《双雄斗智记》，为顾全吾书之意旨起见，不得不誉扬东方亚氏之能，而稍抑东方之福氏，程子得弗怒吾冒渎耶，吾书中之亚氏与福氏虽相视如仇，吾与程子固仍为良友，程子幸勿介介于怀，亦以仇敌视吾也，一笑。 既然东方已有福尔摩斯，为什么东方不能有罗苹；既然程小青已经塑造了东方福尔摩斯霍桑的形象，为什么张碧梧就不能塑造东方的罗苹形象呢？张碧梧试图做到出手不凡，独辟蹊径，充分显示出了他创作侦探小说的雄心。在小说中，作者设计了一位三星党党魁罗苹和霍桑斗法，这位自称为东方侠盗的党魁，不仅其高论不输于霍桑，其谋也不亚于霍桑。霍桑在罗苹面前屡屡失策，屡屡被擒，虽然最后擒获了罗苹，依靠的是极偶然的因素，而不是以往那般“一切算计在我胸中”的胸有成竹。在中国侦探小说之中，《双雄斗智记》在人物设计上的确有独特的风味，但这部侦探小说还算不得上乘之作，完全拘于亚桑罗苹斗法上，仅是些“招数”的描写，没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那样枝杈百出、扑朔迷离，相反，情节过于单纯，线索也过于明朗了。单纯和明朗实为侦探小说的大忌，反映出张碧梧创作侦探小说的稚嫩状态。整部小说的格调也太欧化了，小说把整个斗法建立在中国社会不可能有的现代机关的设制和破译上（如电子活动墙等），连人物的作案手段和生活习惯也都相当欧化（如身穿西装，嘴衔雪茄，手握电子激光枪的罗苹），这种欧化的色彩，使中国的读者开了眼界，自有一种魅力，但离现实生活相隔得实在太远了，实际上把小说之中的中国地名和中国人名改成外国地名和外国人名，说是一部外国侦探小说译作也是成立的。 这种与西方侦探小说雷同化倾向，当然是立志创新的张碧梧所不满意的。不久，拿出了第二部侦探小说《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关于为什么要专门写家庭案件，张碧梧在《奁具中的毒针》中称：“现今这种浇薄的世风之中，家庭制度又正在新旧争斗的时候，家庭一方面繁森的种种奇异的案件自然很多很多咧。”在系列小说开始时，作者就努力地表现自己的风格：其一，他选择了最能表现出中国风俗，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作为创作背景，写自己最熟悉的创作题材；其二，他一改“福尔摩斯－华生”的侦探小说既定模式，只用一个侦探主角，而不配备助手；其三，不再写机关的巧设、打斗的紧张，而专写自套的设置、破计的巧妙，斗智重于武技；其四，他试图在中国名侦探霍桑、李飞、鲁平之后增添一个新的名字：宋悟奇。从《半月》开始，小说一直连载到《紫罗兰》、《红玫瑰》，此时凡杂志上的“侦探小说一栏，大都能见到张碧梧的名字，所著《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二十余篇。 开始时，张碧梧竭力保持住自己的特色，但是到了后来，有些力不从心了，倒不是中国家庭没有奇案，而是作者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的理论准备不够充分，作者的笔无法透过生活现象向人物心态的深度发展，反复的生活现象描写就显得冗赘和表面化。当小说刚刚在《半月》上出现时，作者写些仆人或小妾伤残或偷手饰，整个情节在家庭中展开，“家庭侦探”味比较浓。然而，案件总不能都是些小偷小摸，张碧梧不得不向侦探小说的老主题遗产问题发展．笔就不得不突破家庭伸向社会。到了此时，张碧梧的笔有些稳不住了，他只能对社会生活避而不写，仅写些破案过程，这就又回到了他的侦探小说过分单纯和明朗的老毛病上来了。在人物设置上，张碧梧把“华生”式的助手去掉，就写一个侦探主角，这在侦探小说之中确有独到之处，但是他没有处理好侦探主角过分“神化”的问题，侦探的结案推理就失去了对象，侦探在侦探过程之中的“得计”和“失策”失去了过渡，整部侦探小说的情节发展就减少了缓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开始时，张碧梧就叫宋悟奇的此友或彼友做宋悟奇破此案或彼案的临时助手。然而，宋悟奇总不能一天换一个朋友，也并非是只有朋友才去破案。到了写遗产问题时，张碧梧只能叫宋悟奇收了一个徒弟，叶张窥微。此时，宋悟奇大约才破了10个左右的家庭案，就又逐步地汇入了侦探小说的“流行色”了。 张等悟笔下的官方警探似乎太生了些。程小青笔下的官方警探也不聪明，但他们的思路常常代表着读者的某一种猜测，而张碧梧笔下的官方警探的思路却连一般的读者都不如。例如，在《歌残舞歇》之中，红坤角王艳冰死后的现场勘察中有这样一段分析：“这位枪弹是从她的右乳下方打进，从左边肩窝射出，再射进她左边的墙上，离地约摸五尺高的所在，射入约四五分深。悟奇再瞧这间卧室的内容，左右两方都是墙壁，并无窗户，只前面有两扇窗户，窗外便是弄堂，这时两扇窗户都关闭着，自在井已扯上，大约是因为淴浴的原故。”这种情况，一般人都能看出是自杀的可能性很大，而作者为了提高宋悟奇的形象，就叫一个官方警探出面，用一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理由硬要说明是他杀。其实，用一个蠢笨如猪的人作陪衬，私人侦探再精明其程度也不会太高。很显然，张碧梧把侦探小说中的那种“捧”“逗”的手段看得太简单了。 另外，在办案手段上似乎也并不高明。《箱中女尸》一案中，宋悟奇看见盛放女尸箱子上的货物标记和号码后，就顺着这条线一路追下去，虽然找了几个人，但还是最终还是很顺利的查出了案件的真相。箱子这个线索在侦探小说中一般只能作为辅助路线，或是设置成“死胡同”留给警方侦探追查，作品中却成了破案关键所在。读者看着侦探察访知情人也没有什么悬念可言，最后也就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张碧梧的侦探小说创作不是属于上乘的，但他的侦探小说理论读来倒颇有点味道。1923 年，《侦探世界》创刊时，他是以理论家的面目出现在其上的，几乎每月上都有他写的一两篇理论短文。他说： “侦探小说的情节大概不外乎谋杀陷害和劫财等等，读者读了之后，试问发生甚么感想呢？恐怕不过只在脑中留下这个恶印象留了，这岂是小说的本旨，所以我以为在这种情节当中务必使他含蓄着劝善惩恶的意思才好。”“劝善惩恶”是通俗文学作家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张碧梧提出这样的要求，固然可以理解为他试图将外来的文学品种纳人他们的价值规范之中，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张碧梧的小说创作不仅追求可读性，也还是要求思想性的，是有一个创作“本旨”的。 “要做良好的侦探小说，必须善用险笔。”“做侦探小说最忌的毛病是平铺直叙，必须奇峰突起，出于读者的意料之外，读者的兴趣才能浓厚。”这个“险”是案子险，是侦探过程险，更应该是读者的阅读效果险，案子发生平平常常，破案过程一帆风顺，阅读起来不痛不痒，小说又怎么能抓得住读者呢？ “在刚动笔做的时候，必须把全篇的情节，大概拟个腹稿，然后一层层的做下去，才能前后贯通，有呼有应。因为前面所述，都是后面的根由，后面所述又都是结束前面的。倘胡乱的做起来，便难色有错误和矛盾的地方了，也是做侦探长篇的一种难处。”小说创作必须有一个基本思路和基本结构，这本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对于惯于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通俗作家来说，显然是较高的标准了。张碧梧从侦探小说创作之中悟到了这个道理，也可算是他的收获吧。 “我国作者做侦探小说的程度实在幼稚得很，这是无庸讳言的，所以不妨把外国的侦探小说翻译尽量当做研究的一助。”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些外国作品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呢？张碧梧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外国的人名、地名酌量缩短或者只译起首的两三个音，使它们“仿佛是中国的人名和地名”。这段话涉及到如何处理外国侦探小说的问题，可以看出张碧梧是肯定外国侦探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又欲使外国侦探小说中国化的思维趋向。然而，他只想到人名、地名这些最表层的现象，没有能从中国读者的民族心理等更深层的层面上作出更深人的阐述。这种认识程度的表面化，自然会影响到他创作上难以在“中国化”上取得成功，反而会给自已的创作中出现“欧化”色彩留下了借外国侦探小说为一助的借口。 以上这些理论探索自然是不够深刻的，它说明了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发展之途是很艰辛的。不过，它也表明了张碧梧的创作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是想努力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的。 赵苕狂（1891一？），名泽霖，字雨苍，取霖雨苍生之意，别号忆凤，浙江吴兴人。他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和李定夷是同学，许指严是他们的老师。许指严和李定夷是1915年左右中国第一次文艺杂志期刊热潮中的活跃人物，先后担任过《小说新报》的主编。他们对赵苕狂的影响较大。赵苕狂在读书时就开始在《小说新报》、《小说大观》等杂志上发表小说，早期作品有《禅耶毒耶》、《死死生生》等。这些作品均为外国侦探小说的译述。肄业后，赵苕狂进入编辑界。在编《游戏世界》之前，曾在小报《四民报》中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严芙孙说他“生得短小精悍，双目炯炯”，“他从小躲在帐角里看书，所以造成一双很深的近视眼。他生平的嗜好，最欢喜吃酒”。赵苕狂平常除爱看书外，有两大嗜好，一是喜购马票，在杂志任职时总是先跟老板说好，每逢春秋两季赛马，就允许例假。二是喜酒，不醉不归。关于喝酒，郑逸梅回忆说：“一次，对方婉却，他拿起瓷盆，掷诸地上，合座为之惊讶，人问他为何发怒？他说：‘倘不喝酒，有如此盆！’所以他每次酒叙，明天往往遍访同座者，询问：‘昨有否失礼及得罪处？’，向人道歉。”赵苕狂的作品集主要有《玉碎珠沉录》、《闺秀日记》、《剑胆琴心录》、《江湖怪侠》、《太湖女侠》、《神怪斗法记》、《个中秘密》（侦探小说）、《鲁平的胜利》（侦探小说集，1948年正气书局出版，收录《狭窄的世界》、《鲁平的胜利》、《少女的恶魔》3篇）、《赵苕狂说集》等。从这些作品集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赵苕狂发表的作品多且杂，涉及面也很广泛，社会、言情、武侠、侦探等小说体裁他都写过。在文体上，他写过文言小说，也写过白话小说，甚至还学新文学的样式，写过一些“新小说”。他是一位思维活跃、兴趣广泛的通俗文学的名编辑和名作家。 对于赵若狂在中国侦探小说史上的地位，严芙孙说：“他的小说自以侦探最为擅长，可以与程小青抗手，有门角里福尔摩斯的徽号。”说赵若狂的侦探小说能与程小青抗手，这个评价高了些，不过，说他是“门角里福尔摩斯”，这个徽号起得倒比较恰当，说明他创作的侦探小说虽上不了大的场面，但在“门角里”有他的一席之地。 赵苕狂对中国侦探小说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侦探世界》杂志编辑思想的改革，二是他的侦探小说的创作。 赵苕狂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的名编辑。他编的最早的有影响的刊物大概是1921年夏大东书局创办的《游戏世界》，他和周瘦鹃同为该刊编辑主任。此时的周瘦鹃已是蜚声文坛的作家和编辑了，作为涉足文坛的赵苕狂跟着他显然受益匪浅。《游戏世界》的编辑体例是循周瘦鹃编《礼拜六》之路的，其作者队伍亦相仿，只是语言上更加白话化了。《游戏世界》时的赵苕狂不仅熟悉了编辑业务，而且熟悉了一大群通俗文学界的知名作者，这为他以后编《侦探世界》奠定了基础。1923年11月《游戏世界》停刊后，赵苕狂进入了《侦探世界》，成为接替陆澹安的日常编务，此时《侦探世界》正出至第13期。赵苕狂进入《侦探世界》后，对《侦探世界》的编辑思想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最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多刊载中国作家自己创作的侦探小说，而非仅仅是一些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之作，同时也扩大了作者队伍，除程小青、陆澹安、孙了红、俞天愤这些中国侦探小说名家之外，在该刊上还可以看到徐卓呆、王天恨、张碧梧、范烟桥、漱石生、何朴斋、徐耻痕、张舍我、胡寄尘、马二先生、范佩英、陶凤子、范菊高等人的名字。此举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建设关系重大。清末民初看上去侦探小说在文坛上最为热闹，但仔细辨别起来，十之八九均为外国侦探小说的译作，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侦探小说是寥寥无几的。即使是这些少得可怜的侦探小说的创作在杂志上发表时也被大量的侦探小说的译作所淹没。现在由《侦探世界》出面有意识地号召并集中刊发中国作家创作的侦探小说，这就提醒了中国侦探小说作家不要太热衷于译述外国侦探小说，而应该拿出自己的侦探小说的作品来了，对当时的文坛时尚起了一个反拔的作用。事实上，自《侦探世界》提倡中国人创作侦探小说之后，那种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乱哄哄的局面基本停止了，除了几部经典作品的译作之外，中国作家的侦探小说明显增多。另外，集中刊发中国作家创作的侦探小说的《侦探世界》为中国侦探小说史提供了实绩。其上的一些名家名作使得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一出手就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同时，一些后来颇具成就的侦探小说家在此也有一个练笔的机会。 二是加强了侦探小说的理论研究。自第13期始，《侦探世界》专门开辟了侦探小说理论研究的栏目，每一期上都有1至2篇的短评，这在只顾创作，很少去研究创作规律的通俗文学界也是令人为之耳目一新的。从赵苕狂对《侦探世界》编辑思想的改革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侦探小说正从单纯的模仿的翻译热中逐步冷静下来走向自我创作和冷静研究创作之路上去。赵苕狂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前景看得比较深远。 侦探小说在中国并不丰，但却有高手强将，要想在其间获得一席之地是很不容易的，赵苕狂能够崭露头角，依靠的是他“偶然写之”的数量不多的《胡闲探案》。在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以及小说创作的技巧上，《胡闲探案》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它还是表现遗产和情杀的两大主题，还是“福尔摩斯－华生”的写作模式，甚至连胡闲的助手的名字，干脆就叫做“华生”。这部系列小说塑造了一个很有个性的私人侦探形象——胡闲。胡闲，被人称之为“失败的侦探”，十桩案子倒有九桩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并不是指他破不了案，而是说他在破案的过程中，常常有遗漏的地方，案子不能破得十分圆满，当然，这些遗漏的地方井不影响大局，但总留下了一些遗憾，或者更确切的说他是“事后诸葛亮”。其实，这正是作者聪明的地方，胡闲虽是“失败”了，但他终是将那些丑恶和罪恶揭露了出来，他的失败史，正构成了整个案件的侦破史，所以说胡闲探索，虽败犹荣。例如，《胡闲探案》系列小说中，有一篇小说叫《鲁平的胜利》，写一大亨和女仆通奸杀死自己的妻子，为了遮人耳目，大亨就把胡闲请来被他亲手做的案子。胡闲四处奔波，东撞西碰，一无所成，最后在鲁平的引导下才破了案。鲁平讽刺他说：“胡大侦探，我真是给你抱屈，就这上海一市而言，私家侦探也不知有多少，他却单单会看中你呢！”言下之意，他看中的正是你胡闲的“失败”，选中你胡闲私人侦探的身份是为自己打掩护的。然而．正是由于胡闲的“失败”，才摸清了案件中的很多疑点，揭示出大亨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事，为最后的胜利扫清了障碍，没有他的努力，整个案子是无法理顺的。胡闲是“失败”了，但失败之中有他的光荣，有他的道理！ 胡闲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他的性格，他一心一意地想当大侦探，想当“中国的福尔摩斯”。他努力学习侦探学，努力模仿着福尔摩斯的举动，甚至在一些细节上都在模仿。例如，他不会抽烟，但因为福尔摩斯有一只烟斗，所以他也备了一只烟斗。但是，他的这些模仿也仅仅在形象上，但实际办案的时候，他就把“福尔摩斯”丢在一边去了，他幽默风趣，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和别人打哈哈，严谨严肃之中却又活泼灵动；他既“胡涂”，又“闲散”，他失败以后毫不气馁，即使明知可能还会失败，但还是要追根寻底下去；他经常失误，但失误的原因常常是由于过分地为别人着想而造成的，所以他的失误之中，不乏可敬可爱。 正因为胡闲是一个“失败的侦探”，作者在设计小说情节就有了“出格”的理由。以《少女的恶魔》为例。这部小说写了某市每到星期五凌晨二时必有一位少女被杀，这一恶性案件一时引起了全市人心惶惶。“失败的侦探”胡闲竟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起十分棘手而又影响极大的案子。在其他侦探小说当中，当侦探接手某一起案子时，其凶手也就在被动地受追寻之中了，至少其犯罪行为也应中止。而这部小说不同，胡闲接了案子之后，犯罪行为不但没有中止，而且是变本加厉了。胡闲虽然着急，却眼睁睁地看到又有两位少女在连续两个星期五凌晨二时被杀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出现在霍桑等人的身上，那是极大的失误，但放在胡闲身上，读者也就会一笑了之。作者已经声明在前了，这是一个常出漏洞的私人侦探。而且胡闲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办案“譬之于水”，那些被杀的少女“只是一些支流，我们既已知其总流所在，尽可直接探源，正不必枝枝节节，作此事倍功半之举了”。把少女的性命比作无碍主流之支流，让其流淌，虽使人难以接受，但从整个案情发展来看，并不无道理。 别的私人侦探一旦接了案子就要进行实地考察，像霍桑那样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一定是亲身前往的，然后再寻出蛛丝马迹，归纳推理，顺利地破案的。而胡闲却雇了一个“牛司”——包打听，此人叫顾百晓。胡闲破案的很多重要材料不是来自现场勘查的第一手，却是从顾百晓处买来的。大概是怕读者非议，作者在此插了一段：“不论公家侦探或私家侦探，只要问他要，比之自己出马还要来得好。”不过，作者也考虑到侦探小说的特点，对于顾百晓提供的信息也都是一些背景资料，并不是什么关键线索。 在《胡闲探案》中的官方侦探不再是私人侦探的陪衬，不再是尽出些愚蠢的主意，成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他们在胡闲破案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成为他的不可缺少的帮手。在《少女的恶魔》中胡闲不仅以警署作为得知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且主动地去向警察求助。胡闲对警察局长说：“这件事情太关重要了，我是自问不能胜任的，所以不得不来求援于你了！”这样的语言在霍桑嘴里是永远不会听到的，但对一个办案经常失败的侦探来说，听起来就根自然。赵苕狂的侦探小说之中，这些“出格”的举动带来了一些很好的效果，读者除了有一种新鲜感之外，还有一种真实的感觉，它多少弱化了侦探小说之中情节过分的精致性、寻找证据过分的巧合性和官方警探过分的铺垫性的程式。 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么一个“失败的侦探”形象呢？赵苕狂在《鲁平的胜利·序》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有许多的成功都由失败而来！故对于失败不能一概抹煞的！那么，人们写侦探小说，为什么只写一般大侦探的成功史，而不写他们的失败史，真使我大惑不解！而况，讲到失败，其情形也各有不同，有的举措失当，全军覆没；有的事败垂成，功亏一篑。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方面，而把这些失败史写出来，不是较之一般大侦探作纪功碑，写成功史，一味歌功颂德的，更其要热闹而好看吗外？”看来作者写“失败的侦探”胡闲，是有意而为之，是为了独树一帜的。 此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作品还有张无铮的《徐常云新探案》、姚赓夔的《鲍尔文新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新探案》、朱（羽戈）的《杨芷芳新探案》、何朴斋的《东方亚森罗平案》等等。 张无铮，杭州人。他是《半月》推出来的侦探小说家，他写的侦探小说统称为《徐常云新探案》。 张无铮总是以历史悬案作为他小说的素材，因此，他的小说从整体上说就是一个大的悬念的设证的故事。例如，他的《铁锚印》写的是5年前一伙黑帮为分珠宝不均而火并的历史悬案，5年后残余的黑帮为复仇而引起了一系列的谋杀。再例如，他的《X》是写黑帮追寻丢失了8年的名单的侦破故事。这种以历史悬案作为素材的侦探小说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故事套故事的格局，因此，有较强的历史纵深感。当然，在中国侦探小说作家中决非只有张无铮一人以历史悬案作小说的素材，更谈不上为张无铮所独创，但是张无铮的这类小说的确是写得最好。究其原因，就在于张无铮比较娴熟地运用了悬念的技巧。 张无铮的小说放得比较开，显得灵动和活泼，他不是把悬念仅仅局限于场面和事件上而是设置悬念写人和人的情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力作《Ｘ》。大亨季同超要招聘一位秘书，来受聘的是一位脸白得像—张纸似的年青人，此人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从何处来，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知，只知道自己曾经生活在一个带有天井的屋子里，天井四周是很高很厚的墙壁，每天有一位老人负责他的饭菜，每天又有一位老师负责他的教育。只到有一天被老人蒙上了眼睛走出了房子，手持一封推荐信来到了季同超这里来。小说—开始就是一个很大的悬念。季同超在口试了此人后，发现此人智力超群，应答自如，他没有任何理由不聘他，于是此人就成为了季同超的秘书，取名“X”。Ｘ处理秘书的事务具有超常的能力，甚至能将季同超心中所想的事情事先安排好。此人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再加之好事的记者的宣扬，也就成为杭城的一大新闻。然而，就在“Ｘ”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X”又出现了新的新闻，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发现了一只空的野猫牌的火柴盒，仔细地看过之后，竟然惨叫几声神经发生了错乱。他被送进了医院，但却三番五次地逃跑，最后终于失踪了，同时，人们在河边发现了一具面目模糊的尸体。小说就是这样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的展开。在徐常云的侦破之下，案情真相大白了。原来“Ｘ”只是受雇于黑社会“二十五人”的一个匪徒，到季同超处搜寻那只野猫牌的火柴盒，这只火柴盒里登录了这25个人的名字。他之所以编排那刚离奇的故事并化名为“Ｘ”，是为了引起新闻界的注意，从而将自己的动向传达给黑社会组织；当他发现那只野猫牌火柴盒并没有什么名单后，觉到这是一个圈套，他就只能诈病而逃跑。至于那具尸体只是他在逃跑的路上为制造假象而杀死的一个猎人。 这部悬念丛生的小说，读起来令人兴味盎然，就在于作者是把人和人的情绪作为悬念来处理的。场面和事物都是静止的东西，以此作为悬念，小说就只能围绕着它展开，显得比较呆板。人和情绪是流动型的，随着他们的活动和变化，悬念就会不断地出现。不断出现的悬念，又造成了阅读中的不断地设证，阅读的兴味也就在其中生成了。 通俗文学和纯文学比较起来，一个重要的不足之处就是小说的情境空间过于紧密，特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作品几乎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的反复的交待，因此，造成了冗长繁琐的毛病。侦探小说需要交待和说明，但又要巧妙地留下阅读空间，让读者更多地参预到小说创作之中去。应该说，在这方面张无铮有不足处，做得还不太够。张无铮的小说都比较长，其中繁琐的交待和说明实在太多了。他生怕读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吃力地将每一个问题都说得很清楚，结果反而影响了他的小说的阅读效果。 张无铮的侦探小说集中刊载在《半月》和《紫罗兰》上，数量井不多而且他似乎没有坚持下去。所以和那些侦探小说大家们比较起来，影响并不大。不过，凡是读过他的侦探小说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其中那种兴味。 姚赓夔的《鲍尔文新探案》以侦破那些利用新手段进行的犯罪为主要的特色。例如，他的《不测之死》是写罪犯用一根有毒的灯芯，趁卫礼博士在做实验时将其毒死。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但科学的谋杀的题材却是十分新颖的。上海都市化的重要特色是交易所的产生。交易所给上海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但也确实造成了几家欢乐几家愁，成了各种犯罪的动因。姚赓夔将交易所犯罪作为他的小说题材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淮耶》。 从艺术上评价，《鲍尔文新探案》显得比较平谈。大概是为了使鲍尔文更有个性一些，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突出了他的性格比较怪异。但是性格的怪异并不表现在他在破案过程中有什么超乎其他侦探的地方，而是表现在对助手判断失误的冷嘲热讽和对受害者的发脾气上面。这样处理人物形象似乎实现了，但并不高大，私人侦探之所以为人们所尊重，除了他们超群的智力和非凡的勇气之外，还在于他们有着比较健康的人格。另外，《鲍尔文新探索》的情节设计也显得比较呆板，波澜不够。优秀的侦探小说除了结尾追求出人意料的效果外，在情节发展中总是要设计一些曲折，一些令人寻味的悬念，以增强小说的阅读兴味。而《鲍尔文新探案》总是悬念在前，然后一破就见底，其中依靠的是鲍尔文的才干。这种做法实在太一般了。 《鲍尔文新探案》试图抓住一些新的事物写出中国的侦探小说的时代特色来，但对侦探小说的独特的美学特征把握得还不够，说明中国的侦探小说在建立自己的风格时是十分艰辛的。 王天恨的《康卜森新探案》数量较多，大约有20多篇。他是《半月》、《紫罗兰》上的“侦探之友”的主要作家。 王天恨的侦探小说是典型的平民式的侦探小说，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叙事空间：中国式的小巷深宅。这种小巷深宅往往是一户连着一户，房宅之内是厅堂、厢房等典型的中国民居的结构。这些小巷深宅是罪犯的活动场所，又在往是侦探破案的推理根据。 住在这些小巷深宅里的人大多是世家子弟，他们恪守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并以此作为做人持家的规范标准。王天恨很善于揭示出这样的家庭中的罪恶，并以此而反映出他们特有的精神状态。《飞来之尸》中的凶手何汉三之所以要杀掉元之，是因为他的妻子蒋紫琳不爱他这个媒约之婚的丈夫，而爱她自由恋爱的情人元之。本来蒋紫琳和元之可以成为幸福的一对夫妇，就因为蒋紫琳的父亲认定蒋家世代没有自由择好之女，偏要把紫琳许配给了何汉三，结果酿成了这幕悲剧。《网中刀》的破案并不需要如此曲折，因为对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和真正的凶手作为死者陈叔才的弟弟的陈秀才完全知晓，但是无论是警方还是康卜森找他，他均说不知。这倒不是陈季才与凶手有什么瓜葛，而是陈季才担心案清一旦大白，有损于陈家的名誉。 王天恨的侦探小说中还有不少中国市民生活的人文景观的描写，其中写得最好的是他对江南城镇茶馆的描述。在中国江南城镇中，亲情实际上是一种大众交际的场所，这里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亦可以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康卜森的破案往往得力于此。王天恨的侦探小说具有比较浓厚的市民色彩。这种色彩的形成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由他的个人的生活经验所决定的。王天恨不是不想他的小说有点洋气，否则他就不会给他的侦探主角取名为洋味十足的“康卜森”了，只是他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使他洋不起来，于是他就干脆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做文章了，这样的文章倒使他在中国侦探小说史上具有了特色。 王天恨的小说开始时总是设计了很多“谜”，然后故意留下很多能够引发读者去思考的线索，当读者根据他所留下的线索进行思考并自以为找到答案的时候，作者再拿出很多根据说明读者的答案全部是错误的。应该说王天恨的这种创作思路是聪明的，而且很有效果，它大大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问题在于，作者在否定读者的判断时，也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怎么来显示作者的高明呢？他让康卜森一人行色匆匆地外出勘探，而让康卜森的助手和官方警探都留在屋里焦急地等待着康卜森的回来。康卜森终于在大家万分焦急中回来了，或者默不做声，或者洋洋得意，或者自作沉思状。就在大家惊诧之中，康卜森忽然宣布此案已真相大白了。 抓获了凶手之后，康卜森向大家说明他的思路和判断是怎么形成的，线索和启发正是从他一个人外出勘探中获得了。康卜森的判断当然是正确的，但他的确不是和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如果连康卜森一人外出也寻不到线索时，王天很有时还会求助于神鬼。《网中刀》的案子就是这样破的。康卜森在向大家交待侦破过程时说：“真的到了山穷水尽束手无策的时候咧！到了晚上，我忽然想起一计，等他走出门到了黑地，我隐身暗处装做鬼叫，他大吃一惊。我又进一步作语道：‘紫卿啊，你认识我么？我就是陈叔才啊。’紫卿听了陈叔才三个字忽然怪呼了一声晕厥于地。 家人们闻声而至，将他扶起，良久才渐渐苏醒，嘴里忽嚷着饶命，家人们不知原因，当着撞了个甚么厉鬼，我却证实了他一定是刺杀叔才的凶手。”依靠装神弄鬼破获奇案的做法在中国公案小说中是常见的，出现在侦探小说中却是一大败笔，这不仅有背于侦探小说的科学的精神，而且有损于私人侦探的形象。 除了大量福尔摩斯模式的侦探小说，还有不少以亚森·罗平为模版的侦探小说。除了著名的孙了红以外，有吴克洲的“罗平（东方雁）系列”、何朴斋的“东方亚森罗苹”等。与孙了红笔下兼有侦探和侠盗特色的鲁平不同的是，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以侠盗的面目为主，大都是从“犯罪者”的角度来写，虽然涉及一些诡计，但破案推理的成分较少，很多情况下是在最后侠盗写封信给当事人说明自己作案的方法。民国时期侠盗人物的出现和受欢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社会环境比较恶劣，很多有钱人都是无恶不作的奸商和贪官，对于他们法律又无法加以惩处，侠盗的行径虽然是触犯法律的，但另一方面也使老百姓在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的安慰和满足。 民国时期侦探小说主要是刊登在一些通俗文学杂志上。早期并没有专业的侦探杂志出现，但作为一种栏目，侦探小说在中国文学杂志开始出现时就名列其上了。1902年，作为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的文学杂志《新小说》创刊时，侦探小说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栏目。通过这个栏目，外国的侦探小说得以完整地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而非以前的仅仅是介绍翻译一些片断。在这以后，当各类通俗杂志创办之时，侦探小说往往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各类杂志的栏目中办得最好的是周瘦鹃主编的《半月》及其续刊《紫罗兰》上的《侦探之友》。《半月》创刊于1921年9月，到1925年11月停刊，共出4卷96期。《半月》停刊后，周瘦鹃续编《紫罗兰》，该刊创刊于1925年12月26日，停刊于1930年6月，同样是共出4卷96期。从《半月》到《紫罗兰》时间跨度正好是整个20年代，是两份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侦探小说是这两份期刊推出的重点小说，除了每期均设立《侦探之友》的栏目外，还分别出过4期“侦探小说专号”。在这些栏目和专号上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风头不减，其中以周瘦鹃、张碧梧合译的《亚森罗苹最新奇案》影响最大。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栏目和专号上首次大规模地出现了中国作家创作的侦探小说，打破了侦探小说译作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张无铮在其上推出了《徐常云新探案》系列小说；王天恨在其上推出了《康卜森新探案》系列小说；姚赓夔在其上推出了《鲍尔文新探案》系列小说；朱（羽戈）在其上推出了《杨芷芳新探案》系列小说；吴克洲在其上推出了《东方亚森罗苹新探案》系列小说。除他们之外，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安等侦探小说名家也均在其上时而崭露风采。特别是程小青不但主持过“侦探小说专号’，而且还在其上作了一些侦探小说的理论研究，其中《侦探小说在文学上之位置》是我国第一篇从文学的角度上分析侦探小说艺术魅力的论文。《半月》和《紫罗兰》十分注意侦探小说的批评，几乎每一期都有侦探小说短评，这些短评仅仅数百字而已，但风格泼辣，语言犀利。例如，在《半月》第4卷第2号上，朱（羽戈）在《说说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一文中是这样评说当时的侦探小说作家作品的：“张碧梧的译著的侦探小说，长篇没有短篇来得好；张舍我的侦探小说比较‘问题小说’也觉相去很远；赵苕狂的侦探小说，他是另创一格，有几篇很好，有几篇读了，却莫名其妙。陆澹安现在译电影的侦探小说比以前进步多了，创作的《李飞侦探案》，我读了几篇觉得不甚曲折，然而也是极好的。何海鸣的侦探小说撰述得很少，不过做出来的，却篇篇是很好的。王天恨的侦探小说做得还好，不过不大曲折，因为侦探小说大都结局总要一反前情而不能反人情，方能令阅者拍案叫绝，称叹杰作，像《福尔摩斯侦探案》和程小青先生做的《东方福尔摩斯霍桑探案》大都是这样的呀。兰社张无铮的《徐常云探案》结构很曲折，不过用笔嫌枯率些，但在新进家里却要推做得最好了。”这样的评论对侦探小说作家们无疑是一种促进，它说明了在中国侦探小说刚起步之时中国的作家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所树立的标杆是比较高的。《半月》和《紫罗兰》每一期都刊载着很多图片，在“侦探小说专号”上刊载的柯南·道尔的照片以及中国一些侦探小说家的照片都是珍贵的历史史料。《半月》和《紫罗兰》是由大东书局出版的，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大东书局得益颇丰，这也就引起了同行业的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世界书局出版了了中国第一份以侦探小说创作为主的刊物《侦探世界》。 《侦探世界》的编辑者是严独鹤、陆澹安、程小青和施济群。据说，程小青的编辑是挂名的，因为他领衔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和创作的《霍桑探案》很受欢迎，世界书局想要取得出版程小青作品的专利，就送给他一个杂志编辑的头衔，同时也借他的名声扩大杂志的影响。到第13期，陆澹安退出，补进赵苕狂。该刊为半月刊，1923年6月创刊，1924年5月停刊，半月刊，共出24期。陆澹安在《编辑赘墨》中说：“……本杂志的作品，以侦探小说为主，而以武侠小说与冒险小说为辅，因为武侠冒险两种性质，于侦探的生活上很有一点联带的关系，所以兼收并蓄……”这番话实际上说明了《侦探世界》的取材特点以侦探小说为主，兼收武侠冒险小说。 《侦探世界》虽也刊载了不少翻译作品，但中国作家的创作却占大多数。中国的侦探小说家都在上面露了面，程小青有《怨海波》、《第二号室》、《毛狮子》、《舞场奇遇记》等；陆澹安有《夜半钟声》、《怪函》、《隔窗人面》等；孙了红有《白熊》、《傀偶剧》、《半个党羽》等；赵苕狂有《奇怪的呼声》、《真盗假盗》、《本地风光》等；俞天愤有《唯一的疑点》、《扁舟》、《三封信》等。其他喜写侦探小说的，如徐卓呆、王天恨、张碧梧、范烟桥、漱石生、何朴斋、徐耻痕、张舍我、胡寄尘、马二先生、范佩萸、陶凤子、范菊高等，都为该刊写了稿。该刊曾发表了一篇集锦小说《念佛珠》，由徐卓呆、胡寄尘、赵苕狂三人合作。 又有五分钟小说，是小小说性质。又刊登了李涵秋遗著《中国侦探之趣史》，并把涵秋亲笔写给编辑施济群的两封信印在后面，借此作为真迹的证明。 为了推动侦探小说的发展，《侦探世界》专门开辟了介绍侦探破案知识和辅导侦探小说创作的栏目，有程小青写的《科学的侦探术》、《侦探小说作法之管见》，胡寄尘的《我之侦探小说谈》，何朴斋的《侦探小说的作法》，吴羽白的《侦探常识一般》等。1932年底，赵苕狂组织了一次短篇侦探小说的有奖征文活动，先后受到征文稿200篇，从中选出10篇佳作给予奖励，前三名的作品还在杂志的第21期上刊登。 该刊维持的时间井不长，只有1年。在第24期的终刊号上，编者赵苕狂写了一篇《别矣诸君》，说明刊物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的原因：一、侦探作品太少。“同文中，做别种小说的很多，做侦探小说的，不过寥寥数人，并且侦探小说，比别的一般小说，来得费时，来得难做。不要说别人了，就是这几位侦探专门作家，也都视为畏途，轻易不肯落笔。因此一来，侦探作品就少了起来。作品一少，编辑上就大感困难，不能指挥如意了。”二、编辑时间太短。“半月一期，编辑别种杂志，或者很觉从容，编到侦探杂志，那就十分困难了，因为就把这半月中，全国侦探消说作家所产出来的作品，一齐都收了拢来，有时还恐不敷一期之用，何况事实上不见得能办到如此呢？但是光阴是不等待你的，眨眨眼半个月就已到了，为了免去脱期起见，不免胡乱排入几篇。至于说到选择精严4个字，那是在如此现状的侦探小说界中万万不能办到的了。”三、读者责备大多。“读者对于侦探小说，意见最是纷纭，有的绝对喜创作的，有的绝对喜译作的，有的喜情节热闹的，有的善思想空灵的。而且一般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比别的读者来得认真。他们对于侦探小说，确是出自内心的喜爱，不肯推扳一点，所以你偏于甲方，就来乙方之责备，偏于乙方，就来甲方之漫骂。因此一来，我们对于编辑方针更是无所适从了。”编辑先生诉了这么一大堆的苦经，说明了在中国创作侦探小说艰难，也使得中国这一份专载侦探小说的杂志这么快就寿终正寝了，侦探小说也只好又回到了各类杂志的栏目之中去了。《侦探世界》的停刊也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后来的侦探小说创作虽然一直在发展，但却没有再尝试办专门的侦探杂志。直到抗战结束以后，在上海才重新出现侦探文学刊物，最早的是《大侦探》。 1946年4月（一说为1945年11月）中国第二份专载侦探小说的杂志《大侦探》，由第一编辑公司发行。这份杂志从第1期到第19期由孙了红主编，后来由吴承达、吴怀冰、徐慧堂等人继任。该刊出版时间不定，约45天左右为一期，第32期时，出版时间是1949年3月16日，以后数期，出版时间未标，发行36期后停刊。 和《侦探世界》比较起来，《大侦探》以翻译外国侦探小说为主，中国作家自己的创作极少，除了主编孙了红的创作外，几乎没有其他作家的作品，颇有主编唱独角戏的味道。孙了红在其上写了一个长篇小说《蓝色响尾蛇》和一个中篇小说《航空邮件》。《大侦探》还刊载了一些社会上影响大的刑事案件的始末，如《谁杀死了筱丹桂》、《血溅宋公园》、《真如一命案》、《北站箱尸奇案秘密》等等，这些刑事案件都标为“实事侦探”。杂志编辑都从警察局探到一点内幕。再由记者给声绘色地渲染一番，以此作为招徕读者的手段。首先推出的作品是孙了红的侠盗鲁平系列新作《蓝色响尾蛇》。连载数期，读者反响强烈。与此同时，杂志又发表了署名长川的“黄雪薇、叶志雄夫妻侦探案”，丈夫叶志雄是警官，妻子黄雪薇是侦探，两人时而单枪匹马，独自作战；时而携手共进，联手出击，侦破桩桩奇案。这个系列共有近十个短篇故事组成，也是受人欢迎的作品。英国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的《皇苑传奇》（姚苏凤译）曾在该刊连载了一年半，大侦探波洛也广受中国读者欢迎。自孙了红从第19期消失后《大侦探》就全部是翻译作品了。 《大侦探》之后，上海又出现了四五种侦探文学刊物，其中影响最大，内容又以创作为主的有环球出版社的《蓝皮书》和合作出版社的《红皮书》。 《蓝皮书》1946年7月创刊，最初不定期，内容以侦探和恐怖作品为主，创刊时也是翻译作品居多，为了吸引读者，曾请了孙了红写恐怖小说，但是写了两篇就中止了，第一卷十二期出了一年半，第二卷起请了孙了红任主编。 《蓝皮书》原来的侦探创作作品以郑狄克的大头侦探探案为主，由大小十多个短篇作品组成，情节与描写都比较平淡，不足以吸引读者。孙了红主编后，请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作者还珠楼主发表《关中大侠》，销路一时大增。不久，程小青也将新写的霍桑探案《灵壁石》送来连载，孙了红自己也有侠盗鲁平的新篇《赛金花的表》发表，使《蓝皮书》成为最畅销的侦探刊物。该刊还连载过郑小平的女飞贼黄莺系列作品，描写川东女盗黄莺，武侠兼标，别有特色，连载尚未结束，读者已要求出单行本以求一睹为快。《蓝皮书》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二十六期。 《红皮书》创刊较晚，第一期于1949年1月20日出版，先后共出四期便停刊了。该刊由郑焰、龙骧任编辑，孙了红、程小青任顾问。出刊虽然不多，内容却很精彩。孙了红在该刊发表了侠盗鲁平的新作，中篇小说《复兴公园之鹰》，又为该刊专辟了一个短篇专栏，《红领带小故事》，每期一则，二三千字，构思奇巧，引人人胜。孙了红还和龙骧合作了一个短篇《祖国之魂》，这是侠盗鲁平故事中惟一与他人合作的作品。 《红皮书》很重视长篇作品，一至四期连载刊登的有龙骧的侦探小说《绯色的创痕》，路德曼的恐怖小说《冤沉海底》，郁醇的心理变态小说《当罂杰花盛开的时节》，都有各自的特色。因此，从第二期起，发行量便与《蓝皮书》并驾齐驱。 除了此以外，《红玫瑰》、《红杂志》、《快活》、《金刚钻》、《万象》、《春秋》、《紫罗兰》（后）等通俗文学主要期刊均推出过一些“侦探小说专辑”。在这些专辑上，译、作并存，长、短篇皆有，很多作家都在其上过了一把侦探小说的创作瘾。 总的来说，民国侦探小说写的大都是近代都市生活中所发生的案件，涉及赌博、诈骗、绑架、仇杀等许多方面。程小青的《黄浦江中》写黑社会绑架儿童案，《白衣怪》写复仇案，《舞宫魔影》写舞女被杀案；陆澹安的《夜半钟声》写骗取保险费案；俞天愤《白巾祸》写诈骗案……。这些案件中，被害者不一定是好人，杀人者也不一定是坏人。作案的动机、手段、工具更是五花八门。近代社会里比较先进的武器和科学技术，有的被用于作案之中。案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民初侦探小说的主角，完全由平民身份的侦探取代了清官和侠客。这些小说，有的模仿《福尔摩斯探案集》，采用双搭档探案的模式展开情节：《霍桑探案》中的侦探是霍桑，助手为包朗；《中国侦探谈》中的侦探是金蝶飞，助手是阿拜端。有的是侦探独自行动，如《李飞探案》中的李飞，《宋悟奇探案》中的宋悟奇等。书中的侦探，是人们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的那种人。他没有官吏的权势，也没有侠客的武艺，在他的身上甚至也没有清官和侠客那种“替天行道”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负荷。他像普通人一样住在平民区，过着常人的生活，侦探只不过是他所从事的一种职业。他在侦破案件方面的驱动力主要在于他对这类事情的兴趣，和他的敬业精神。确如霍桑所云：“我们探案，一半在满足求知的兴趣，一半凭着服务的使命，也是维持正义。”（《请君入瓮》）他虽然有超众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但却不是万能的。侦破案件对于他来说并不轻松，必须细致入微地勘察；大胆、谨慎，甚至是绞尽脑汁地思考；偶有不慎，也会像常人那样地犯错误。当故事的结尾，他把案子的谜底揭穿时，人们尽管钦佩他的智慧，但并不觉得有什么神奇，甚至也不觉得他的这种智慧是高不可攀的。仿佛他只是比别人更细心、更周密、更肯动脑筋。应该说，这种对平民侦探的赞美，让平民侦探在处理人命关天的事件中充任主角，反映了近代民主精神、平等意识的增强。 此外，小说中所写的案件，案情错综复杂，线索扑朔迷离。作品的重点是描写破案的经过，展示侦探的侦破能力。 民初的侦探小说虽然模仿西方侦探小说，但却具有自己的待点。这主要表现在，小说所写的故事，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世俗人情，完全是中国式的。欧美侦探小说只重视小说情节的曲折离奇、侦探主角的睿智和神勇以及小说结局的合理性，作家很少在小说中流露自己的感情，更不作是非判断。我国的传统小说比较注重教化，喜欢描写善恶报应，因此中国的侦探小说却总是设法在法律之中写出感情来。在情节演绎的过程中，作家总是忍不住地要站出来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或者发一些叹息和感慨。是情杀，作家就要评价一番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为财死，作家就要告诉读者过于迷于身外之物就会带来不幸；工于心计者，作家就要奉劝做人要光明磊落；碍于情面者，作家又要奉劝做人要有是非标准……因此中国侦探小说之中存在着显隐两条价值标准，显的一条是法律原则，隐的那条标准，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隐的这条标准不仅表现为作家的喜怒哀乐的情感，而且不知不觉地影响到小说案件的结局和主要人物最终结果的安排。在显隐两条标准之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隐的一条。在两条标准之间没有矛盾之时，法律正好是解决那些在伦理坏道德的有力武器。如果两者之间实在难以调整和搭配的话，作者往往会利用私人侦探和官方法律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特点，让道德审判高于法律审判，或者只查明原因，不追究责任；或者隐瞒真相，惩恶助善；或者私放真凶，另寻活路。如程小青的《白衣怪》中裘海峰的恐吓造成了他的罪有应得的叔叔的死亡，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作者却让他仅受到缓刑的处分，还去了法国留学，与堂妹成全了美满姻缘，这就是道德准则的支配。 民国侦探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以故事情节的惊险离奇，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取胜的做法，代之以严密的推理结构小说。我国传统的小说注重故事情节的“奇”。即人们常说的“无奇不传”。这种奇可以有这样两种解释：一是超越现实的离奇；二是由偶然因素、巧合所形成的出人意料的结果——奇巧，也就是“无巧不成书”。作品正是靠了这种“奇”引人入胜。侦探小说是一种崭新的小说品类，人们对它的要求与以往的小说也有明显不同。例如，人们对公案小说中鬼神鉴察之类的描写比较宽容；对于侦探小说，却不允许它有一丝一毫的失去现实依据的描写，也不允许它有任何有悖于情理的推测。所以，侦探小说所写的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事，它容不得任何超现实的想象，容不得夸张，就连过分的巧合都是败笔侦破案件，只能靠扎扎实实的勘察、取证，精密细致、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仅如此，小说家还必需注意使他的作品具有逻辑推理的力量。对于我国小说家来说，这种逻辑推理的运用难度较大。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说：“写侦探小说大概需要一种特别的才能，不能随便可以下笔的。即使有人试写也不易显出特色，站不住。”这里所说的“特别的才能”，当指逻辑推理的运用。如果说，侦探小说也需要奇的话，这只能是好奇。人们看到错综复杂的案例，激发出一种好奇心，并由这种好奇心驱动，认真地研读作品，并依据作品所提供的材料，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积极地进行思考，最后探明事情的真相。因此，侦探小说比任何种类的小说都更贴近现实，富于科学精神。而侦探小说的这种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精神，不仅仅是反映了文学观念上的创新，还反映了近代社会人生格调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民国侦探小说家也注意到了（并在他们的小说中也有较好的运用）侦探小说的特点——错综曲折的情节、令人瞩目的悬念、出人意料的结局、严谨缜密的结构。如陆澹安的《半夜钟声》中的作案者竟然是“恩人”杨德泉，俞天愤的《白巾祸》的作案者竟然牵涉到办案的警察，这些结局出人意表，但经过侦探的解释后读者又会觉得合情合理。再如张无铮的《X》中那个“X”秘书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被派来给大亨当秘书，他为什么又突然逃走，这一连串的悬念不得不让读者疑窦丛生，看个究竟。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民国侦探小说还是没有跳出福尔摩斯或亚森·罗平的窠臼。在破案过程中，他们大都注重实物证据，多为发现一个微小的被人忽视的线索然后追踪下去最后破案，从犯罪心理方面寻找犯罪痕迹从而破案的不多。欧美侦探小说善于在大背景下写人的复杂关系，小说时间跨度大而且形成案中案的格局。中国侦探小说背景比较小，大都以家庭作为写作景境，以血缘关系作为关注的中心，从气势上和情节安排上无法和欧美相比。不过，民国侦探小说毕竟在中国侦探小说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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