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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坡和他的“推理故事” 1841年4月是一个值得每个侦探小说迷记住的日子，因为第一篇现代侦探小说出现了——爱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莫格街谋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登载在《葛雷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上。 推理史上第一位名侦探——C.奥古斯都·杜宾（C.Auguste Dupin）出场了。他有着知识分子的习惯、考究的追求、自命不凡，但关键是他有着思辨的头脑。在这篇文章里，杜宾试图调查一件他在报纸上看见的不可思议的奇怪的犯罪：两个女人在一间看起来密闭房间里被残忍的杀害了，毫无疑问没有人可以在案发后离开现场。杜宾就将他的逻辑推理方法用在了这个案子上。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篇文章都是一个奇迹，即使在福尔摩斯的时代里杜宾也会毫不逊色。究竟是什么促使坡写出如此划时代的作品呢？现在我就来回答上一章结尾时留下的疑问。 我说过，《莫格街谋杀案》的出现关键在坡本身，不妨先看一下坡的生平。爱德加·爱伦·坡是一个私生子，父母都是流浪的演员，出生不久父亲就不知去向。三岁时，坡被里奇蒙商人约翰·爱伦夫妇收养，虽然爱伦夫人对他很好，但是小爱德加还是感到恐惧和孤独。养父爱伦总是有意无意的让爱德加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家庭的“特殊”身份，使得爱德加缺乏安全感，开始对养父表现出敌意，对养母的关心也表示怀疑。这种不安的情绪造成了爱德加日后残缺的与众不同的个性。 小爱德加五岁就被送到学校上学，不久同学们都惊讶于他的智慧，还把他当作是一个神秘人物。在成长过程中，他变得越来越聪明、有学问、有胆识，成为了孩子王。在游戏时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的玩伴，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病态敏感和孤僻的孩子。他常常不时的发愣，还找机会孤独的一个人的把自己的感受、幻想用文字或图画表现出来，但他从不示人，他预感到同龄人或是大人都不会对此感兴趣。 1827年坡的第一本诗集《铁木尔》在波士顿出版。不久他就加入了军队，军队里爱德加凭借着自己的文学才能也是名声大作。1831年他离开军队到了纽约。1832年爱德加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833年获奖小说《瓶中手稿》在《星期六游客报》上登出。 虽然爱德加在文坛有了名声，可是总是为了生计而不断奔忙，养母去世后养父爱伦对爱德加非常不好，1834年去世时什么也没留给爱德加。1835年，26岁的爱德加和13岁的表妹弗尼亚在巴尔的摩秘密结婚。不幸的是表妹竟然不能正常地发育，加上事业上的不得志，爱德加·坡经常借酒消愁。 1837年爱德加·坡闲居纽约，迫于生计他研究起了密码破译，接着就在报上登了则启事：他可以破译任何密码，愿意为任何将密文寄给他的人效劳。不久，坡就收到几百封密文，他凭借着自己的天才智慧一一破解，也算解了家中的燃眉之急。后来的名作《金甲虫》就是这一时期积累的结果。 1839年10月，爱德加·坡在《绅士杂志》上发表了短篇恐怖小说《厄舍府的倒塌》，11月他的两卷本短篇小说集《怪诞与阿拉伯故事集》出版。这些恐怖类型的小说呈现出的人类内心世界的阴暗面正是他自己畸形性格的体现。 1841年某天，爱德加看见弗尼亚和她的花猫在嬉戏，忽然一幅奇怪的画面在坡的脑中闪现： 凌晨三点，街上一片死寂，一只猩猩看见一间房子亮着灯，于是跳到房子里，拿着剃刀模仿理发师在女人脸上乱刮，一旁的另一个女人当场昏倒，猩猩闻到了血腥味，杀机大起，臂膀一挥几乎将女人的头割下，它又跳到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将她掐死。又蹦又跳的猩猩在房内兽性大发一阵之后逃跑了…… 不过这篇文章不能用以前写恐怖小说时的样式写，应该依靠一个智慧过人的人通过分析来解决，对，就是推理的方式。于是《莫格街谋杀案》出现在世人的眼前，独具创造性的理性的逻辑推理加上坡固有的恐怖神秘，使它开启了现代侦探小说的大门。 坡不仅是文学鬼才，智慧也是无人能及。不仅在破解密码方面从未遇到难题，而且还把他的聪慧的推理运用在实际中。1842年2月，当查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巴纳比·拉奇》还在连载之中，坡就根据已有的情节推理出将会发生什么，并指出了最后的真凶。虽然在某些细节上坡有些失误，但是真凶还是被他一语中的，这让狄更斯本人也十分惊讶。后来狄更斯访美还专程去拜访了坡。坡的第二篇杜宾故事《玛丽·罗瑞神秘案》（1842年11月）就是根据当时一件纽约的悬案——玛丽·塞西利亚·罗杰斯一案收集报纸资料创作的，在出版之后很久两个人的供词（其中一个是故事中的德鲁克夫人），充分证实了总的结论，不止是总的结论，而且还证实了所有假设的主要细节。他的另外一篇非杜宾系列的小说《金甲虫》于1843年10月在《美元报》刊出，并获得短篇小说优胜奖，这篇以密码破译为主要情节的小说大约是几篇推理故事中在当时最受欢迎的了。 可以这样认为，爱德加·爱伦·坡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侦探小说，一方面取决于他天才的智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身世和心理。他丧母、被领养、与养父决裂、妻子得病、不得志，等等，都使得坡产生了与常人迥异的病态心理，他的大量的恐怖小说就是这种心理的体现，他对逻辑分析这种数学式理性的执着则是他感觉自己快要发疯是对自己的理性的证明，显露出他被压抑的不正常的欲望。在《莫格街谋杀案》中，他显然不是为了正义的审判，猩猩作为“罪犯”被捉使得法律上成功有点微不足道，毕竟在在通常情况下猩猩并不能产生严重的威胁。杜宾参与调查是为了这带给他的刺激和满足，而没有其他动机。坡本人也是如此，仅仅想证明自己的理性。 再回到坡的小说上来。《莫格街谋杀案》写作的方式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它以散文开头，持续了好几页，试图讨论用“分析能力”解决难解之谜、难解之题、难解之符号的破解之道，作为例子还提到了下棋、打牌中分析方法的运用。必须承认像许多坡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解释一样，这些分析谈不上专业，但是它们却深深影响后来的侦探小说家，尤其是直觉派的诸位大师们。接着杜宾出场了，着手解决这件现代推理史上的第一件案子，也是第一件密室杀人事件。谈到杜宾的解决方法不是非常复杂，大约就是现在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思维——用他自己话就是“发生了什么以前从未发生的事情”。他从证词中抽丝剥茧，找出“特殊的”东西，根据推理而给出合理的解释。当然，《莫格街谋杀案》的贡献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它还是一部“推理小说理论的完整手册”（多萝西·赛耶斯语）。不仅在开头，而且在正文中很多地方杜宾都给出了他的侦探哲学，聊举几例： “事实上，越是重要的知识，我越相信，越是在表面上显现出来。”； “在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调查中，不应该问‘发生了什么’，而应该问‘发生了什么以前从未发生的事情’。”； …… 很明显这些话都被后来的侦探小说家们奉为“圣经”，无论是阿瑟·柯南·道尔，还是S.S.范·达因。 坡显然对杜宾十分满意，因为他又两次在他的小说中出现了杜宾，而他很少写连续性的作品：在《玛丽·罗瑞神秘案》（The Mystery of Marie Roget, 1842－43首次连载发表在《妇女之友》，The Ladies' Companion）中，运用逻辑分析了一件真实的案子；在《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1844年11月发表于《礼物》，The Gift）中，杜宾找到了狡猾的D——先生藏信的地方，这封信他原本打算作为敲诈的资本的。 《玛丽·罗瑞神秘案》完全是根据报纸的讯息来推理案情的，可以说这是一次杜宾足不出户的调查，也是后来“安乐椅神探”（Armchair Detective）的原型。不过现在的读者也许对这篇文章不会太感兴趣，过多的细节追求、冗长的引述和推理使得文章显得有些枯燥乏味。 1844年7月，坡在写给诗人洛厄尔德信中提到“即将在《礼物》上发表的《失窃的信》可能是我写的最好的推理故事”，的确，这篇文章没有了坡的诡异风格，更多的是在阐述分析和分析分析过程。故事很简单：D——先生偷了王后的信，警察局长搜查了G——和他家的每个角落，可是没有找到信，不过他确定信就在他家，于是请求杜宾出面帮忙。杜宾和G——开始了斗智，杜宾又开始演讲他的侦探哲学了，先是举了小学生玩“单双”游戏的诡计，然后引到数学式的理智的分析，这就是所谓“分析分析过程”，从而得出信消失的原因——人们总会忽略掉常见到的事物，这个观点在阿瑟·柯南·道尔的《波西米亚丑闻》以及一些不可能犯罪题材的作品中得到了运用。 坡的小说公认的侦探小说的大约还有《金甲虫》（The Golden Bug，1843）和《你就是凶手》（Thou Art the Man，1844）。《金甲虫》几乎就是坡密码研究的产物，谜题仅仅是密码而已，虽然当时引起轰动，不过现在的作者看到这篇后来用滥了的数学公式式的作品也许并不看到多少惊讶。《你就是凶手》则是另一种侦探小说类型，比较类似于犯罪心理小说，其引出凶手的伎俩及侦探即是凶手的诡计也被后来的侦探小说家模仿过。另外像《黑猫》、《The System of Dr. Tarr and Professor Fether》等也有人认为是侦探小说。 三个杜宾故事和其他坡的部分作品（非杜宾系列只有《金甲虫》收入其中）收录于《故事集》（Tales）中，于1845年出版。这几篇侦探小说（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明显与书中其他小说以及坡的一般作品中的哥特式恐怖小说不同。当坡命名其为“推理故事”（tales of ratiocination）时，便表示他自己认为它们有别于其他“怪异的”或“阿拉伯式”的作品。而今天我们称之为侦探小说。侦探小说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它们是侦探小说的先驱而不是《札第格》之类，因为坡第一个把侦探和虚构联系起来，并加入了有预见的过程（first brought the ingredients of detective fiction together, and brought them together with prescient economy）。 在四年中创作的仅有的三篇小说来看，坡为今后的侦探小说家确立了一种近乎公式化的模式。他提出：一个有才气的（或古怪的）侦探；一桩谜一样的犯罪，这不是一般的才智和判断力所能解决的；一个结局，不是通过神的启示或简单的巧合的解决，而是通过侦探有方法的调查。为了有个很好的对比，坡给侦探设置一个朋友来记录案情。在《失窃的信》中还塑造了一个对立的人物D——先生，他作为侦探的对立面来反衬侦探的才能。后来的作家大都基于坡的模式进行发展。警察在坡的作品中第一次担任他们在后来的侦探小说中一直担任的角色：在案件开头对待侦探是多疑的——也许并非完全瞧不起，在结尾他们又低声下气的惊讶于他的智慧。 在爱德加·爱伦·坡的《创作哲学》的开头提到了一部作品——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温（William Godwin）的《卡列布·威廉斯的经历》（The Adventures of Caleb Williams，也作《事实如此》，1794），这也是在早期侦探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之一。 这部小说在情节描述上采用倒叙的形式，卡列布发现自己的主人福克兰曾谋杀了蒂列尔，又嫁祸于佃户霍金斯父子，让他们蒙受不白之冤。主要人物一个是业余的调查者，因为好奇心的驱使进行了调查，一个是警方密探。不过它更像是犯罪小说——当时的英国评论界也是这么称呼它的，目的也主要是控诉和揭露社会、阶级的不平等、不道德。 另外一个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对侦探小说也有所贡献，他最好的短篇集是《Benito Cereno》（1855）。虽然书中没有侦探，但是包含了神秘事件。它不仅在艺术上获得相当的成功，而且对于神秘事件的解释也不乏新意。它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英国奇情小说，相反却接近现代的某些小说，如约翰·迪克森·卡尔的作品。在阿瑟·柯南·道尔的早期神秘类型的作品，如《That Little Square Box》(1881),《J. Habakuk Jephson's Statement》 (1883),《The Parson of Jackman's Gulch》(1885)，《Uncle Jeremy's Household》(1885完成)都可以看出对其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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