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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心理学的故事 第一卷  前科学心理学(人气: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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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心理学的故事 第一卷  前科学... 05年05月04日09点18分



第一卷  

前科学心理学



第一章 猜想者

  荣耀归于希腊

  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说:“在所有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希腊文明的突然崛起更令人吃惊或者更难于理解。”

  希腊人的大部分文化是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邻近的国家借用来的,这种情况持续到公元前6世纪为止,可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他们产生了一大批有特色的新文化材料。除开其它的一些材料以外,他们还创造了复杂的文学、艺术和建筑新形式,编著了第一批真实的历史记录(与单纯的编年史相对而言),发明了数学和科学,开发了学校和体育场所,还创立了民主政体。后来的西方文明的一大部分都从希腊文明直线发展而来,尤其是,过去25个世纪的哲学和科学,是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们理解世界本质的探索向下的流传。最为重要的是,心理学的故事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长篇故事,是代代相传的持续努力,目的是要回答由这些伟大的先祖们最先就人类思想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希腊哲学家们突然间开始用心理学,或者至少是用准心理学的一些术语来总括人类的精神过程,这是个令人颇感神秘的问题。因为,尽管围绕在地中海周围的约150座城邦国家拥有神圣的庙宇、优雅的雕塑和喷泉,还有熙熙嚷嚷的集市,可他们的生存状况在很多方面还是相当原始的,人们会想到,这样的生存状况不会有助于他们思考像心理学这样一些细腻的问题。

  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会读和写,而这些会读写的人也只好花费很大力气在腊板上擦刮,或者,为了永久性的记录,要搬动成捆的纸草和20-30英尺长的、卷在一根棍子上的羊皮纸。书籍——实际上是一些手工抄写的纸卷——非常昂贵,用起来也相当麻烦。

  希腊人没有钟,也没有表,他们只有非常原始的时间感。日晷只能提供粗略的时间,不容易搬运,在阴天也帮不上忙。用于限制法庭辩论时间的水钟只不过是一些注满水的大碗,通过一个小孔在6分钟内流完。

  照明在当时还只是用一些飘忽不定的油灯。少数一些有钱人家里有带热水的浴室,可大多数人都缺少洗浴的水,他们只能用油擦洗身体,再用新月形的刮板把油污刮走来清洁自己。(所幸一年约有三百多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雅典人大部分时间在户外生活。)很少有城市的街道是铺过石头的,大部分是黄土路,在干燥的天气里,路上尘土飞扬;雨天又是满街泥泞。交通是靠一大群骡子或者没有弹簧、伤筋动骨的马拉车进行的。消息有时候靠峰火台或者信鸽来传达,但多数是靠人跑步传送的。

  光辉灿烂的雅典是希腊文化的中心,可他们却无法养活自己,周围的平原土地贫瘠,大小山头尽是石头和不毛之地。雅典人的主要食品都是靠海上贸易和征服外族供给的。(雅典人建立了好些殖民地,一度曾控制了爱琴海,从而接受其它属国的贡奉。)可是,他们的船只虽然挂有船帆,但雅典人只知道顺风操纵,对其它方向的来风和顶风操纵,或者无风的时候毫无办法,只好强迫奴隶们使劲摇桨,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摇,船行速度最多能到每小时8英里。以这样的方式运到遥远的战场上去扩展雅典的大批军队,只好像他们的祖先初民们一样,用长茅、短剑和弓箭作战。

  希腊工厂和银矿的大部分劳力也都是由奴隶们构成的,人类肌肉尽管比较起现代机械来说脆弱无比,可那是当时除驮货运输的牲畜外惟一的动力来源。奴隶制在事实上是希腊城邦的经济基础。希腊军队从海外劫掠来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构成了许多城邦的主要人口。尽管在民主的雅典和邻近相关的阿提卡城里,31.5万居民当中,有11.5万人都是奴隶。在20万自由的雅典人当中,只有4.3万父母皆为雅典人的男子才享有公民权,包括选举权。

  总起来说,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不会预料成熟和探究性的哲学或其分支心理学会从中到达繁荣境地。

  可是,用什么来解释希腊人令人惊讶的智力成就,特别是雅典人的成就?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气候是个原因。西塞罗说,雅典的清新空气对雅典人思维的敏捷不无帮助。一些现代分析家推想说,雅典人大部分时间在户外生活,彼此经常相互交流思想,这引发了疑问和思维。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看法,他们说,商业和征战使雅典人和其他希腊人保持与其他文化经常的接触,使他们对人类各种不同之处的起源感到好奇。还有另外一些人说,城邦之间相互的文化影响给希腊文化一种杂交的活力。

  没有一样解释真正是令人满意的,不过,也许每种解释都加在一起可能会令人满意一些。雅典人在它及其盟友打败波斯人之后,到达了文化的巅峰和他们的黄金时代(前480-前399)。胜利、财富,加上波斯首领克塞克西烧掉的雅典的卫城需要重建庙宇,还有上述有利的一些影响,可能就产生了一种有文化鉴赏力的大众和创造力的爆炸。

先驱

  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早期的一些希腊哲学家们,除了其它的一些思辩之外,他们开始就人类精神过程提出一些具有自然科学特征的解释。这些假说及其推想就此成为西方心理学的核心。

  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是什么引发他们,或者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力量,来以如此激进的方法考虑人类认知问题的?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泰勒斯、阿尔克迈翁、恩培多克勒、恩那斯索哥拉斯、希波克拉雷底、德谟克利特和其他一些人——可是,关于这其中的许多人,我们现在所知甚少;关于其他一些我们知道的人,却又都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圣徒传和传奇故事知道的。

  比如,我们读到,米勒塔斯的泰勒斯(约前624-前546)是最早的哲学家之一,他是个心不在焉的做梦人,在研究夜晚的天空时,他会如此沉迷于一些光辉的思想,以致于一不留神落入沟里。我们还读到,他对金钱毫不在意,直到有一天,他倦于因为贫穷而遭人奚落,因而在一个冬天里用自己的天文知识预测来年橄榄会有大丰收,把那个地区所有的榨油机全部廉价租用下来,到丰收时节再以极高价租给别人用。

  喜欢传播小道消息的编年史家们告诉我们说,西西里南部阿克勒加斯的恩培多克勒(前490?-前430)具有如此广博的科学知识,他可以呼风唤雨,还曾救活了一位死了30天的妇女。他相信自己是一位神灵,年老之后他跳入了埃特那火山,以便死后不留下曾为人类的痕迹。后世一位打油诗人嘲笑他说:  

   伟大的恩培多克勒斯,这颗燃烧的灵魂;  

   一头扎入埃特那火山,把自己整块烤烹。

  可是,埃特那火山却把他的青铜拖鞋吐了出来,扔到火山口边缘上,因此宣告了他的永生。

  这些细节很难帮我们估摸出这些心理哲学家们的底细,假如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这些人当中也没有谁想到留下点什么记录——至少没有记录流传至今——使我们能够猜想他们这些人是如何思考,以及为什么会对思想的机制感兴趣。我们只能够假设,在哲学诞生的黎明,一些有思想的人开始提出有关世界和人类本质的一些探究性的问题,因而,很自然地,他们也会问,他们自己有关这些事情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有一两个人真的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触及了产生心理学过程的一些生理组织。意大利南部柯诺东城的阿尔克迈翁(约520)进行了动物解剖(人体解剖当时是禁忌),并发现了把眼睛连接到大脑的视神经。然而,大多数人既不是第一手调查人,亦不是实验者,而是一些有闲阶层的人士,他们根据不言自证的一些事实,及他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希望演绎出有关世界和思维的本质。

  这些心理哲学家们大多在散步时,或者与弟子们一起坐在当地集市,或者在他们的学术机构后院里的时候进行推论活动,就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无止境的争辩。当然,他们也有可能跟泰勒斯夜观天象一样,独自进行长时间的潜思默想。可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很少留存下来,几乎所有作品的复制品都被遗失或者毁掉了。我们了解他们思想的大部分来源,都是后世作品中引用原著的简短篇章。可是,哪怕只有这少许的材料,也说明他们曾提出过许多重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他们提出过一些有道理的答案,也有些解释是偏僻古怪的——这些问题引起后世心理学家们无穷的探索。

  从后世的一些作家们谈到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时,所使用的这些晦涩难懂而又无济于事的佚闻琐事来看,我们可以推想,他们提出来的一些有关nous(他们无一例外地说成是灵魂。思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问题就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构成是什么),以及看起来如此不可触摸的存在物是如何跟肉体联系起来的。

  泰勒斯考虑过这些问题,不过,亚里士多德的De Anima(《论灵魂》)中的一个句子,是他们的思考中惟一保留下来的记录:“从与他(泰勒斯)有关的一些奇闻秩事来判断,他认为灵魂是运动的因由,如果这是真实的,则他就是在确认,磁石也是有灵魂的,因为它也引起了铁的运动。”虽然只有只言片语,可它说明,泰勒斯认为灵魂或者思维是人类行为的来源,它的运动方式是其内在的自然力量使然,这个观点与早期希腊人认为人类行为是超自然的力量引导所致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一些哲学家和医生阿尔克迈翁提出,大脑不是其它器官的中心,如早期人认为的那样,而是nous存在的地方,也是思维产生的地方。有些人认为这是某种精灵,另外一些人认为这就是大脑这东西本身,可在两种情况之下,他们都没有说到在里面发生的记忆、推理或者其它思想过程。他们更急于解决关于这个问题更为基本的方面,即其来源——如果不是从神灵处得来——思想是从哪里得来思想材料的呢?

阿尔克迈翁

  他们总体的回答是感觉经验。其中,阿尔克迈翁就曾说过,感觉器官把感觉送往大脑,通过思考的过程,我们就在那里解释它们并从中得出概念。使他和其他人极感兴趣的是,感觉是如何从感官传送到大脑里去的呢?他们不知道神经脉冲,哪怕他已经发现了视神经,而且在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立场上相信,空气是思维的重要构件,他认为,感觉一定是沿着空气通道从感官进入大脑的:尽管他从未看见任何通道,也没有这样的通道存在;推理告诉他,事情一定就是这样的。(后来,希腊解剖学家会把空气叫做pneuma,他们认为它是作为“活力”存在于神经和大脑系统中的,而且,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想法会主导有关神经系统的看法,直到18世纪。)尽管阿尔克迈翁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但强调感觉是知识的来源这一点,却是认识论——人类如何获取知识的研究——的起源,并且为从此以后就这个问题展开的辩论打下了基础。

普罗泰戈拉

  阿尔克迈翁的思想,是由旅行者们在广布的希腊城邦国家里传播开来的。很快,其它地方的哲学家们也开始探索他们自己关于感觉如何发生的解释,而且其中一些人强调说,这是所有知识的基础。但是,有些人看出了这种观点的含义有麻烦之处。普罗泰戈拉(约前490-前421)是诡辩术学者中(这个词当时不是指谬误性的推理,而是指“智慧的老师”)最有名的一个,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使他同时代的人和弟子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他指出,由于感觉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则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他著名的格言是:“人是所有事情的尺度。”他解释说,这意思是说,任何给定的事物对我来说都是它在我看来的存在,如果它在你的面前呈现不同的样子,则就是它在你面前的样子。每一个感觉都是真实的——对于每一个产生感觉的人来说。哲学家们都愿意为这个观点辩护,可政治家却认为这个观点具有颠覆性。当普罗泰戈拉访问雅典的时候,他把这个理论毫无戒心地应用到宗教里去,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他确认是否有一个上帝存在。愤怒的集会者把他赶走了,并烧毁了他的作品。他一路逃窜,并在去西西里的途中淹死了。

德谟克利特

  其他一些人沿着这条探索的路线继续前进,想出了很多有关感觉如何产生的解释,他们坚持认为,鉴于知识是以感觉为基础的,那么,所有的真理也就都是相对的和主观的。这样的冥想当中最为复杂的一种,是思那斯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前460-约前370)提出来的,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对人类的一些思想错误极有兴趣,因而被称作“笑哈哈的哲学家”。他获得名声的最大原因,实际上不是因为他的心理学沉思,而是他那杰出的猜想。他猜出,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不可见的粒子(原子)构成的,它们的外形彼此不同,都由不同的组合连接在一起;这是他在没有任何实验工具的情况下仅凭推理得出的一个结论。这个学说跟阿尔迈克翁的空气通道学说不一样,它将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

  从这个学说出发,德谟克利特得出了一个关于感觉的解释。每种物体都会在原子上留下自己的空气图象的印迹,它会顺着空气前进,到达观察者的眼睛,并在那里与其原子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便传送到思维中去了,然后按顺序与其原子相互影响。因此,即使其细节大部分是错误的,他却猜想出了今天的视觉理论,即从一个物体里面发散出来的光子会传送到眼睛上,进入眼睛里,并刺激视神经的末梢,再由它把信息送入大脑,并在那里对大脑的神经元产生作用。

  按照德谟克利特的理论,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传递出去的图象与思维的相互影响。跟普罗泰戈拉一样,他得出结论说,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知道我们的感觉是否正确地代表了外在的事物,也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是否与我们自己的感觉相一致。他说:“我们不能肯定地知道任何东西,而只知道由紧密接触它的那些力量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那些变化。”这个话题将使从此以后直到今天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感到无限的烦恼,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去想象更缜密的学说,以逃出这复杂的陷阱,并确立一种观点,即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什么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图景。

希波克拉底

  早期的哲学心理学家们作出结论说,思想是发生在思维中的。很自然地,他们也会想到,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有时候清晰,有时候又很混乱,而且,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为什么在精神上是很健康的,而另外一些人却有精神毛病。

  他们跟先辈的想法不一样,因为先辈们认为精神紊乱是神灵或者魔鬼起作用的结果,他们寻找自然主义的解释。在这些哲学家中,其观点最为人广泛接受的是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7)。他是一位医生的儿子,出生在希腊的科斯岛上,在如今土耳其海岸的远处。他在那里进行研究和实践,治疗许多残废人,并给为岛上的温泉而来的一些旅游者治病。他的声名遐迩传闻,遥远地方的统治者们都来找他看病。前430年,雅典全城发生瘟疫,派人请他去救治。他看到一些铁匠好象对此瘟疫有免疫能力,就命令在全城各处的广场上点上炉火,而且,根据传说,就这样把瘟疫控制下来了。在七十多篇写着他名字的小册子中,只有少数一些是他自己写的,其它都是他的弟子秉承其思想写的,这些小册子的内容,有一些是有道理的,但有一些却是荒唐透顶的。比如,他强调限制饮食,锻练身体而不依靠药物,可是,对许多疾病却推荐断食治疗,其理论是,我们越是给一个有病的身体喂食,就越是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他最大的贡献是把医学从宗教和迷信当中分离了出来。他说,所有的疾病都不是神灵的作用,而是有自然的原因的。按这个理解,他教导人们说,大多数病人肉体和精神的疾病都有其生化基础(不过“生化”这个词对他来说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他的一套健康和疾病解释,是以当时普遍的物质理论为基础的。哲学家们早就相信,世界的原始材料就是水、火、空气等等,而恩培多哥勒斯还辅以理论上更为令人信服的学说,它主导了当时的希腊和其他思想体系。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四元素组成的——泥土、空气、火和水,由一种他叫做“爱”的力量按照不同的比例保持在一起,或者由其相反的“冲突”分散开来。尽管具体的细节全盘皆错,可许多世纪以后,科学家们将发现,他的核心概念——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基本的元素以单独或者合并的形式存在——却是对的。

  希波克拉底借用了恩培多哥勒斯的四元素理论,并把它运用到身体上面。他说,良好的健康是四种身体流体或者“体液”达到平衡的结果,它与四种元素相对应——血对应火,粘液对应水,黑胆对应土,黄胆对应空气。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中,医生们将把许多疾病归结为体液失衡的结果,他们会通过抽除某种过盛的体液(如放血)或者通过某种药来弥补某种不足的体液进行治疗。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这种方法造成的损害,特别是放血,简直无法计数。

  希波克拉底用同一种学说来解释精神健康和疾病。如果四种体液处于平衡状态,则意识和思想都能发挥正常功能,如果任何一种体液过盛或者不足,这种或那种精神疾病就会出现。他写道:

  人应该知道,我们的快乐、喜悦、欢笑和玩笑以及我们的悲伤、痛苦、哀伤和眼泪都来自大脑,而且只来自大脑——我们经历这些东西皆因罹病的大脑,因为这时候,它处于不正常的高热状态、寒冷状态、潮湿或者干燥状态——疯狂即来自它的潮湿状态。当大脑处于不正常的潮湿状态时,它会因为需要而移动,当它移动的时候,视力和听觉都不能够安定下来,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又变成那个,舌头讲话的时候与任何时候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东西相一致。可是,当大脑处于安静状态的时候,一个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

  大脑的毁坏不仅仅是因为粘液,而且是胆汁作用的结果。你不妨按这个办法来区分两者:那些因粘液而疯的人多半是安静的,既不喊叫也不瞎闹;那些因胆汁而罹病的人多半会吵吵闹闹,干些坏事,而且燥动不安;在大脑已经冷却下来,并与常规不同地收缩下来的时候,病人还遭受不明原因的压抑感和苦闷。这些病情是由粘液引起的,而且正是这些病情引起记忆的丢失。

  后来,希波克拉底扩展了他的体液理论,以便解释不同气质的差别。公元2世纪的加伦说,粘液性的人因为胆汁过盛而痛苦,胆汁质的人遭受黄胆过盛的痛苦,而忧郁型的人会因黑胆过多而难受,多血质的人因为血液过多而痛苦。这个说法一直主导着西方心理学,直到18世纪,而且至今还残留在我们的口头语中——我们说一些人是“多粘液的人”、“多胆汁的人”等等——假如我们的心理学中没有这样的词汇的话。

  尽管性格和精神疾病的体液说现在看起来很愚昧,就跟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但是,它的前提——在性格特征和精神健康或者疾病当中,有一个生物学的基础,或者至少是生物元素在里面——却在最近被证实下来,没有任何疑问。由神经生理学家和大脑科学家们进行的最新研究证实,由大脑细胞产生的物质会促发思想过程的发生,而且确认,外来的物质,如药物或者毒素,会扭曲或者干扰这些过程。希波克拉底毕竟快要接近这个目标了。

  我们只能对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心理哲学家们的心理学冥想感到惊讶。他们没有实验室,没有方法论,也没有经验主义的证据——他们辨认出并且解释了一系列突出的课题,而且得出了一部分从他们的时代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都至关重要的心理学理论。

“思想的接生婆”:苏格拉底

  我们现在遇到一位跟前面这些有影无形的人物不同的人,一位真人,一位活泼的人,他的长相,他的个人习惯和思想都有完全彻底的记录: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他是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和一种知识理论的倡导人。他的这种理论与以感觉为基础的学说完全相冲突。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他个人的事迹,因为他的两位弟子——柏拉图和历史学家及士兵色诺芬——写下了他详细的深思结果。很不幸的是,苏格拉底本人却什么也没有写,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流传下来的,而他在这里说的很多话,却很有可能是柏拉图为了达到戏剧效果而借用苏格拉底的嘴表达出来的他自己的观点。可是,苏格拉底对心理学的贡献却非常清晰。

  他生活在雅典极盛时期的头半个时代(即是从希腊人于前480在萨拉米斯打败波斯人时算起,到亚历山大于前323年逝世为止的这段时间),当时,哲学和艺术空前繁荣。苏格拉底是一位雕刻家和接产妇的儿子,他在年轻时代着迷于他从普罗泰戈拉和艾利的西诺哲学学来的一些东西。他很早就决定终生从事哲学研究,可是,他跟诡辩学派不一样,他进行教学的时候不收费。他常常与任何想与他讨论思想的人谈话。他有时候去当一位石匠和雕匠,但他更喜欢由思想和辩论带来的愉快而不喜欢金钱可以买来的舒适。他甘于清贫,一年四季只穿简单和破旧的长袍,而且赤足行走。有一次,他在集市上逛着,突然愉快地大声欢呼:“竟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啊!”

  他并不是一位苦行僧,他喜欢结交好朋友,有时候去参加富人举办的宴会,而且坦然承认在他透过一位青年的衣服看见别人的时候,感到心中有一阵“火焰”。他长得不是一般地难看,肚子特大,谢顶,短而扁且宽的鼻子,厚嘴唇,他的朋友阿尔西比亚斯告诉他说,他长得像个色情狂。但是,与色情狂不一样的是,他是谦和有礼和自制力的典范,很少喝酒,喝的时候也保持自己清醒,恋爱之中也保持贞活。长得美丽但缺乏道德观的阿尔西比亚斯有天晚上钻进苏格拉底的床上想引诱他,却吃惊地发现,几乎受到了父长般的教训。“我认为我已经被瞧不起了,”按照柏拉图的文集,他后来还说,“可是,我喜欢这个人被缔造的方式,还有他的自制和勇气。”

  苏格拉底很会照顾自己的身体,他在伯罗奔尼斯战争中英勇地作战,他在战场上忍受饥寒的能力使其他战士万分吃惊。他长年教授学生之后,被推上法庭受审而且遭到谴责,因为当时的雅典人认为他的教学会使年轻人堕落。真正的问题在于,他蔑视当时的民主政体,并把许多贵族,即他们的政敌列入自己的弟子行列。他平静地接受了对他的判决,并且拒绝逃跑,宁愿昂着头死去。

  尽管特尔菲神谕曾宣布苏格拉底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可是,他与这个决定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他的风格是,他喜欢宣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的惟一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宣称自己是“思想的接生婆”,一个只帮助别人产生自己的思想的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实际上,关于哲学事项,他有许多坚定不移的观点。但是,他跟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他对宇宙学、物理学或者知觉没有兴趣,如他在柏拉图的《辩解》中所言:“我与自然的思辩没有任何关系。”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在伦理学方面。他的目标是要帮助别人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他说,有品德的生活来自知识,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明知故犯,有意作恶的。

  为了帮助其弟子们获取知识,苏格拉底并没有依靠讲座,而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教授学生。他向弟子们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引导他们自己一步一步地发现真理。这个方法,即人们熟知的辩证法,最早是由西诺提出来使用的,苏格拉底可能是跟他学的,可是,苏格拉底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方法,而且使它变得非常流行。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传播了一种知识的理论,从那以后,它将成为与以知觉为基础的理论不同的另一种知识获取方法了。

  按照这种理论,知识即回想;我们不是从经验中,而是从推论中获取知识的,它会引导我们发现存在于我们自身的知识(“教育”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导出”)。有时候,苏格拉底对定义进行询问,再把他的对话者引入矛盾之中,直到定义重新形成。有时候,他提供或者询求一个例子,其合作者最终会从该例子中形成一个概括。有时候他一步一步地引导他得出一个与刚刚说过的话互相矛盾的结论,或者一个他不知道早已隐含在他的信仰中的结论。

  苏格拉底引用几何作为理想的模型来说明他的方法。人们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通过假设和归纳,在已经知道的真理中发现其它一些真理。在《备忘录》对话中,他向一个奴隶男孩子问了一些几何问题,这个孩子的答案好像显示他已经知道这个结论,而这又是苏格拉底引导他的结果。他不知道,他知道这些结论是在他通过辩证推理回忆时得出的。同样地,在其它许多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既不提出论题,也不提供答案,他问一个朋友或者弟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推论引导他,直到他发现有关伦理学、政治学或者认识论的一些真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应该知道这些东西,可又没有意识到自己了解这个知识。

  我们这些生活在实证主义科学时代的人知道,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尽管可以暴露一些信仰系统中的谬误或者矛盾之处,或者会在诸如数学这类形式系统中得出新的结论,但它无法发现新的事实。直到安东·凡·列文虎克(公元1622-1723)第一次在他的镜头下看到红细胞或者细菌之后,苏格拉底式的教师没有能够引导他的弟子或者他自己去“想起”这样的事物是存在的。直到天文学家在遥远的银河系里看到“红移”的证据之后,没有哪一位哲学家可以通过逻辑探索来发现,他早已知道这个宇宙正在以可计算的频率膨胀。

  然而,苏格拉底的教学法极大地影响了心理学的发展。他的观点,即知识就存在于我们自身,只需要我们通过正确的推理来发现它,成为一些各不相同的伟大人物的心理学理论的一部分,这些人是柏拉图、圣托马斯·阿奎那、康德和甚至某种程度上包括现代的一些心理学家,这些心理学家认为,性格和行为主要由基因所决定;还包括一些语言学家,他们认为我们的思维里面装备有一种理解语言的结构;还有一些准心理学家们,他们相信,我们每个人以前都存在过,因而可以“退回”去回忆我们以前的生活。

   我们以前曾活过一回,这种观念与苏格拉底对心理学所做的其它主要贡献有关。他认为,通过辩证法显示出来的人类固有知识的存在,证明我们具有一种不死的灵魂,一种可以与大脑和肉体分开存在的实体。有了这个说法,希腊和相关文化当中早已存在的一些模糊的、神秘的灵魂概念就取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和特性。灵魂是意识,但可以与肉体分开存在,意识不因为死亡而停止。

   在这个立场上,将建立柏拉图式和后来的基督教式二元论:世界分成意识和物质,现实和表象,思想和物体,理智和感官两部分,每组的前一部分不仅看起来比后者更为真实,而且在道德上也更高级一些。尽管这些区别主要地是在哲学和宗教意义上的,但它们会普遍流传,并会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影响人类对自我理解的探索。

唯心主义者:柏拉图

  他的名字叫亚里斯多克勒斯,可这个世界只知道他叫柏拉图——在希腊语中,他叫plato,或者叫“宽”——这是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摔跤手,因为肩臂甚宽,人们给他取的一个绰号。他出生在公元前427年的雅典,父母都是有钱的贵族,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个学有所成的学生,是男人和女人都喜欢的、漂亮迷人的对象,而且差点就当了一名诗人。20岁的时候,他在完成了一部诗剧准备交上去的时候,听了苏格拉底在一个公共场所的演讲,从此之后就烧掉诗集,成了这位哲学家的弟子。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中含有的游戏成分吸引了这位以前的摔跤手,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思想的微妙之处吸引了这位严肃的学生,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哲学中的宁静与安详,在一个充满政治混乱和背叛、战争与失败、革命和恐怖的时代,诱惑了这位古老世系的后裔。

  柏拉图跟从苏格拉底学习了8年。他是个专心的学生,而且还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一位古代作家曾说从未见他大笑过。他的情诗中有少数一些残片还保留下来,有些是献给男人的,有些是给女人的,可其真实性都值得人怀疑。没有任何有关他的爱情生活的闲话,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曾经结过婚。可是,从他对话录的大量细节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很明显,他是雅典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人类行为和状态的仔细观察者。

  前404年,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贵族亲戚在内的一个寡头政治宗派催促他进入公众生活,由他们在背后支持他。年轻的柏拉图很聪明地加以暂避,希望等看出这个集团的政治面目以后再说,可他对这个集团把暴力和恐怖当作施政手段而深感厌恶。可是,当民主力量重获政权时,他却对他们审判他最尊敬的老师的暴行而更感厌恶。他在《辩解》一书中称,这位老师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智慧,最公正,也是最好的人”。苏格拉底于前399年死后,柏拉图逃出了雅典,在地中海一带周游,会见其他一些哲学家,与他们一起进行研究,回到雅典去为他的城市而战斗,然后又四处漫游和研修。

  40岁那年,他在与锡拉库萨的君主丢尼修修士谈话时,大胆地谴责独裁制。丢尼修修士大为激怒,对他说:“你说这话形同老朽。”柏拉图反驳说:“你的语言是一个暴君的口吻。”丢尼修修士下令逮捕他,并把他拿去奴隶市场卖掉,这可能会终结他的哲学生涯。可是,一位有钱的崇拜者安里塞里斯把他赎回了,并送回到了雅典。朋友们募集了3O00德拉马克要赔偿安里塞里斯,可他拒绝了。他们于是用这笔钱为柏拉图在郊区买了一处房产,他就于前387年在这里开设了他的学院。这座高等教育院将在接下来的九个世纪里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直到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佳士丁大帝出于对真正的信仰的狂热和最高利益而关闭了它。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柏拉图在这所学院的活动的详细资料,他在这里当了41年的院长,直到他于前327年81岁的时候逝世为止。有人相信,他以合并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法和讲座的方法来教学生,通常是在他和他的听众在庭院里来来回回地散步很长时间时,边走边进行的。(后世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著作家嘲笑他的这个习惯,他在剧中通过一位角色的口说,“我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来回走动如同柏拉图,可没有想出任何聪明的办法,只不过徒劳双脚而已。”)

  柏拉图的约三十五次对话——实际的数字不能肯定,因为至少有一半是伪造的——并不是供他的学生用的。它们是用于更大一些的人群的,都是他以一般人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表现出来和半戏剧化的思想。它们处理的是形而上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问题,而且这里那里还有一些是关于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他对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心理学的影响,虽然不是他的主要贡献,也比他以前的任何人留下的影响为大,比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除亚里士多德以外的任何人也要大些。

  尽管一般人对柏拉图心存崇敬,可是,从科学的立场来说,他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却是害处多于益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他对知识来源于知觉这种理论的反感,他相信,从感觉得来的材料是变动不居和不太可靠的;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只是由从推理中得来的概念和抽象。他曾嘲笑过知觉为基础的知识:如果每个人都是所有事情的尺度,那么,猪和狒狒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同样有效的尺度呢?因为它们也有感觉啊?如果每个人对世界的感觉都是真理,那么,任何人就都跟神灵一样聪明,他比一个傻瓜也就聪明不到哪里去,等等。

  更严重的是,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指出,哪怕我们同意一个人的判断跟另一个人的判断一样真实,则聪明人的判断可能会比无知者的判断带来较好的结果。比如,医生对一个病人病情发展的预测,就可能比病人本人的预测更正确一些,因此,聪明人总起来说在对事物的把握上就比愚蠢人的把握更准确一些。

  可是,一个人怎样才能变得聪明些呢?通过触摸,我们会感知硬和软,可是,他说,并不是感官才使我们知道它们是相对的概念。是意识作出这个判断的。通过视觉,我们可能会判断两个物体是一样大的,可是,我们永远没有看见或者感知到绝对的平等。这些抽象品质只能够通过其它办法来理解。我们是通过回忆和推理,而不是通过感官印象来得到真正的知识的——也就是一些像绝对平等,相同和不同,存在与不存在,荣誉与不名誉,善与恶等概念的知识。

  柏拉图在这里已经跟上一种重要的心理学功能的轨迹,通过这个方法,意识可以从具体的观察中得出总体的原则、范围和抽象概念。可是,他对感觉材料的偏见引导他提出了一套完全无法证实的纯粹思辩的过程解释。跟他的老师一样,他坚持认为,一种概念性的知识是通过沉思来到我们身边的,我们天生就具有这些知识,并通过理性思维来发现这个知识。

  可是,他比苏格拉底更进一步,他辩称,这些概念比我们感觉到的物体更为“真实”。关于“椅子”的概念——有关椅子的抽象概念——比这把或那把物质的椅子更长久,更真实。后者会腐烂然后停止存在,而前者却不会。任何美丽的个人最终都会变老,满头皱纹,会死去,并且不再存在,可是,美这个概念却是永恒的。直角的概念是完美的和无时间的,而任何在蜡或者羊皮纸上划出来的直角都是不完美的,有一天都将不再存在。的确,在学院的门上就刻着这样的字:“不要让没有几何知识的人进来。”

  这是柏拉图意识(或者形式)理论的中心所在,他的形而上的教条是,现实是由概念或者形式构成的,而形式会在遍布于宇宙的灵魂——上帝——中长生不死,而物质的物体都是短暂的和虚幻的。柏拉图因此成为一位唯心主义者,不是指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那个概念,而是指一位倡导思想对物质实体的超越。我们的灵魂会传达这些永恒的思想,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就带着它们。当我们在物质世界看到物体时,我们理解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较大些或者较小些等等——方法是回忆我们的思想并把它们当作指向经验的向导。

   或者也可说,如果我们因为哲学而得到了解放,我们就会如此,否则,我们就会被感官所迷惑而生活在谬误之中,如柏拉图著名的同洞比喻。他在《理想国》中说,想象一个山洞,里面的囚犯被束缚起来,都面对一座内心的墙,而且只能看见由外面的火映照进来的影子,这些影子是他们自己和在他们后面经过的那些拿着各种各样的容器、雕像和动物形状的人的影子。这些囚犯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身后是些什么东西,他们把影子当作真实。最终,一个人逃跑了,他看见了实际的物体,并知道了自己一直在受骗。他像一位哲学家一样认识到,物质的东西只是真实的影子,现实是由理想的形式构成的。他的职责是要深入洞穴,并把囚犯们领出来,回到现实的光芒中。

  柏拉图也许会被苏格拉底或者他自己的推理引导着去建立他的空想的、纯粹哲学的、有关真知的阐释。可是,也许是他那个时代的军事和政治混乱使他寻求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绝对的东西来信仰。很显然,他为一个理想国所开的药方都在《理想国》一书里说得很清楚,其目的是要通过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由少数哲学家帝王组成的精英进行极权统治而达到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不管怎么说,在柏拉图的认识论中,任何物质的、个别的和必死的东西都被看成是虚幻和谬误的,而只有概念性的、抽象的和永恒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他的概念理论极大地扩展了苏格拉底的二元论,将感觉描述成虚幻的东西,把精神看成是通往真理的惟一通道。表象和物质的东西都是虚幻和短暂的,概念是真实和永恒的;肉体是腐朽的和堕落的,灵魂是不可玷污的,纯洁的;欲望和饥饿是麻烦和罪恶的源泉,而哲学的苦行生活是通往善的道路。这种二分法听起来极像是早期“教会之父”的思想大爆发的昭示,而不像是苏格拉底自己的观点:

  “肉体把各种爱和肉欲和恐惧和新奇的喜好尽数塞给我们……我们成了伺服(肉体的)奴隶。如果我们有了对任何事物的真正的知识,我们就必须抛弃肉体——灵魂自己会照看自身的一切。然后,我们会得到希望的智慧,变得纯洁,

  与纯洁的人对话……而且,除了灵与肉的分离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纯洁可言呢?”

  对柏拉图来说,灵魂除了是希腊人长久以来相信的那种无形体和不朽的实体以外,它还是意识。可是,他从没有解释,为什么思想可以在一个没有形体的基质上发生。由于思想需要努力,因此也需要使用能量,那么,让灵魂能够去思想的能量从何而来?柏拉图说,运动是灵魂的基质,心理活动与其内在的运动相关,可是,这样的运动的能量来源他却只字未提。

  然而,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经验,他对一些有关灵魂的心理学猜想是实事求是的,听起来像是现代人说的话。在他的中年和后来的一些对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理想国》等著作中——他说,当灵魂栖居于肉体时,它在三个层面上运作:思想或者理智,精神或者意志,喜好或者欲求。他虽然苛评肉体的奢求,可他又说,压抑喜好或者精神,跟让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个胜过理智都是一样有害于理智的。当灵魂的三个方面协调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得到善。这里,他又依靠比喻来表明他的思想:他把灵魂比作两头小马,一匹马活泼且温驯(精神),另一匹狂暴且难以控制(喜好),这两匹马用马轭束在一起,由一战车驭手(理智)来驱赶,这位驭手以相当大的努力使它们相互配合且一并使力。柏拉图没有进行过任何临床的研究,亦没有对任何人进行过心理分析就得出了这些结论,可它的结论以令人吃惊的程度预示了弗洛伊德对性格的分析,即由超我,自我和本我构成的人格。

  柏拉图还在没有任何实验证据的情况下说,理智位于大脑内部,精神在胸部,而喜好在腹部,说它们由骨髓和脑髓连接在一起,说情感由血管在周身传播。这些猜测一部分是荒唐可笑的,另一部分却又对未来的发现来说有先见之明。考虑到他并不是一位解剖学家,人们只能猜测他这些结论是如何得来的。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以惊人的现代术语描述了喜好得不到控制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当性格的推理、驯服和统治力量沉睡时,我们心中塞饱了肉类和饮品的野兽会苏醒过来,等它完全清醒之后会进而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时候,就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愚行或者罪恶——除开乱伦和残杀父母,或者除开吃禁食以外——是这个已经厚颜无耻地离开了同伴的人不准备干的事。

  而且,他还以几乎是现代人的术语描述了我们叫做矛盾情绪的状态,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理智没有能够控制住的、精神与喜好之间的冲突。在《理想国》一书中,苏格拉底拿出了他的例子:

  有人曾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对此我深信不疑,故事是说,阿格莱翁之子里翁西阿斯有一次从皮里阿斯出来向北行走,来到屋外的北墙处,看到一些死尸在地上,还有一些行刑人在旁边站着。他立即感到心里有想前去看一眼的欲望,可同时他又为这个想法感到恶心,因而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在内心斗争了一番,闭上了他的眼睛,直到很长时间之后终于被欲望所击败。他用手指撑大了眼睛,朝死尸跑去,惊叫起来:“瞧,你们这些可怜的人,好好看一眼这个场景吧!”

  可他也说过——这是驭车手和马儿比喻中最为重要的一段信息——喜好不应该被驱除掉,反而应该加以控制。想把我们的欲望统统压抑住,就会像把马儿完全勒住不让跑一样,而我们的目的是要驱赶着它们奔向理智的目的地。

  柏拉图心理学的另外两个方面也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是他的性爱欲望概念(Eros),即与自己爱的人结合的欲望。它通常有性欲和罗曼蒂克的含义在里面,但是,在柏拉图的更广泛的含义里,它是指一种与已经另外一方证实的概念或者永恒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欲望。尽管这个概念有形而上的陷阱的含义在里面,它却给心理学提供了一种新观点,即我们基本的驱动力是要与永不死亡的原则相结合。心理学史学家罗伯特·沃森说:“Eros一般都翻译成爱,可是,它经常是可以更有意义地翻译成‘生命力’的。这有时候与想生存的生物愿望,即生命能量是同种的关系。”

  最后,柏拉图偶然地提出了一种有关记忆的思想,这个思想将在很久以后用来对抗他自己有关知识的理论。尽管他认为通过推理的回想是最重要的记忆形式,但他的确承认,我们会从日常经验中学习和保留一大部分东西。为了解释为什么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会比别的人记得更多这样的经验,或者记得更准确一些,而且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忘记我们已经学习到的东西,他在对话中用了一个比喻,把对经验的记忆比作在蜡板上刻字。正如这些板面有大有小,有硬有软,有潮湿有干燥,有干净有不干净一样,不同人的思想在容量、学习能力和保留能力上也有差别。柏拉图没有就这个想法深究下去,可很久以后,它会发展成一种与他有关知识的理论正好相反的理论。17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和20世纪的行为主义者约翰·沃森,将会把他们的心理学建筑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面,即,我们知道的任何事情都是经验在新生的思维这块白板上写下的东西。

现实主义者: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在学院学习了20年,可离开学院以后,他有效地提出了许多与柏拉图教给他的大部分思想相矛盾的主张,最后对哲学形成了与他的恩师齐名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哲学在非常广泛的一些学科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逻辑和天文学,物理和伦理学,宗教和美学,生物学和修辞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有位学者安塞勒姆·阿马迪奥说:“他形成了现在叫做西方文明的所有内容和方向的特征,这可能超过其他任何思想家。”而且,虽然心理学远远不是亚里士多德所关心的主要课题,可他对心理学“留下了历史上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记录,”心理学家和学者丹尼尔·罗宾逊说。他还说,“它还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最有影响的记录。在留下来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学习和记忆、感觉、动机和情感、社交能力和性格的记录。”

  人们可能会想,这样一个知识巨子一定是个怪人,可是,几乎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记录描述过他的特别之处。半身像显示的是一位漂亮的、留着胡子的男子,面容优雅而细腻。一位心怀恶意的当代人说他生就一对小眼睛和一双棒槌腿,可亚里士多德用高雅的服装和无可挑剔的发式使人们转移对他这些小毛病的注意。他在学院里的私人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记录,可在37岁的时候,他因堕入爱海而结婚。他的妻子早亡,他在遗愿中说,他要求自己死后把她的尸骨埋在他的尸体旁边。他再婚了,与他的第二个妻子度过了余生,并让她在自己死后得到很好的照顾,“以感谢她对我稳定的感情”。他通常是和霭可亲和热情待人的,可当有人冒犯他时,也可能会非常严厉。有一个罗嗦的人问他说:“我的唠叨不休是否已令阁下烦透?”他回答说:“没有,真的没有——我完全都没听您讲话。”

  尽管他出生富有,但他一生都是个格外勤奋努力的人,在追求知识的探索中从不辜惜任何东西。当柏拉图大声颂读自己的对话时,心烦的听众都蹑着脚尖一个一个溜了出去,而只有亚里士多德留在那里,直到对话的结尾。他度蜜月的时候,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收捡海贝,而且他在写作和研究的时候如此专心至致,竟在4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70部著作。

  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出生于希腊北部的斯达吉拉,他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三世的御医,而阿敏塔斯三世的儿子就是菲力普二世,即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医学知识在希腊是一项代代相传的传统,亚里士多德一定学习过很多生物学和医学知识。这就可以解释后来使他成为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的科学和实验世界观,在这一点上,他与柏拉图典型的唯心主义正好相反。

  他17岁上来到柏拉图的学院,并在那里一直呆到37岁。然后,他离开学院,有些人说是愤怒地离开的,因为柏拉图死后,他的侄子,而不是亚里士多德被指定为继承人。他有13年的时间远离雅典,先在小亚细亚的亚述暴君赫米斯那里当哲学顾问,然后在莱斯博斯岛的麦迪伦当了几年哲学院院长,接着在菲利普国王的首都贝拉给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当教师。这期间,他一直大量地读书,观察动物和人类行为,而且笔耕不辍。他的一些作品,都以对话形式刻下来,据说都是些文学杰作,可这些都丢失了。留下来的47篇尽管在知识上很深刻,但都是麻木不仁的散文体和学究气十足的东西。它们可能都是些讲课笔记,或者只准备用于教学的一些材料。

  49岁的时候,他到达了自己的权利巅峰,便回到了雅典。尽管学院的负责人位置又一次空缺,可他却又一次轮空了。于是,他开办了一所竞争性的学院,即学园,就在城外面,在那里收集了一些师生,一座图书馆,还有一些动物标本。他早晨和下午都教课,一边在poripatos上,即学园铺有石料的小路上散步,(peripatetic-逍遥派这个词即从此而来),但他把一些研究领域都交给学生去做,很像如今的一些大学教授,把学生的发现一本接一本地汇集在自己的作品中,从而使自己的学术产量大增。

  在学园13年后,他离开了雅典,当时有一股反马其顿的骚动在城里爆发出来,他因为与马其顿人的联系而遭到攻击。他说,他离开的理由是为了拯救雅典人,使其不对哲学犯两次罪过(第一次罪过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杀害)。他因为一种腹痛病死于次年(前322年),享年62岁或者63岁。

  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他的巨大成就。人们只能推想,如在莎士比亚、巴赫和爱因斯坦的情况下一样,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少见的天才,他碰巧正好生活在一个特别适合他的超凡天才的时代和地方。

  确切地说,他的许多学说都在后世被推翻或者废弃,而他的科学作品也都混在一系列神话。民俗和明显的错误中。比如,在他著名的De Generatione Animalium(《动物史》)一书中,他报告了一项事实,即老鼠如果在夏天喝水就会死亡,说蟮鱼是自发产生的,说人类只有8根肋骨,还说女人比男人的牙齿少。

  可是,他跟柏拉图不一样,他有一种对实验证据的饥渴和对仔细观察的爱好,并为从此之后的科学研究树立了榜样。虽然他对演绎推理和形式逻辑百般强调,可他认为归纳推理也很重要,即从观察到的案例中导出总体概括,这是科学方法中最基本的一个部分,也是与柏拉图所倡导的得出知识的方法完全相反的。

  亚里士多德不认为感觉是虚幻和不可信任的,远非如此,他认为这些都是知识的基本原料。一位亚里士多德研究者说,对一位曾师学于柏拉图的弟子来说确属非凡,因为他对“具体的事实有强烈的兴趣”,认为除了像在数学这类抽象的领域以外,对真实事物的直接观察是理解的基础。比如,在De GenerationeAnimalium中,他先承认自己不知道蜜蜂怎样繁殖,然后说:

  到目前为止,事情尚没有完全搞清楚。如果弄确凿了,也应该给观察而不是给理论以荣誉,就算给理论,也只能给那些经观察到的事实证实了的理论。

  跟早期的哲学家一样,他努力去理解感觉如何发生,可是,又没有办法去收集这方面的确证——测验与实验还不知道,人体解剖得不到许可——他只能依靠形而上的解释。他得出理论说,我们感知事物不能光凭其诸如黑白方圆这类的性质,这些只是物质固有的非物质的“形式”。当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它们就在人眼里得到重新创造,它们唤起的感觉通过血管被传送到意识里面——这个意识,他认为,一定是在心脏里面,因为头部受伤的病人往往能够恢复,而心脏受伤却无一例外会致命。(他认为,大脑的功能是在血液过热的时候起凉血的作用。)他还讨论过一种内部感觉可能的存在,即“共有”感觉,通过它,我们可以得知,从不同的感官得来的各种感觉——比如说白色,圆形,温暖和柔软——都来自同一个单独的物体(在本例中就是一团毛线)。

  如果不看这些荒诞之处,我们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对感觉如何成为知识的解释是符合常识和令人信服的,而且对普罗泰戈拉及德谟克利特以感觉为基础的认识论形成互补。亚里士多德说,我们的意识能在一系列的物体中找到共性——这是归纳推理的精髓所在——从这些共性之中,可以形成一个“万有”,一个词或者概念,它不是指一个实际的东西,而是指一种东西或者一个普遍的原则,这是通往更高级知识层次和更高智慧的通道。理智或者知识因而就对感官材料产生作用,它是一种积极的,有组织力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生物标本的检查上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他不再可能把感觉的对象看成是纯粹的错觉,也不可能把概括性的概念当作比它们总括起来的个别物体更为真实的东西。柏拉图说抽象的概念可以脱离物质的东西而永恒存在,而且比这些东西更真实;而他的现实主义弟子却说,它们只是某些具体事物可以“预测到的”特性。尽管亚里士多德从没有彻底放弃希腊思想形而上的牢笼,他差不多就要说,这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在人的思想意识之外存在的。他因而就把希腊人有关知识的两大思想主流溶合起来了:普罗泰戈拉和德谟克利特对感官感觉的极端强调和苏格拉底及柏拉图对理想主义的极端重视。

  至于意识与肉体的关系,有时候他令人失望,语焉不详,另外一些时候又明晰透亮如晶石。模糊不清的地方关系到“灵魂”的本质,对此,他形而上地称作肉体的“形式”——不是它的外形而是它的“精髓,”它的独特性,或者也许是它的生存能力。这种混浊不清的概念会搅浑许多世纪以来心理学这片池水。

  另外一方面,他对灵魂产生思想的这部分的评论却是明晰而且有道理的。他在《动物论》中说:“一些作者痛痛快快地把灵魂称作思想的产生之地,可这个描述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应用到灵魂上,而只适用于思想的力量。”他在大部分时间里把灵魂产生思想的地方叫做psyche(心灵),不过有时候,他是拿这个词来指整个的灵魂。尽管这里存在一个不一致的问题,可是,说灵魂的思想部分是概念形成的地方,而不是在灵魂栖居肉体之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于此的一个地方,在这一点上,他是前后一致的。

  灵魂或者心灵也不是一个可以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的实体。“很清楚,”他说,灵魂无法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灵魂的某些部分也不能与身体分开,这是同样正确的。

  他抛弃了柏拉图所谓受禁锢的灵魂最高的目标是要从物质的束缚中逃脱出来的说法。跟柏拉图的二元论相对,他的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元论的。(可这是他成熟后的观点。因为他的观点一生变化不止,基督教神学家可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发现大量的材料来证实其二元论。)

  亚里士多德一旦把这些东西清除出去以后,他就来论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意识如何既使用归纳也使用演绎来获取知识。他的描述,按罗伯特·沃森的说法,构成了“精神过程最初的功能观点……(对他来说,)心灵是一个过程,心灵就是心灵所做的一切。”心灵不是一种非物质的本质,它也不是心脏或者血液(它也不可能是大脑,尽管他曾认为心灵是在大脑中的),而是思想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功能主义者的概念,即今天支持认知学说、信息理论和人工智能的概念。毫不奇怪,那些了解亚里士多德心理学的人都非常敬畏他。

  他对思想过程的描述,听起来就好像他是以实验结果为依据的。当然,他没有任何实验证据,而他却是如此聪明的一个生物标本收集者,他很可能做过类似的某些事情,也就是说,仔细打量他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把它们当作标本来研究,再用它们作为自己概括的基础。

  这些概括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思想意识,不管是以归纳或者是以演绎的形式来进行的,都使用感官感觉或者记住的感觉来形成普遍的真理。知觉带给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记忆允许我们存储这些感觉,想象使我们能够从记忆精神图景按照感觉来重新创造,而从积累下来的图景当中得出普遍的思想。这与他的师门柏拉图的思想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不相信灵魂天生就带有知识。按照丹尼尔·罗宾逊的说法,他相信,人类都有认知的能力,通过它,外部事物(感知的)记录会导向他们在记忆中的存储,这就形成了经验,而从经验——“或者从已经来到灵魂中安息的整个宇宙中”——会达成一个可证实的原理。

  这是一个超凡的观点,科学心理学将在23个世纪以后证明它。

  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人,他有关记忆的一些评论现在是毫无意义的,比如,他说,当我们的记忆处于潮湿状态时,我们记忆事情的效果最好,干燥的时候效果最差,而且说,年轻人的记忆比较差,因为其(像蜡板一样的记忆的)面积会在成长过程中快速地变化。可是,他的许多观察还是很有见地,而且接近事实的。例如,一个经验重复的次数越多,它就越发容易被记住。还有一例:一些虽然只经历了一次,但是在非常强烈的感情下经历的事情,会比一些经历了许多次的事件更容易记住。还有一例:我们从记忆中调用一些东西,是靠概念之间不同的联系进行的——如相似、对比和接近等。比如,为了找回一段失去的记忆,我们在记忆里寻找一些我们相信的东西,或者知道会引导我们找到我们正在搜寻的记忆的东西。

  每当我们想重新找到某个东西时,我们都会体验到以前的某种运动(即记忆内容),直到最终我们会找到某种东西,通常在其后紧跟着我们要寻找的东西。因此,我们总是在一个系列中寻找,要么从当前的这个或那个直觉着手,或者从某种类似或者相反的东西搜寻,要么就从与它接近的东西那里寻找。

  虽然这很难说是不朽的真言,但心理学史学家大卫·默里说:“这最后一句话有可能是心理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名言,因为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信仰,即我们是通过联想从一个概念到达另一个概念的。”这个信仰将从17世纪起成为主要的学习理论的基础,和解释人类发育和行为的主要方法。

  在《动物论》和其它一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简要地处理或者浮光掠影地触及过其它一些心理学课题。虽然没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严加考察的,但这些评论的范围和见地却是令人惊叹的。除开其他的不说,他还提出了一种有关愉快和痛苦的动机理论,他触及到产生各种行为的驱动因素(勇敢、友谊、气质和其他一些因素)。还大致描述了宣泄理论(怜惜和恐惧的错位清洗),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戏院里看到悲剧的时候感到一种报偿。

  对于他的其它一些大胆的猜想,我们可能只能报以大笑,比如美餐会使我们睡得好,因为消化引起气体和体热围绕在心脏跟前,从而干挠心灵。但是,罗伯特·沃森说:“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会得到惊奇的报答,人们会因为他就心理学的一些事情所产生的现代思想而惊讶……当然,他在许多所谓的事实上是错误的,他还省掉了一些重大的课题,可是,他有关成长、感觉、记忆、欲求、反应和思想的总的框架却只有少数错误,它们与现代心理学岂止相像。”



 


[此贴被歇洛克·罗平于2005-5-4 9:25:09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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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楼: Re:心理学的故事 05年05月04日09点22分


第二章 学者们

漫长的睡眠

  如果说很难解释心理学在希腊的突然出现和兴起,则解释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压倒它的心理学冬眠就几乎是同样困难了,那是一场持续了两千年的漫长睡眠。直到17世纪之后,心理学的问题才又一次像在希腊文化昙花一现的繁荣期间一样,激发和刺激了一些思想者的兴趣。

  然而,“冬眠”和“睡眠”都是些误导性的词,它们暗含一种对此情况缺乏了解的意思在里面,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在整个希腊典盛时期的光芒中,在罗曼娜女神、在基督教对社会的转变中,在罗马帝国的解体中,封建制度于罗马帝国废墟上的出现,还有文艺复兴时期学习的更新,心理学既不是垂死的,也没有被人遗忘。在这些漫长的世纪和社会的变形中,一些知识分子继续提出一些希腊哲学家们提出过的问题,并形成了一些答案。可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站在学术评论人的立场来做的,在已经做过的工作上再次劳动,而不是作为探索者和发明人来工作。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产生过使心理学知识产生重大进步的、新的重要思想。

  也许,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晚期,心理学已经发展到了思辩和深思能够到达的最远边际。他的时代以后,那些对心理学理解感兴趣的人继续依赖这个方法,可这门科学不可能在没有观察、测量、取样、测试、实验和其它实证过程的情况下产生进步。

  然而,对这场漫长的睡眠,却有另外一种更大的解释:主导西方文明达2000年之久的社会和宗教方法没有哪一种启发人们去探索心理学的未知领域。由于不同的原因,希腊式的社会,罗马式的社会和基督教促使那些思考心理学问题的人仅仅做一些考察先辈的工作,看看有没有可以修改用来适应他们自己的信仰系统的东西。

  然而,这些学者、编辑和校订者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依然值得我们注意,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任何科学史上,都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是其实施者在对一些已经接受的理论上做一些小的修订工作,以使其适应很难控制的事实。在这样的期间,科学就像茧中之蛹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以期使其以崭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这段蛰伏期间发生的事情,可能比有形变的动物出现时要产生较小的戏剧影响,可对知识的进步却也不见得无关紧要。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心理学冬眠的晚期,基督教学者们精选了修正了希腊的心理学学说,并在神学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有关人的本质的非科学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大众思想当中一直流传至今。看看这些假设是怎样以及何时发展的会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的一些争论,如意识是否可以存在于与身体分开的思维当中(比如在体外的经验或者死后复生的经历之中的一些思维中),或者它是否就是发生在活体大脑中的一些物理和化学事件的连结。

评述者:泰奥弗拉斯托斯

  当亚里士多德于前323年因为政治动乱而离开雅典时,他任命自己长期的朋友和同事泰奥弗拉斯托斯为学园的园长,他后来还把自己的图书和所有作品的手稿遗赠给他。很清楚,亚里士多德对他甚为重视。

  泰奥弗拉斯托斯(约前372-前286)的确是位杰出的老师和学者。他主持学园成功地运行许多年,是位非常流利的演讲人,一次竟有2000人前来听他演讲。他还极为勤奋,在他的一生中完成了227部——有人说有400部——有关宗教、政治、教育、修辞学、数学、天文学、逻辑、生物学和其它一些学科的著作,包括心理学。

  然而,尽管亚里士多德判断准确,可他没有预料到,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记住或者读过泰奥弗拉斯托斯除其中最为琐屑的《性格》一书外的任何作品。这是一系列简短的讽刺性原型素描,如谗媚者,饶舌者和傻子——这是后来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的最初样品。这些素描是一些广义上的心理学作品,因为它们报告了行为上的一些现象,但是,对我们了解性格特征或者模式的起源或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其它作品早已恰如其分地为人们所遗忘。他在这些作品中重述,编辑,评论他以前的人已经说过的事情,可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进去。特别是在他的心理学论著《感觉论》中尤其如此。他说了很多有见地的话,可这些不过是对前人作品的评价或者吹毛求疵。下面这些是很典型的:

  (德谟克利特)把感觉、快感和思想归结为呼吸和空气与血液的混合。可是,有许多动物要么就是没有血液,要么完全不呼吸。如果呼吸必须穿透身体的各个部分而不是一些特殊的部分——(这个概念)……他是为了其理论的一部分的需要而介绍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身体的所有部分都来进行回忆和思想活动。可是,理智并非在我们所有的器官中都有一席之地的——比如我们的双腿和双脚——而只是在一些特殊的部位,通过这些特殊的部位,我们可以在合适的年龄锻练自己的记忆和思想(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别的地方说过,思想在大脑里面产生)。

希腊学者

  泰奥弗拉斯托斯有关心理学的作品,是我们在希腊时代、亚历山大去世并由他的三位将军瓜分了帝国之后的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家的作品中能够找到的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些评说没有开辟任何新领域,但却开始收辑希腊心理学思想中的一些瑕疵,2000年以后,它引起一些追根究底的人设计新的假说并且第一次开始用科学方法进行验证工作。

  希腊时代的心理学中发生的一些实际的事情,也是其它智力活动真实的图景。对前几个世纪的思想家们的思想的编辑和批评,随着图书馆的增多而发达起来,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埃及国王普陀勒米一世在那里建立了最大的古代图书馆。只在几个科学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几何,欧几里得极大地发展了它;流体静力学,阿基米德在这门学问中有了划时代的发现,即一个沉浸在液体中的物体所失去的重量与这个物体所排出的液体的重量相等;还有天文学家,厄拉多塞通过计算地球的周长而极大地推进了这门学问,他的计算结果几乎与实际的数据一样。(他先在正午时间当太阳直射进阿斯旺的一口深井时测量亚历山大城一座方尖石塔的阴影,然后,通过几何方法确定使阴影产生不一致现象的地球曲率。)

  这些科学以及其它一些取得了进步的科学已经在一部分程度上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实施者不管形而上的一些问题,而只管寻求不通过哲学思辩而通过实证得来的知识。(数学不是实证的科学,但欧几里得从事数学研究的方法至少脱离了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几何学者的神秘论。)同时,当时还没有想到任何实证方法的心理学仍然保持为哲学的一个分支。

  可它处在衰落之中。遍布马其顿与近东的战争间歇肆虐,以前希腊城邦的社会秩序逐渐衰落,人们渐生厌恶与悲观情绪。哲学家们不是寻求最高真理,而是去寻求安慰。他们转而研究天文学,近东宗教和对柏拉图主义进行神秘主义的改造。他们还把哲学变成狭隘的伦理系统,这可以教他们如何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明哲保身。

  在这样的情形中,心理学不再引起哲学家们的兴趣。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都只是在那里反刍和推敲大师们的假说。当时新兴的三大学派,即伊壁鸠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和斯多葛学派的弟子们只把他们自己的心理学讨论局限在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上(即我们只知道感觉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从感觉中通过推理的使用而抽出概念和意义的学说),他们修补他们注意到的任何错误,并根据他们的伦理学的需要增加一些概念。

伊壁鸠鲁主义者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把他的生存伦理的基础建立在这样一个过分单纯化的教理上:“快乐是神圣生命的启始和终结。”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追求感官享受的人或者是个浪子,他是一个脆弱而且长期多病的人,他只寻求并提倡平静和适度的快乐,并在讲座时反对这样一些极度的快感,如暴饮暴食,在公共场所欢呼,玩弄权术和性交。关于最后一种,他说过:“没有一个人因为沉溺于性交而优人一等,他做得不算太差也行。”可是,他的确养了一个情妇,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堕入爱情的话,性快乐是相对无大碍的。

  伦理学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对心理学注意极少,只不过就德谟克利特的知识学术诡辩一通而已,因为这适合他的实用主义和世俗的哲学。然而,如果他追求过他自己的学说当中的心理学意义的话,他可能就成了心理学故事中的一个伟大人物。按照迪奥京斯·莱奥修士的说法,“(伊壁鸠鲁主义者)说,有两种激情,即快乐和痛苦,它们会影响任何活着的东西。一种是自然的,而另外一种是我们的本质之外的东西,这是我们判断所有需要选择或者抛弃的东西的基础”。这很明确地昭示了我们今天叫做再励原则的理论,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它是学习的基本机制。可是,伊壁鸠鲁和他的弟子们只发展了这个二分法的形而上的部分,而没有展开心理学方面的含义。

怀疑主义者

  斯多葛主义是由西迪厄姆地方的艺诺(前335-前263年)创立的,它的伦理学系统是以长期以来为希腊思想所熟知的一个心理学概念为基础的,即人们可以通过对情绪的控制求得平静。芝诺认为,美好的生活是这样的,人们的思想会得到完全的控制,使一个人感觉到尽量少的情绪,因而可以使他不受痛苦的折磨。哪怕欲望和快乐也应该避免,因为它们会使我们失去抵抗力。

  他的弟子们强调说,这样的情绪控制需要对意志进行练习,他们回应了柏拉图的观点,即意志执行理智的指令而压抑欲望的冲动。可是,这引起了斯多葛学派的一个问题。他们相信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即宇宙是由原子构成的,它会按照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则来运行,这个概念似乎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任何空间。为了解决或者至少绕开这个难题,他们争辩说,上帝不可能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意志亦是一样;由于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它一定也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这个假说显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反证实,因而给心理学留下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罗马借用者

  当东地中海世界在沉沦中进入没落和昏睡时,罗马却越来越有生命力,越来越有进取精神。可是,罗马人尽管征服了东地中海人,它本身却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罗马人精于建立帝国,但却不是很好的革新者,是很好的管理者,但不是思想家,他们采纳了希腊的文学、建筑、雕塑、宗教和哲学风格。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二世纪之间,按照吉本斯的说法,罗马人“占领了地球上最美好的一个地区,拥有人类中最文明的一部分人”,可是,在这整个期间,它仍然是希腊的文化寄生虫。罗伯特·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罗马人没有发明任何艺术形式,没有建立有创见的哲学系统,也没有作出任何科学发现。他们会修路,会订立系统的法典,还会有效地指挥军队,至于其它的东西,他们只好看着希腊人。”

  可是,在哲学上,他们有选择地照抄了希腊人。他们只关心军事征服,对从属国土地的管理,对奴隶和无产者的控制和其它一些实用的事情,他们对希腊哲学幻想更高层次上的飞行派不上用场。比如,他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来的只有逻辑。他们大体上认为,哲学的合适范围应该是法律的颁布,以利人们在不稳定的人生里明哲保身。

卢克莱修修士

  因此,伊壁鸠鲁主义对一些罗马人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卢克莱修修士是裘里斯·凯撒的同代人,他在其科学文集,名叫《物性论》的一篇长诗中详细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他在这里宣扬的理性和消极的伦理学,对共和国的那些贪婪和进取型的统治者没有吸引力,可是,对大多数希望远离战争暴力和政治学的罗马贵族来说却是正中下怀,因为他们需要一门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动乱中求得平静生活的哲学。

  卢克莱修修士在《物性论》中对心理学没有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他只是以某种学校老师式的口吻重述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增加了一些旨在修补二者缺陷的评论。他的世界观和他的资料来源都很有限。比如,他说,由于我们在“胸脯的中间一带”感到害怕和喜悦,因此,那就是思想或者理解力之所在的地方,而且,思想和灵魂(他认为这两者是相连的)都是由特别小的、移动很快的原子构成的。可是,在别的一些地方,他又非常突出地很有见地,而且非常现实。比如,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卢克莱修修士最好的一面:

  思想和灵魂的本质是有形体的……(而且是)有生死的。如果灵魂是长生不死的,并且能在出生的时候进入我们的肉体,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记住遥远的时代,也留不住以前的行动痕迹呢?如果思想的力量完全被改变了,所有对过去的记忆都丢失了,那么,我认为这与死亡毫无二致。因此,你们得承认,以前存在的灵魂已经消失了,现在存在的灵魂已经形成。

  虽然我们也许得赞扬这位古代诗人的常识,可是,在他的身上,心理学已经停止。我们不必在此多停留。

塞内卡

  斯多葛主义更对罗马社会进取型的统治阶级的口味。从公元一世纪起,这个说教就风行于罗马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中,他们过着奢侈的极权生活,可他们知道,任何一分钟都可能失去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对于他们来说,斯多葛式的消除激情以及面对个人悲剧时保持平静的态度是一个理想。

  这种教义集中体现在哲学家小塞内卡(前5-65)面对死亡的行为中。这位诗人、戏剧家、政客和斯多葛主义哲学家被人编造谣言,也许是弄错了,说他在谋划推翻尼禄王。尼禄王听说谣言后,派一位百夫长到塞内卡的家乡去告诉他说,尼禄王希望他死。听说这个以后,塞内卡平静地要人们取蜡板来写遗愿。百夫长不许他完成这份冗长的事情,因此,塞内卡对身边哭泣着的朋友们说:“我不能回报你们给我的服务,只好把我能够留给你们的最好的东西留给你们——我的生活方式。”他平静地割开了自己的血管,躺在热水池里,一边咽气一边向秘书们口述一封告罗马人民书。

爱比克泰德

  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0)是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他早先是一名希腊奴隶,跟他的斯多葛先辈一样,他对宇宙的本质、物质或者精神没有兴趣。“所有存在的事物是否由原子构成……或者是否由火或者土构成,”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光知道理解善和恶的本质这还不够吗?”他最关心的是要找到一条忍受人生的办法。他对心理学惟一的注意是提出了一条准柏拉图式的、对如何“忍受和放弃”的理性化:

  永远不要说什么“我已经失去它了”这类的话,而只说:“我已经把它还回去了。”你的孩子死了吗?它是已经被送回去了。你的妻子死了吗?她被还回去了……我得外出流浪去了;有没有人能挡住我带着微笑和宁静出发呢?“我要把你关进牢房。”你关住的只是我的肉体。我必须死:因此我就非得怨恨地死去吗?……这些都是哲学应该预演的课程,应该每天都写下来,并且实践。

  同样高尚但没有任何启发作用的感伤情怀还出现在二世纪的哲学家和国王马库斯·奥瑞琉斯著名的《冥想》中。

加伦

  罗马人对心理学惟一真正的贡献是由一位希腊和埃及人做出的。

  这位希腊人加伦(约130-201)是他那个时代最为有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他还是马库斯·奥瑞琉斯及其继承者的私人医生。加伦的手册之一的名称听起来很有希望——《心灵激情的诊断与治疗》——可是,其只包含了旧饭新炒的斯多葛和柏拉图有关通过理智来进行情绪控制的概念。可是,在别的地方,他在某些细节方面发展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简要地提到过的情绪分类,也就是,情绪要么是“暴躁的”,与愤怒或挫折有关,或是“欲望的”来自满足各种快乐的欲望和肉体需要的满足。几乎所有对情绪进行过分类的现代心理学家都曾做过类似的区别。

  加伦对心理学的主要影响,如前所述,是他以希波克拉底四体液说为基础的性格理论。这是一种负面的贡献,因为在许多世纪的时间里,它误导了医生和其它人,以为它是性格模式和心理疾病的成因。可是,他的确承认并正确地描述了由情绪引起的一种生理症状。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位女病人的脉搏在某人碰巧提到一位男舞蹈者的名字时加快了。加伦安排某人在她下次来这里时进入房间里来,并谈论另一位男舞者的表演,并在另外一天进行同样的实验,只是再换一位舞者的名字。在两种情况之下,这位女病人的脉搏都没有加快。第四天,某人又提到了第一位舞者的名字,而她的脉搏又加快了,加伦就很有信心地给她下了诊断,说她得了相思病,又说,一些医生好像没有认识到肉体的健康如何会受心灵磨难的影响。很不幸,他在这个思想上再也没有发展下去,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身心医学才有人再一次探讨这个问题。

普罗提诺

  埃及人普罗提诺(205-270)对心理学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贡献。到他那个时代,罗马文明已经没落、腐朽,并充满暴力。在那种环境下,许多有麻烦的人都被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所吸引,因为它把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与柏拉图的信仰当中神秘和世俗的部分,包括他自己最没有科学性和精神性的心理学在内结合了起来。

  普罗提诺在亚历山大城学习了希腊哲学后,244年来到罗马,在那里像基督圣徒一样生活。虽然他并不信基督教,可他对城里的奢华生活并不羡慕。他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囚所——他的传记作家和弟子波费里说,普罗提诺甚至为自己的灵魂竟有个肉体而羞愧——他并不关心自己的肉体,对衣着和卫生之类的事情毫不关心,吃最简单的食物,避开性活动,还拒绝坐下来让别人替他画像。他觉得,肉体是他最不重要的部分。尽管他有如此的苦行生活,可他仍然是一位颇受欢迎的演说家,罗马富人有很多人为各式各样的事情来找他拿主意。

  他很尊敬柏拉图,提到他的时候光是简单地说“他”就完了。他跟柏拉图一样认为感觉的证据比推理的证据次一等。他相信,最高的智慧,通往真理的最后通道,会在灵魂处于恍惚状态中暂时脱开肉体,然后感知到世界彼岸时到来。他写道,他本人就曾有数次这样的经历。

  它发生了许多次。从肉体之中升起来进入我本人;超然一切事物之外,自成一体;看到一种奇妙的美;然后,它比任何时候更确信地与最高秩序连通起来;获得与神性的统一,通过这个活动而居留在它(上帝或者善或者最高者)里面;在智力中一切事物之上平衡起来的,与最高者比较起来还是稍逊一筹:可是,接着从智力到推理的下降时刻就到来了,而且,在这次深入神性的居留之后我自问,我现在怎么搞的竞弄得下降了呢?灵魂是怎样进入我的肉体呢?灵魂还在肉体之内的时候就向我显示,它是最高的事物。

  说得轻一些,这很难让人理解。普罗提诺在这里和别处所说的话意思是说,一个三重的现实世界存在于物质和生理的世界之上。它是由一(它)构成的;由精神或者智力或者思想构成,是一种回顾或者一的图象;而且是由可以向上仰观精神或者向下俯视自然和感官世界的灵魂构成。

  这与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也太有关系。

  没有关系,是因为普罗提诺对精神功能的研究没有兴趣,他没有就心理学说过什么话,而只是对德谟克利特和其它原子论者的心理学提出反对意见。

  太有关系,是因为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关于肉体与灵魂,灵魂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会成为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而且会使心理学的探究定形并约束它,直到14个世纪以后科学的再生为止。

  另外,普罗提诺获取灵魂概念、思维和它的方式,成了科学心理学出现以前任何对精神过程发生兴趣的人进行类似探索的模式。他有一部分是通过冥想来进行真理探索的。可是,由于这种经验是相对少有的——在波费里与他一起工作并观察他的6年当中,他只有过4次——他寻找理解灵魂、思维和它的方式主要是靠沉思冥想的推理。换句话说,他极尽心力想构想一个在他看来能够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关系的超自然的结构。当然,他没有检验自己的假设,测验属于物质世界,而不是精神世界。

教会之父改造者

教会之父

  公元1世纪和4世纪之间,罗马帝国到达了它的巅峰然后开始瓦解。基督教成了主导性的宗教。在接下来的西方文化的变形中,没有宗教信仰的哲学家被一个非常不同的种类逐渐恢复成了思想领袖,他们就是教父,或者教会之父。

  这是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主教和其它一些著名的基督教教导者,在彼此间无穷尽和激烈的争辩中,他们寻找解决许多在新的信仰中有争议的问题。他们的名字对任何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的人都不陌生,其中有亚历山大城的克雷芒、德尔图良、奥利金、格列高利·陶马特古斯、阿诺比亚士、莱克坦修士、尼斯的格列高利,当然还有圣奥古斯丁。

  尽管异教哲学已经衰退下去,它的心理学却在教父们的“护教学”,或者为基督教信仰进行辩护的一些布道和书面材料中,以选择和修改后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教父们都是些哲学神学家,其主要的兴趣尽管是有关基督是神还是人这类关系到信仰的中心问题,但他们必然也涉及到有关灵魂的本质,它与思维和肉体的关系以及思想概念的来源这类心理学问题的争辩。

  基督教时代的早几个世纪的几乎所有的教父们都是中层或者上层社会的罗马公民,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城市里出生和长大,接受了他们那个等级中男人的典型教育。他们因此而熟悉异教哲学,在他们的护教学中,他们激烈地攻击那些与基督教教理不相容的一些哲学观点,可也接受和改造了那些支持基督教教理的东西。他们排斥和责难几乎所有在异教哲学中符合科学但又与基督教教理相冲突的东西,比如他们认为,上帝能够直接干预人类的生活,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以及圣迹有现实性等。一大批科学知识被遗忘了,而且,历史学家但尼尔·波斯丁说:“学术健忘症袭击了整个大陆,从公元300年到至少1300年。”

  可是,心理学却没有完全被遗忘,教父们挑选并改造了其中的一些东西去支持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凡是属于自然主义观点的东西,如精神过程是由于原子在大脑或者心脏里面运动而引起的这个观点,他们都认为要么是不完全的,要么是异端邪说。任何支持基督教的灵魂崇高和超凡现实信仰的东西,如柏拉图的概念学说,他们都加以欢迎并改造它,使它适应基督教的教理。

  困挠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心理学问题是,灵魂是不是上帝的一部分,是不是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在它来到肉体上的时候就天生带有知识。基督教教理却有另外的说法:每个灵魂在出生的时候都被重新创造过了,新生儿的思想因而就是空白的。许多教父们相应地攻击了天生思想的教条,不过他们接受了柏拉图学说的大部分思想。

  另一个困难的问题是,灵魂如何与思维及肉体相结合,灵魂是否需要一个肉体来感知和接纳感觉,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可是,按照教义,犯罪的人或者不信仰的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在地狱遭火刑;除非它能在与感官脱离后还有感知力,否则它怎么能感受到痛苦呢?大部分教父说,自我,灵魂不需要感官来感知。

  这些就是难题——还有许多类似的难题——教父们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许多的精力,彼此攻讦,以便把心理学调整到新信仰中去。心理学就以这样的形式保留下来。

德尔图良

  尽管前尼契时代的教父们——在325年尼契教会之前生活和写作的教父们——彼此观点冲突很大,可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德尔图良的作品却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说明异教心理学概念是怎样汇入教父们早期的作品中的。德尔图良(约160-220)是一位罗马百夫长的儿子,他在迦太基长大,在那里接受了一流的教育,然后他学习了法律,来到罗马,并在这里成了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三十多岁的时候,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皈依了基督教,抛弃了异教徒的享乐。他娶了同教的一位信徒,带着僧侣的指令(当时的僧侣不是独身的),然后回到迦太基,在那里度过了余生,源源不断地写出了大量激烈的护教作品和对罪恶的斥责。他是教父中最早用拉丁文而不是希腊文写作的人,有人说,西方基督教文学是从成熟期的德尔图良开始发展的。

  他一直都是个愤怒的人,一辈子对罗马异教徒们享乐的生活和他们对基督徒的残酷十分愤怒。正是他说出“殉教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名言的。他滋滋有味地安排好了异教徒们死后会遭受的痛苦:

  最终审判日(将会到来,)到时所有这个旧的世界和它的几代人都会在一把火中消灭。那一天将是多么壮观的一个场景啊!我会怎样惊叹,大笑,欢呼和高兴啊!看见那些自以为会进入天堂的人在黑暗的深处痛苦地呻吟!还有那些迫害了基督的名字的法官们,他们在比针对基督徒而放的大火更为炽烈的火焰里熔化!——还有圣人和哲学家们,他们在自己浑身冒火时面对着自己的弟子们满面羞愧!

  德尔图良尽管结过婚,可对于婚姻物质的一面却有如圣保罗一样很差的看法,而圣保罗竟是他的思想的来源。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给妻子写了一封关于婚姻和守寡的信——这封信的用意还有教导别的妇女的意思在里面——他在信中表达了他对他自己和她的物质欲望的蔑视。这封信尽管不是一篇心理学文章,而它代表了许许多多教父作品中对性欲的态度,它对18世纪的信徒们对性欲和情感的认识产生了深重的影响,这些影响的本质和范围最终会在弗洛伊德开始心理分析研究的时候显露出来。

  德尔图良在信中称他妻子为“我最好的、亲爱的、上帝共同的仆人,他要妻子在假如他先她而死之后不要再婚。他说,二婚等同于通奸。她应该把守寡看作上帝对禁止性生活的召唤,因为上帝认为只有在婚姻状态下才可以进行性生活。她也不应该对丈夫的死感到悲伤,因为它只是结束了他们被一种肮脏的习惯所奴役的状态,而这种习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他们在进入天堂之前必须放弃的。

  对基督徒来说,在他们离开人世以后,在复活日到来时没有复婚的保证,他们将被转换进入一种天使般的状况和圣洁之中——到那一天,我们俩人之间因为奢华的生活而造成的耻辱将得不到恢复。这样的轻薄,这样的斑点,上帝是不会对其信徒作出任何保证的。

  历史没有他妻子如何作答的记录。

  对一些恶人进行这样的地狱之火和硫黄石的惩罚,在那个时候的心理学中随处可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保留了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他所采用的形式是攻击那些心理学学说,因为这些学说与他的宗教信仰相冲突。另外一种形式是改造那些给予他们以支持的东西。比如,在《创世纪》中,有关上帝创造亚当一节的叙述,就是让德尔图良排斥柏拉图说一个人的灵魂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个理论的足够的理由:

  当我们承认灵魂是从上帝的呼吸中诞生的时候,也可以认为我们把一种开端也归因于它。柏拉图不愿意把这个归因于它,他会使灵魂无法诞生,也无法创造。可是,我们却从它的确有个开端这个事实,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自然这个事实出发,教导人们说,它既有出生也有创造——这位哲学家的观点被预言的权威所推翻。

  可是,尽管他相信灵魂在死后依然存在,可是,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反对这些哲学家们说灵魂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形体的,而且与肉体功能有某些同盟:

  灵魂当然与肉体有一致之处,在它受到伤害时也一样感到痛苦。肉体还与灵魂一起受痛苦,并且在灵魂受到焦虑。压抑或者爱的时候与灵魂联结在一起,通过它自己面红耳赤来证明其羞耻和恐惧。因此,从这个相互的感受性方面来说,灵魂证明是有形体的。

  跟希腊的一些哲学家一样,他把思维定义为灵魂进行思考的那一部分,可是,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不同意德谟克利特的想法,即灵魂和思维是同一个东西:

   思维,或者叫animus,即希腊人叫做nous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灵魂里面固有的某种功能或者作用,在这个地方,它会起作用,会询求知识,并且能够产生自发的动作……锻炼感官就是使其从属于情绪,因为从属就是去感觉。在同样的方式下,取得知识就是锻炼感官,而且体会情绪也就是锻炼感官;这一切都是一种状态的从属。可是,我们知道,除非思维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否则,灵魂就什么也体会不到……可是,德谟克利特消弥了灵魂和思维之间所有的区别,然而,这两个东西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东西呢?除非我们把两者混为一团,或者消灭掉其中一个。可是,我们强调,思维与灵魂结合起来,不是说它在物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只是其自然的功能和作用。

  而在教理立场上,他改造了柏拉图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观点,因为他不能够把后者看作上帝的手工:

  柏拉图把灵魂分成两部分——理性和非理性的部分。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持异议,可是,我们不能够把这种两重的区别归因于灵魂的本质……(因为)如果我们把非理性的因素归因于我们从上帝那里得来的灵魂的本质,那么,非理性的因素将会是从上帝那里得来……(可是)追求罪恶的动机是从恶魔处得来的。然而,所有的罪恶都是非理性的:因此,非理性是从恶魔得来的,与上帝无关,对于上帝来说,非理性是一个外来的原则。

圣奥古斯丁

  尼契教会之后,基督教教理越来越标准化,基督教本身也成了帝国的正教。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心理学被缩减到正教能够接受的程度。前尼契时代的教父们在许多心理学问题上的观点也变成了异端邪说。(奥利金去逝后,他因为多种异端邪说而遭惩罚,其中就是柏拉图教导他的灵魂预先存在的信仰。)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从4世纪以衰减的形式保存到12世纪,是得益于圣奥古斯丁这位“基督教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之前教会的主要权威。

  圣奥古斯丁(354-430)出生在罗马努米底亚省(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塔加斯特城,他的母亲圣莫妮卡(后来被封为圣者)是位基督徒,他的法官父亲帕特里西亚是位异教徒。奥古斯丁周围的世界仍然属于罗马式的奢华生活,可它正在迅速的没落之中。在他的青年时代,野蛮人正在进攻帝国的边陲,到他中年的时候,罗马本身已落入哥特人之手,在他的老年,整个西方世界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作为迦太基城一名16岁的少年学生,圣奥古斯丁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罗马酒色之徒。“我全身心投入通奸活动中,”他后来在著名的《忏悔录》中说到了这段时间的生活。可是,在接下来的一些年头里,他因为母亲灌输给他的负疚感而放弃了乱交,娶了一个小妾,并与她厮守了15年多的时间,对她很忠心。

  他是位敏捷而热切的学生,对柏拉图极为敬仰,称他为“半神半人”,后来还把很多柏拉图思想溶入了基督教教义。完成学业后,他成为迦太基城的修辞学教授,后来还去了罗马和米兰。他广泛阅读了异教哲学家的作品和基督教圣经作品,并成了基督教东部异端分枝的摩尼教教徒。可是,他越来越受到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影响,他的苦行和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更深的负疚感,也因为他那个世界的颓废而难过:匈奴人在践踏巴尔干半岛,哥特人把思雷斯国踏为平地,日尔曼人冲过了莱茵河,而在意大利,腐败正日益肆虐,苛税如猛虎,人们更沉迷于斗剑术和马戏。

  32岁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屈服于他母亲的乞求而准备结婚。他把心爱的小妾送走,等着他的情人长大成人。有一天,他感到“灵魂难受,倍受煎熬”(他在《忏悔录》中说)。他正在米兰的花园里与朋友一起坐着,突然被一阵想大哭一场的冲动笼罩住了,他逃往花园的一角,却在那里听到了一阵孩子般的声音在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拿起一直在读的圣保罗著作,随便翻开了一页,就看到了下面的话:“不是在放纵和醉酒中,不是在自我幽闭和麻木不仁中,不是在争斗和嫉妒中:汝须置身于基督之上,不得为一己的肉欲和色心装备齐当。”顿时,他感到灵魂的创痛消失了,他感到欣慰不已,心中一片宁静。他放弃了结婚的打算,献身于研究,准备转教,387年复活节,他母亲骄傲地站在他身边,由安布洛兹主教(后来亦是圣徒)替他施了洗。

  他回到了非洲,把自己的财产都给了穷人,并在塔加斯特成立了一家修道院。他甘于贫困,在那里度过了好几年满意的独身研修生活。然后,他响应附近的希波小镇的主教华勒里安的邀请,去帮他做教区的工作。圣奥古斯丁进入了僧侣生活,几年之后,年迈的华勒里安主教退休了,他勉强接替了希波主教的工作。他一直呆在这里,直到34年后去世为止,那时候,罗马已经被哥特人所劫掠,汪达尔人也到了希波的门前,离整个帝国西部的完全沦陷已不过50年之遥了。

  作为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仍然过着僧侣的生活。尽管个子很小,身体脆弱,而且长期受慢性肺病的困扰,可是,他仍然积极参与宗教议论和辩驳,以及与异端的斗争,而且还想办法写作了卷帙浩繁的信件、布道辞和大量的著作,包括他著名的《忏悔剥》,甚至花费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上帝之城》。他在这些著作中的主要目的,是想使理智与教会的教理调合起来,可是,每当它们产生冲突的时候,他都由自己的感觉来决定,“不是为了相信而理解,而是为了理解而相信。”

  圣奥古斯丁成了天主教有关教理事务方面最有权威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他的裁判权延伸至他所说的有关心理学的任何话,尽管他本人从没有系统地处理过这个问题。他对心理学的观点,如同对所有科学的观点一样,都混合着真知灼见和模糊不清之语,因为他认为心理学跟其它任何科学一样,在它们为宗教目的服务时都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除了《圣经》里面的话以外,所有的知识要么就是邪恶的,要么就是冗余的:“不管人从其它来源学到了什么东西,那都是有害的,它就在那里受到诅咒(即在《圣经》里),如果它是有用的,一定早就已经在里面了。”可是,在他的著作里,有一大批心理学材料被保存下来,因而也就为学者和黑暗时代以及中世纪早期的“教会医生”们所了解。

  比如,圣奥古斯丁之后的加伦就是其中一个,他重复过圣奥古斯丁的话,认为,灵魂或者意识会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反过来,灵魂或者意识也可以影响身体状况。圣奥古斯丁举例说,太多的胆汗,会使一个人很容易动肝火,可是,一个容易因为外界的事件动肝火的人也会引起他的身体产生过多的胆汁。

  圣奥古斯丁利用早期的教父们引用过的异教哲学家们来解释意识的结构,即记忆、理智和意愿这三重功能。可是,有时候,他所说的有关这三重功能的话会变得非常神秘,比如,他用心理学来解释这个三重体怎样也可以变成一体:

   由于这三重的记忆、理智和意志并非三条生命而是一条,亦不是三种意识而只是一种,因此,它们不是三种物质而是一种物质……这三种东西之所以是一种,其原因是它们是一个生命体,一种意识,一种存在。可是,它们之所以是三种,是因为我记得我有记忆和理解力以及意志。我知道我理解,我有意志,我会记忆,而且我希望我有意愿,有记忆,有理解力……因此,虽然每个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与一个整体的人相等,每个作为整体的人与所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是一样的,这三种东西也就是一种,一种生命,一种意识,一种存在。

  圣奥古斯丁认为在活体的人中,意识与灵魂是等同的,可是,他说,灵魂是非物质的,不可摧毁的,而且,人死后它会离开身体而变得永生不死。他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呢?他的理论是这样的:灵魂,或者意识,可以设想永恒,这个概念是它不可能从感官得到的。正如思想即存在一样,设想更高层次的存在亦是存在的一部分。

  可是,他也经常以更为自然主义的术语来描述精神生活。他以自己特有的尊贵口吻,重述了早期对感官和记忆的机制非常有兴趣的异教哲学家们的一些观点:“我进入了记忆的旷野和小房间,这里有无数从感官得来的各种事物的图像之宝。”在这样的情绪之下,他感到万分惊叹,图像怎么会通过感官沉淀在记忆里,记忆为什么不仅仅容纳了图像,而且还有概念,发生在意识里面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是一些自然感觉到的记忆的系列,为什么有时候又是有意寻找的结果。

  然而,跟很多的异教哲学家们一样,圣奥古斯丁认为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是不确定和不值得信任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肯定我们的感官是不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而确定的东西,超越了任何疑惑的东西,是自我意识的原初体验,因为产生疑问即是思想,思想即是存在;疑惑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即可以确定,我们都是活着的,我们都能思想。他就以这样的办法辩驳了怀疑论者,并确立了柏拉图的知识学说,他比柏拉图更多地依赖于作为知识和真理通道的内省。弗兰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内斯尼克两位博士在《精神病学史》一书中说:“圣奥古斯丁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锋和存在主义的最早开拓者,而且也是心理分析学的远祖。”

  的确,这种内省法的使用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的方法。《忏悔录》中令人惊叹的自我启示乃是文学上的首例,从圣奥古斯丁这里到卢梭,再到弗洛伊德,这个直系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这是从内省导向自觉,而圣奥古斯丁的目标远非仅止于此。在《上帝之城》和其它的神学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对内省如何可以显示更高真理的解释。他说,通过理智,我们可以上升到比感官局限更高的地方来获取类似“数”和“智慧”等的概念,可是,我们获取最高理解力的层次却只能通过内省性的、对上帝的注视才能达到。跟柏拉图一样,圣奥古斯丁用一阵狂文书写自己感到的彻悟,通过这些沉思,他感到自己“一级一级地上升到创造了我的生命的他的高度”,而且接近了人可以找到的最高的真理。

  对于圣奥古斯丁来说,最为重要的意识功能是意志,因为它提供了如何解决邪恶存在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睿智无比和善的,他就不会创造邪恶,也不会不知道它将会存在,也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与这位创造了邪恶的神同样威力巨大的邪恶存在。那么,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圣奥古斯丁推理说,因为人类是善的,他们就应该有能力来选择善的,而不是恶的(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邪恶只是善的缺失);因此,上帝给了人以自由意志。可是,人类有可能会失去行善的意愿,甚至有可能去行不义之举,这就是邪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圣奥古斯丁本人亲历过失败,他自己的意愿曾不想选择善的,他曾与小妾沉溺于声色之中。他在原罪的遗传中找到了对邪恶的解释,它给了色欲以很大的力量,超过了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情愿去作恶而非行善。一个人有时候不愿意看到自己玉树临风,可当他自己已为肉欲所征服时,他也无法仅凭意愿使自己玉柱倾倒,形颏自消。性快乐实际上会使镇定自若的思想瘫痪掉,而肉体也会统治人,在他藐视上帝的意愿时也会否决他的意愿。

  可是,圣奥古斯丁说:“真正的善人,如果可能的话,是希望不需要经历此等情事而生养后代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和夏娃——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嗣——可能在没有快感的情况繁殖子孙而不犯罪。为什么呢?这就很难想象了,他自己也承认,可是,他并没有在这个难题面前退缩,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是一些超级混合物,既有深刻的心理学观察,亦有苦行僧的狂想:

  在天堂里,生殖的种子会由大夫来播撒,而妻子将会去孕育它……是有意的选择,而非出自不可控制的色欲。毕竟,我们凭意志来移动的,不仅仅是一些由关节和骨头组成的手和手指,脚和脚趾,我们还可以控制肌肉及神经的放松和张紧……(有些人)可以使自己的耳朵移动,一次一只,或者两只同时动……(另一些人)可以从身体的后面弄出一些音乐曲调来,你还以为他们是在唱孔……人体器官,在没有肉欲的激发时,可以为了为人之父的目的而尊从人的意愿……当没有无法控制的色欲来激发生殖器官时,当所需要的一切是由有意的选择来进行时,精液的流动可以尽量少地刺破处女膜而进入子宫,而且就像时下的情况一样可经由同一个阴户管道进入;反过来,则会在行经时进行。

  人类在心理学的头8个世纪里学到的有关人类意识的知识,圣奥古斯丁就是这样选择和改造的;这也就是得到了他的权威的准许印行令的一些主要概念,在接下来的8个世纪里,它们成为惟一可接受的心理学。

教父调停人:

烦琐哲学家

  圣奥古斯丁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对这些问题再发过任何议论。势力强大的罗马遭到了反复的劫掠和扫荡;它的人民潜移至乡村小镇和有城堡的村庄,直到6世纪,只有5万人生活在曾经辉煌一世但现在已是烧毁殆尽的废墟上。它和其它城市的图书馆散布各处而且大半焚毁;过去的科学知识以及其卫生习惯、风度和艺术都不见了。西欧社会的大部分都慢慢变成了原始的村庄、简陋的采邑和小王国,其好战的首领们不是经常彼此袭击和围攻,就是组成联军对抗入侵的诺曼人、诺斯人、马札儿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哥特人和摩尔人。

  最后,战乱让位于封建制度稳定下来的秩序,可是,封建地主们对于学习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沉醉于侠义的马上枪术比赛、战争、东征、阴谋诡计、魔法和谦恭的求爱仪式。在一个其生活龌龊不堪、残酷而且短暂地世界里,心理学作为一种人造文化物品跟欧几里得的几何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一样被人遗忘而且与生活毫不相干。

  从6世纪到8世纪,西欧惟一有一些机会去学习心理学知识的人就只有牧师了,他们在少数一些修道院里得以读到有限的一些教父们的著作。可是,这些论题很少引起大部分牧师的兴趣,因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早就因为信仰问题和僵硬的封建生活而消耗一空了。只有少数几位其名字不为我们今天的人所知的人慢慢熟悉了已经写下的一切,而且他们自己也写了一些论灵魂和意识的书。这些作品没有哪一部不是一些布道材料,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的重编和反复。

  可是,变革还是缓缓地超过了封建秩序。十字军东征使成群结队的半原始西欧人与穆斯林商业与工业接触;贸易一直进发到十字军所到之处;意大利商船和商业舰队从北欧的海湾驶出,开始把东方的香料、丝绸、食物和挂毯运到欧洲港口,随之还带来了书籍和思想。随着海上运输商业开始复苏,内陆运输也繁荣起来。粗俗的乡镇变成了城市,有些城市,最早是波罗拿和巴黎,还建起了大学,哲学又以经院哲学的形式出现了,它主要是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解决有关信仰的一些大问题的逻辑论证工作。首先,经院哲学家们(或者叫烦琐哲学家)都因为《圣经》的权威和纲领中载明的教理,以及圣奥古斯丁及其他教父们的著作无可置疑的敬畏而大受局限。这些烦锁派的哲学家们检验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方法是,先提出一个命题,再取一个负面的立场,引用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来为这个观点辩护,然后用确定的命题来辩驳它,再用《圣经》中其它的引语和教父们的语录来为这个观点辩护。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意识到还有其它一些更为刺激的知识来源。有一部分是从中东的作品中得知的,因为那里的求知活动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更大一部分是从西班牙和康斯坦丁那布尔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尤其是阿维塞纳、阿佛尔罗和莫西·梅蒙里兹,他们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和心理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

  对许多的烦琐哲学家来说,他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和相对现实的世界观是从教父们枯燥无聊和来世的空想中的解放。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或者圣奥古斯丁成了他们心目中最高的权威。可是,在许多年里,烦琐哲学家们分成了两大阵营:神秘柏拉图派(大部分是圣芳济会的修道士)和知识型亚里士多德派(大部分是多明我派)。神秘柏拉图派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和逻辑是对信仰的威胁;而亚里士多德派,其中有阿伯拉尔、彼德·隆巴尔德、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和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这是对基督教教义真理的支持和证实这道真理的途径。激烈争执几十年后,亚里士多德派争赢了:阿奎那的哲学和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并利用理智来证明了教义的真理,并从此至今成为天主教的正式哲学。

天使博士:至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的崇拜者称他为天使博士,可他是何等样一个人呢?算不得一个引人注目的人:默不出声、圆鼓隆冬的一大堆裹在僧人的黑袍里,通常迷恋于自己的思想中,其虔诚和勤奋的一生几乎没有任何戏剧可言,一介书生而已。

  阿奎那的父亲阿奎诺伯爵的城堡在罗马和那布里斯的中间,他是日尔曼的贵族,其母亲是西西里的诺尔曼王子的后裔。托马斯出生于1225年,长大成人后一脸条顿人的相貌:身材高大、厚重,面容方阔,一头漂亮头发——也像条顿人一样很迟钝。有人说,他一生只生了两次气,他在同学中的浑名是“西西里的大木牛”。

  他5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入几英里外蒙特卡罗的本尼迪克丁修道院住读。他在那里度过的童年很难说是欢乐和无拘无束的,等他14岁离开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位禁锢的学者和苦行僧。在那布里斯大学又学习5年之后,他做了多明我僧人,令他的家人大为失望,因为他们曾希望他最终成为声望甚高的蒙特卡罗修道院的院长,而不是一名生活在贫穷之中的托钵僧。在他母亲的唆使下——他的父亲已经去世——阿奎那的兄弟们绑架了他,并在自家城堡里关押了他一年,希望他会改变主意。他没有,反而用圣者的平静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在囚室里继续自己的研习活动。

  然而,他的确发过脾气,因为他的兄弟为了引诱他脱离苦行生活,曾把一名妖艳的美妇悄悄塞入囚室。阿奎那一看到她就惊慌失措地捡起一根燃烧的火根满屋追着她打,并把房门上的十字架都烧着了。他的兄弟们再也不给他送美妇来了。最终,阿奎那的虔诚感动了他的母亲,她帮他逃脱出去。1245年,他作为巴黎的一位多明我会神甫恢复了生活,并师从亚里士多德的拥护者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学习神学。

  他是位了不起的学生,31岁的时候,经教皇特准被授予神学博士头衔,比允许授予该学位的规定提早了3年。他有非凡的集中思想的能力,能够在极为烦扰的情况下追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一次,在国王路易九世的宫庭宴会上,阿奎那在深思如何辩驳摩尼教邪说的办法,对周围的盛况、珠宝、大人物和机巧的谈话全然不知。突然间,他拍案而起,一声猛喝,吓得周遭一圈人大惊失色:“这下可就搞定摩尼人了!”

  这可并不是说他就是个难以亲近的人,他说话慢条斯理,轻言细语,谈锋甚健,而且乐观达人,可是,他的头脑里面总想着高深的思想,也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从醒来到睡觉,他的每一天都填塞着研究、写作、教学和礼拜。他参加所有时间的祈祷,每天要么望一次弥撒,或者听两次弥撒,讲课或者坐下写作前都要做祈祷。

  他有这么多的祈祷活动要做,可奇怪的是,1274年他在49岁去世前竟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在巴黎大学和意大利的一些大学里讲课,一边还写作了为数众多的布道辞、宗教小册子、赞歌和祈祷辞,还有对早期哲学家著作的大量冗长的评论以及卷秩浩繁的劝教著作。

  这些作品旨在劝说不信教的哲学家们,因为他们的理性论阻挡了他们的信仰。阿奎那想办法用完全不同于圣奥古斯丁狂热的神秘主义的途径来引导他们走入信仰:他给他们提供了旨在全凭理智来引导信仰的严密的逻辑哲学辩论。他在一份小册子中对一群反对者写道:“请注意,我们会纠正(你们的)错误。它不以信仰的公文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哲学家们自己的推理和声明上的。”

  还有专门对神学学生的说教,详细解释并为整个天主教教义进行了辩护。共有38份讲述不同主题的专题论文,包括纯粹哲学、伦理学、法律和心理学。其中一本书里包括了解情况631个“问题”或者主题,约代表对这些问题的一万多种反对意见或者答复。阿奎那利用辩证法通过一步一步的推理检查每一个问题。结果是,这比逻辑教科书热闹不到那里去,但作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它是无与伦比的。

  也许是操劳过度的原因,1273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在望弥撒的时候突然有了奇怪的感受,从那以后,他无法再写作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他说。“我已经感到,我一生写下的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现在,我等待着自己生命的终结。”3个月后,他去世了,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封为圣徒。

  阿奎那的神学和纯粹哲学在这里与我们关系不太大,只是,他使心理学与神学和纯粹哲学合谐相处了。他主要是在《人类论》、《人类行为论》和《习性论》这三篇专题论文中做到这一点的。他在这三篇文章里展开的东西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他不是一位探索者,而只是基督教教理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调和人。他的心理学大部分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基础的(不过却埋伏在阿奎那自己艰涩深奥的术语里),还零星地夹杂着加伦、圣奥古斯丁和少数其他人的思想。他把很多明显和实在的东西、一些在早期的教父作品里丢失了的东西恢复进了心理学。可是,他把这门科学冻结在其古典的思辨和诡论中,并把基督教信仰中一些关键要素输入其中,比如肉体与灵魂或者意识的二元论,这使心理学蒙上了阴影,直到今天才云开雾散。

  在他论及心理学的作品中,尽管有许多托马斯式的措辞,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话题。

  在论及感觉时,阿奎那讨论了早期作者们熟悉的五种外部感官,再加上“常识”感觉——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通过这五种感官,我们知道,通过不同的感官同时感觉到的一些材料是从同一个物体上得来的。

  他以多少带有亚里士多德风格的方式细分了心灵的各种功能,把它们分为“生长性的”(其自行调节的身体功能),“有感知力的”(感觉、胃口、运动)和“理性的”(记忆、想象和理智或者智力)。可是,他极度地夸大了“哲学家”(他经常这样称呼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草率建议,说有两种智力。第一种智力的功能,或者“可能智力”,是理解、判断和就我们的感觉进行推理,第二种智力的功能,或者“代行智力”,是要从我们的感觉中抽取思想或者概念”,并通过信仰来了解其它的一些真理,比如不能通过推理得知的三位一体的神秘性。

  阿奎那没有提供经验证据来证明两种不同的智力的存在,他的结论是以逻辑和教理合并而成。因为,不管灵魂里面是什么东西,它都会关系到身体的感觉、感知和情绪——不管是什么,只要它是灵魂-肉体在有生命的期间的一部分——它就不能够在死后仍然存在。可灵魂却会存在下去,因为教理是这么说的。它一定就是灵魂-肉体这个单元传递更高和永恒知识的那一部分,因此也是永生的,这就是代行智力。

  阿奎那因此就调和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和基督教教理,因为亚里士多德心理学不允许个人死后还有生命存在的说法,而基督教教理却坚持认为这是铁定的事情。然而,为了让容易消逝的“可能智力”成为一种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创造思想的机制,他从自己的心理学中排斥走了神秘柏拉图主义关于天生思想的说教。他跟亚里士多德站在一起,认为婴儿的意识就是白板一张,它具有从经验中抽取思想的能力。天生思想的教条会在以后的一些世纪里毒害心理学,可是,它并非阿奎那所为。

  可是,他的确区分了从肉欲中产生的欲望和从性情暴躁中产生的欲望,这对概念他是从加伦处学来的,而加伦又是从柏拉图那里得来的。阿奎那比先辈更细致地发展了它,通过定义、演绎和常识来组织材料。其概要如下:当肉欲是因一件好事而起时,我们会感到像爱、欲望和欢乐这样一些情绪;当它是因为一件邪恶的事情而起时,则我们会感到仇恨、厌恶和悲伤。当性情上的欲望被很难得到的好的事情唤起时,我们会感到希望或者绝望;当被一件邪恶的事情唤起时,则会有勇气、恐惧或者愤怒。

  对情绪的这种分类,尽管它好像是人为的,而且在今天听起来也有点假道学的味道,可是,它确是较为系统一些,也比以前任何一位哲学家的观点要透彻一些。更为重要的是,阿奎那以近乎现代的程度强调快乐和痛苦是情绪的基本构成材料,为此,他应该得到荣誉。

  在就意志这个话题的讨论中,阿奎那按照教理的要求强调说,意志的自由确存在。可是,他说这话的前提是从亚里士多德心理学得到的。首先,他就理智的本质比意志“更为神圣和崇高”这个论断进行了深奥难懂的形而上的推理。而后,他更为直露一些地说,理智决定什么是善的,而意志却寻找满足对此物体的欲望。我们禁不住奢求欲望所需的物体,我们在决意为这些欲求做什么的时候也是自由的,可是,意志从属于智力,它会决定什么应该去追求,什么应该去避开。(如果我们决意去做邪恶的事情,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理解。)可是,有一种情况下,意志是比理智更好的一位裁判:

  如果所欲求的目标比灵魂崇高一些,其本质是在里面由理智来理解的,则意志比理智崇高……爱上帝要比仅仅知道上帝好得多;反过来说,只理解有形的物体要比爱有形的东西好得多……通过爱,我们紧靠着以卓越的形式升起在灵魂之上的上帝,在这个情况下,意志比理智崇高。

  这又一次证明了阿奎那在信仰和理智之间的调和。他的目标是要利用自然的理智来证明天主教信仰的真理,可是,如三位一体、化身、最后审判以及上帝的本质等的神秘性却不能通过感官或者理智的证据来演绎,而只有通过信仰来认知。因此,他就确立了一个二重的认识论:我们通过经验和理智认知一些事物,而其它的事物却只有通过启示来做到。这种自然主义心理学与基督教迷信思想的混合物会对后世的许多信仰者带来安慰,却对科学心理学的发展造成了长期的阻碍。

  因此,阿奎那对心理学的影响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在他把感觉和理智描述成我们籍以获取知识的途径时,他也提供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心理学有一天会获得一种实验的、科学的世界观。

  可是,在他把更高级的智力作用描述成永生不死的东西,以及坚持说某些知识只能通过信仰来获取时,他就使超自然主义对心理学的控制延长了更多的时间。他的权威如此牢不可撼,至少是在天主教徒中,由20世纪——有一本甚至晚至1945年——的天主教徒所写的两本心理学史都说,阿奎那之后的心理学走入了迷途。

黎明前的黑暗

  阿奎那于1724年去世之后的好几个世纪中,心理学又一次陷入停滞状态。这位圣人和哲学家合并起来的权威使其石化了,而少数一些写过心理学方面的著作的牧师又几乎没有新的东西说出来。时代对知识探索也不尽适宜。14世纪的百年战争和黑死病及其它流行病使社会秩序陷入大混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人会受到激励,竟然要去以科学和哲学的态度来探索人类的心灵。就连受过教育的那些人也在绝望中转入了占星术、迷信和魔鬼信仰的研究中。一些在稍好些的时间里有可能会写出更多有关古典著作和教父哲学的评论的牧师们,他们反过来研究并写作有关女巫的行为和方法,审判官可以用来证明被告与魔鬼结伴,为虎作伥。

  恶鬼或者群魔在里面出现的错觉和幻觉被广泛信以为真,精神病行为被解释成通过梦对病人的附体或者恶魔本人上了身。天使或者圣母玛丽亚或者耶稣的声音、光辉、影子通常都被认为是实际的降临或者通话。对意识和情绪的理解,至少在欧洲又回到了它几千年以前的模样。

  然而,到15世纪末,一些社会变化带来了一些条件,它们将促进心理学自希腊时代以来最大的一些进步。火药引入欧洲以后,城墙和个人用的盔甲顿成废物,从而也使封建制度过时了。随着文艺复兴的黎明到来,不是僧侣,因而也不受正统说教限制的学者人数也增多了。约1450年左右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们可能在教会控制的大学之外进行研究。重新发现往日的知识开始把人们的意识从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在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好几个领域里的科学家第一次取得了在一千多年时间里真正重大的一些进步。维萨里纠正了加伦的一些解剖学错误;哥白尼证明了太阳系的日心说;伽利略发现月球上有山,银河系是由各个单独的恒星组成的;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阿格里科拉对矿物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帕雷对外科学,墨卡托对制图学,泰科和开普勒对天文学和哥伦布及麦哲伦对地理学都作出了贡献。对心理学的兴趣也复活了,可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得出任何进步。在16世纪,有好几百本著作问世,可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就亚里士多德、泰奥弗拉斯托斯、加伦和其他一些人的心理学著作的一般性评论,或者把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就自由意志和灵魂本质所说的一些话重新炒过。一些思想家,其中有马基雅弗利、帕拉切尔苏斯和梅兰希顿等,在他们的著作中进行了这种或那种精明的心理学观察,可是,没有哪位以任何系统的方法推动过这门科学。

  可是,在我们跳入现代心理学的黎明前,有三位作者却是值得顺带着提一下的。

  其中之一是不知名的一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作家,名叫马鲁利奇,他好像是第一位在一份时间约为1520年的、不甚清楚的手稿中,使用了psychologia这个书面语。这个词一时还没有大量使用,尽管有一两位其他的作者也用过它。可是,1590年,一位日尔曼百科全书编者名叫管道夫·哥依克尔(拉丁语是哥克尼里亚斯)的,曾在一本书的书名上使用过这个词:PsychologiaHoc Est, de Hominis Perfectione(《心理学:论人的改善》)。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这个词慢慢成了这门科学确定的用语。

  第三位作者是朱安·刘易斯·比韦斯,这是16世纪的一位犹太裔西班牙天主教哲学家。他给英国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公主当家庭教师,尔后因为反对亨利与阿拉贡的卡萨琳离婚而在监狱里蹲了一些时间,之后就潜心写作了。他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冗长的、名叫《De Anima et vita》的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和圣奥古斯丁思想的概述,可是,它因为一件事情而值得一提:比韦斯编辑了比他的前辈们长得多的一个单子,里面有图像和思想可以通过意识的联想来联系的许多方法,他还是17世纪联想学派的先锋,假使不是最早产生此想法的人的话。20世纪的一位联想学者甚至带着一种理论家的夸张称他为现代心理学之父。

  可是,现代心理学与任何有生命的动物不一样,它有许多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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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楼: Re:心理学的故事 05年05月04日09点24分


第三章 原型心理学家

第三次造访

  弗朗西斯·培根在《论学识之长进》中总结了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状态——在1605年,一个人还是有可能这么做的——然后大胆预言:

  依时下局势,现学问之三番来访,余不可不信,此开化学智之三番巡视,必迫近彼希腊并罗马人所学,且令吾等有过之而无不及。何也?盖百般几趋完善:当今人杰不特胸怀异禀,卓尔不凡,且精力充盈,图思建树。上古哲人劳作之成果尽可为我所用,印刷之术令书册延至百姓庶人,航海越洋令国人眼界大开,陡见它乡实验之多广,异域自然历史之繁复。时机若此,焉有不成之理?

  这样果敢的预测,以前通常证明是错误的,可是,这次却不然。在这个世纪内,知识会达到培根也无法想象的高水平,这都是因为正在重塑欧洲社会的一些重要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科学“新智识”。围绕着教堂、城堡和守卫家园的半原始的封建生活方式,已经让位于更为广泛的群体生活,城市生活开始复苏,贸易和工业进一步扩展,而改革已经削弱了以教会为主心的传统主义对人的思想的控制,并在新教土地上引发了怀疑主义和知识探索的酵素,而且,因为一种社会渗透作用,天主教内也产生了这样一些思潮。

  这些发展刺激了实用和纯粹知识的进展。17世纪的商业、军队和金融及税赋系统皆需要新的有效方法来进行思考和处理数据。在纯粹知识的一面,许多有思想的人已经从神学研究的吹毛求疵中转向收集有关现实世界更为实在的信息。因为这些原因,这是一个适合实用科技的时代。在这个世纪内,产生了十进制计数法、对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空气泵、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和望远镜。

  这并不是说,科学就到处受到欢迎。人本主义的复兴早已恢复了柏拉图传统以及它的神秘主义和对物质世界的蔑视,许多知识分子都依照彼特拉克、伊拉斯谟、拉伯雷和维夫的观点贬低科学。宗教提出了更为凶险的对策;在整个17世纪,不仅无主教,而且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也都残酷地迫害异端,任何公开信奉与当地国家正宗教会相冲突的科学理论的人,不仅冒着名声尽失的风险,而且会失去社会地位、财产和甚至生命。

  尽管有这么多的障碍,科学还是繁荣起来。在西欧各主要国家,追根究底的一些人通过显微镜和望远镜偷偷窥探,在玻璃瓶里配制试剂,在地上掘出深洞,切割动物和人的尸体,计算恒星和行星的运动。在这些人当中,有英国的沃利斯、哈维、玻意耳、胡克、哈雷和牛顿,有法国的笛卡儿、费马、马里奥和帕斯卡,在意大利有伽利略、维维阿尼和托里拆利,在瑞士有雅克和伯努利,在德国有莱布尼兹,在荷兰有惠更斯和列文虎克。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彼此通信,分享思想和成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大运动中的合作人。到17世纪中期,在牛津、伦敦和巴黎,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一些人以非正式的组织形式会面——他们被称作“看不见的同事”——互相交换科学发现,并就一些思想进行辩论。在1662年,查尔斯二世给伦敦小组颁发了一份特许状,命名“伦敦改进自然知识协会”,通过这个协会在大陆上的“哲学交换”和类似的通信物,科学家们开始建立了一个信息交换网络和他们自己的文化小圈子。

  尽管心理学从这只哲学——神学之茧中突现出来的时间比各门自然科学要晚得多,可是,这个时代里思想最为细腻的科学家们已经转而注意到这门科学了,并且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对由希腊哲学家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构想新的答案了。尽管17世纪的原型心理学家们,甚至包括他们在18世纪早期的一些后继者们,除了沉思默想和回忆之后,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来调查人的思维,可是,他们知道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一些新发现。他们不仅对以前的学说进行了重新探讨,而且在旧的心理学基础上探索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新品种。

理性主义者 笛卡儿

  任何稍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热内·笛卡儿是现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和小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如心理学史学家罗伯特·沃森所言,他还是“现代第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可是,沃森还说:“这样说并不等于说他就是第一位现代心理学家。他与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不一样,他仍然进行一些形而上的假想,而且他的心理学经常是他的哲学分支。”可是,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个创造了一门新心理学的人。

  笛卡儿1596年出生于土伦,他母亲生产时将结核病传给他了。并在几天后因此病去世。他生而残弱,儿童时期病恹恹的,成年后个子很小,而且相当脆弱。他父亲是位很发达的律师,8岁时把他送入拉弗莱奇的耶稣学院,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和哲学。他的教师了解其身体的残弱和异乎寻常的大脑能力,允许他呆在床上长时间读书,因此,躺在床上看书,然后整个早晨沉思默想,成了他终生的习惯。值得庆幸的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使得这种生活方式有可能长期保存下去。

  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笛卡儿,他在十八九岁以前曾尝试过巴黎的社会生活和赌场,可觉得甚是无聊,因而转回去从事数学和哲学的寂寞研究。可是,他越来越感到困惑,因为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那么多有学问的人得出了那么多不同的答案,他感到勇气不足,而且深感压抑,遂决定去现实世界里寻找答案。他报名加入了纳索的莫里斯王子的军队,然后又加入了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他是否经历过作战这一点不清楚,可是,他觉得普通人没有学者聪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几年之后,他回到了独自思索的世界。

  就在他回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去之前,笛卡儿还有一次值得记念的哲学幻觉经历。23岁那年冬天,他一整个上午把自己关在一只“火炉”里——这是他的话,实际可能是指一间有暖气的小屋子——中间出现了好几次幻遇,他意识到,自己可以不理会“古人”们彼此相左的一些看法,而用数学的严谨推理来到达哲学上的确定结论。这样一来,实验主义哲学就开始了。

  从部队复员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以后,笛卡儿花了一些时间四处周游,然后在巴黎住了一些日子,一边研究哲学和物理科学。32岁的时候,他搬到信奉新教的荷兰,部分是因为在巴黎,朋友们经常不期而来,干扰他安静的沉思,也因为他害怕对于真理的追求——首先是怀疑一切——会引起以异端邪说的罪名迫害。他很害怕这个,他希望与天主教保持友好关系,他甚至在一部著作中中断对灵肉问题的讨论,说出一些很有代表性的话:“我深知自己的卑微之处,因而什么也不肯定,我只是把这些意见放在天主教的权威之下,并交由更贤明的人去裁决。”

  他在荷兰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静之中度过的,不过,有时候,他也受到新教极端分子们的攻击,说他持有危险的异端思想。为了保留自己安静和隐密的生活,他在20年内搬了24次家。可是,他并非苦行僧或者隐士,他喜欢接待饱学之士们造访,他有一个情妇和一个女儿(早年夭亡),住在环境优雅之处,还有扈从服务。

  他最重要的著作《方法论》(1637)和《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是在荷兰生活期间写的。他的大部分心理学学说也就散见于这些著作之中。余下的部分可在1633年的《世间》里找到,可这本书是在他逝世后才发表的。在他准备将此书交出版人付印时,突然得知伽利略已因为坚持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理论而被裁判所处决,而他自己的著作也是讲这个观点的,因而,他压下了此书。

  尽管他在这类事情上小心翼翼,可是,他还是很轻率地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在1649年的邀请,去瑞典教她学哲学。他在斯德哥尔摩受到隆重欢迎,可很失望地发现,女王要他每天早晨5点开课。他以前习惯于在床上一直呆到中午才起床的,现在得每周三次天没亮就起床,在冬夜凛冽的寒风中挣扎着奔往她的读书室。1650年2月,他染上风寒,发展成肺炎,经过一些临终仪式后死去了,终年54岁。

  笛卡儿的哲学虽然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内,可是,我们得看看它的启始处,因为这是他的心理学的基础。他是用他在“火炉”中得出的洞察力来进行他的哲学方法的建立的:

  (我在想)应该把所有的观点都当作绝对错误的东西抛弃掉,这样的话,我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因此也就可以确定,在这样做了之后,我的信仰当中还有没有什么确凿无疑的东西留下来。

  因此,他就怀疑自己的感觉,因为感觉经常出错;怀疑他以前被说服的一切,因为人可能会在哪怕最简单的几何问题上出现推理谬误。而且,千真万确,他怀疑所有在他醒着的时候进入他思想的东西,因为在他睡着的时候进入的类似的想法,都是一些错觉。这使他得到了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洞察力:

  我立即注意到,就算我希望认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我这个进行这种思考的人也非得是某种东西才行。我观察到,这个真理——我思,故我存在——是确凿无疑的,明白无误的,不管怀疑主义者如何大肆攻击,它是无法推翻的。我得出结论,只有毫不怀疑地接受它,把它当作自己一直在追求的哲学的第一原则。

  接着,他问自己,这个一定存在的、进行着思考的“我”是什么。他说,他可以想象自己没有形体,也不在哪个具体的地方生活,可是,他不能够想象自己不存在,因为他的思想证明事情不是这样的。从这一点出发,他得出了一个戏剧性的推理:

  我得出结论,即我是个东西或者物质,其本质或者本性就只有思想,而这个东西是不需要空间或者任何物质的东西或形体才能够存在的。因而,这个我因之而成为我的自我,这个思维,这个灵魂,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东西……尽管肉体不存在,这个灵魂也不会停止它现在所是的一切。

  这样一来,他一方面怀疑古代贤能者所说过的一切,同时又通过他自己的推理再一次建立了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

  可是,他是一个生活在17世纪的人,周围都是科学和科学在物质世纪里的知识爆炸,而且,与柏拉图主义者不一样,他认为有形体的世界不光是墓墙上的影子,而且跟思维一样真实,不是幻觉,而是它们所呈现的样子。他把这个观点建立在信仰之上:由于上帝使我们的思想有了形体和感觉,由于上帝不会欺骗我们,因而物质的东西一定存在,而且跟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差不多。

  到目前为止,这还是纯粹的理性主义。可是,在那个时代,笛卡儿有一种准经验主义的倾向。他很清楚当时的新生理学的一些发现,他自己也进行过动物的肢解活动,观察过神经系统与肌肉的联系。在他看来,这些都类似圣日尔曼伦拉依皇家御花园中的一些雕塑品一样,它们在通过管道导来的水力的作用下,弄出了一些逼真的动作和声响。

  因此,他发展出了一套人类行为机械——水力学说。灌注进脑室或大脑里面的空腔的液体——我们今天知道这些是脑脊髓——他认为那是“活力”,是血液里面的一种纯度极高的元素,他认为这种极高元素中其较粗糙的部分,在它们到达大脑前已经被极细小的一些动脉过滤过。(这是他在希腊人的pneuma概念上发展修正得来的,它是指一种气体,是灵魂的基本物质,在神经系统中循环。)由于神经系统从大脑向身体的各个部分发散,活力也一定是从大脑向神经流动的(跟希腊人一样,笛卡儿也相信神经是空的,当时显微镜还不存在),并在到达肌肉时使其肿涨并运动。

  他想象,活力的流动也一定给消化、血液循环、呼吸和一些心理功能提供了动力,如感觉印象、爱好和激情以及甚至记忆。后者尽管只是思维的一个功能,他也用机械术语来解释。如同在亚麻布上用针刺的一些洞,当针拿走后,洞还留在原来的地方一样,重复的经验也在大脑上留下一些小洞,因而也就对活力的流动产生更多的接纳可能。笛卡儿因此就把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那儿提取出来的)有关灵魂有一些“生长性”及“感知性”的功能的学说搁置一边了。在笛卡儿的系统里,这是纯粹理性的,而其它的一些功能则属于肉体。

  他的机械-水力学说在细节上尽管是错误的,可是,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几近正确:它把肌肉的控制归因于从大脑经过输出神经传出的刺激。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其它一些猜测。他问自己,是什么东西使活力向肌肉流动的呢?他又一次拿皇家花园里的自动装置打比方。行人踩到隐藏的踏板上时,就会打开水龙头,因而启动了这个装置。他说,在生物世界里,感觉刺激也起同样的作用,它们会给感觉器官提供压力。这个压力在通过神经转输进大脑以后,会打开一些特设的阀门,因而引起这种或那种肉体活动。笛卡儿因而成为第一个描述后来叫做“反射”现象的人,即某种特别的外部刺激会引起机体产生某种特别的反应。

  然而,机械-水力学说没有解释意识、推理和意志。笛卡儿相信,那些较高级的大脑活动一定是灵魂(或者思想)的功能。这个会思考的灵魂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和思想的呢?他说,在它与肉体在有生命的时期共同存在时,它通过肉体的感觉、激情和记忆获取一些思想,而且它还会从所记住的感觉印象当中制造一些信息——想象的物体、梦幻及类似的东西。可是,它最为重要的思想不能够从这样一些来源得到,因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因而知道他的灵魂存在时,他从没有以感觉的形式体会到自己的灵魂。灵魂这个概念一定是灵魂本身的一部分。相似地,像“完美”、“物质”、“质素”、“一体”、“无限”和几何公理对他来说都是超然感觉经验之上的,因而就必须是从灵魂本身得来的。它们是天生的。

  想当然,他会补充说,这些一些与生俱来的思想不是在一出生的时候就以成熟的形式存在的,灵魂有一种针对经验产生反应而形成思想的倾向或者习性。“它们是由自然养殖的、原初的真理细菌。”感觉印象使我们在自身发现它们。例如,一个小孩子不知道“从等数中减去等数,余数还是等数”这个普遍真理,除非你给他一个例子。

  他的肉体灵魂二元概念提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当肉体和灵魂在生命期间互相锁定的时候,它们是互相起作用的。肉体的经验会在灵魂中产生激情,而灵魂的思想和意志会引导活力的流动,产生情不自禁的行为,可是,这种相互作用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发生的呢?无形体的灵魂,它既没有固定的东西,也不占据什么空间,它是怎样与有形的肉体相连接,并接受它的感觉和经验或者对它施加任何影响的呢?

  早期的二元论哲学家们忽略了这个问题,而有生理学意识的笛卡儿却不可能。从他和其他人的解剖学研究当中,他知道,大脑有两个同样的半球,可是,在它的深层,有一个很小的腺体(即松果体);因为这是个单独的东西,就像灵魂本身一样,而且因为它在大脑里面的位置关系,在他看来,这是灵魂和肉体的显示的连接之处。他猜测,由于其在大脑中的位置,“其最为轻微的运动也会极大地影响活力的流动,反过来说,活力流动的最轻微的变化也会极大地影响腺体的运动。”尽管他从没有解释有形的松果体和无形的灵魂是如何发生接触的,但他确信,它们的确是有接触的,而且灵魂是通过这个腺体来影响肉体的,肉体亦是如此影响灵魂的。

  思维的全部活动(即灵魂)是这样构成的,即它如果期望某种东西产生,它会通过与其紧密连接的小腺体来产生符合意愿的合适结果……(反过来)大脑里面被神经激发的(腺体的)活动会以相反的方式影响灵魂或者思想,而思想是按照运动本身的各种变化与大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而,肉体就在灵魂里面产生诸如爱、恨、恐惧和欲望等的感情。灵魂有意识地思考每一种感情,并自由地对其产生反应,或者,如果它认为某种感情是己所不欲的,还可以忽视它。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犯错误呢?笛卡儿说,并不是因为灵魂选择要去犯错误,也不是因为灵魂出现了自我冲突,而是因为极度的感情也许会造成活力的“混乱”,因而覆盖掉了灵魂对松果体的控制,激起与灵魂的判断和意愿相反的反应。

  可是,笛卡儿提出其心理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显示如何通过理智和意志来控制感情。他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忠告,如当强烈的感情被激发起来时,人应该有意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直到这种感情消退下去,这时候再来作出一个决定,看怎么办。他就控制感情所说的很多话都在这个水平上,这是他的心理学当中最没有意思的部分。

  他把感情分为几种,可没有对其起源提出任何有见解的理论。共有六种原初的感情——惊奇、爱、恨、渴望、喜悦和悲伤——其余的都是这些感情的合并或者组合。他对感情的讨论不像他对第一哲学原理的描述那般具有戏剧性,而是一些概念式的味同嚼蜡的一些东西:

  爱是灵魂的一种情绪,由活力的运动引起,它会激起灵魂将自身情不自禁地与看起来易于接受的一些东西连接起来。而恨是由活力引起的一种情绪,它会激起思维产生从看起来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一些物体中脱离出来的意愿。

  尽管笛卡儿对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解释错得厉害——在人类身上已经产生退化的松果体对输入和输出的神经冲动都没有影响——机械细节也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的灵魂和肉体学说,他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实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在一个活人身上产生一时和谐、一时竞争性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竞争是人类存在当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个学说极大地影响了人类进行的自我了解,但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心理学史学家雷蒙德·番切尔总结了笛卡儿二元论的优缺点:

  一方面,他宣扬说,人是一台机器,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加以研究;另外一方面,他又说,人类禀性当中最有价值和最非同一般的特征,即灵魂,只有由通过理性的沉思才能理解。再接着,肉体和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被说成是可以通过解剖学推理、心理学内省以及尤其空洞的逻辑分析推论出来的。

  尽管笛卡儿的立场当中有很多难以立脚的逻辑困难……可是,大多数人——至少在西方——还是认为,他们的思想和肉体是分开的,但多少也是它们自己许多方面的相互影响。这增大了笛卡儿学说的力量。不管里面有什么错误,他的相互影响式的二元论牢牢抓住了西方人的想象力,以至于人们认为它的学说想当然就是对的。任何科学门类里面都没有哪一种学说曾达到过这样的成功高度。

笛卡儿主义者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笛卡儿的一些信徒们试图修正他的心理学,他们通常被称作笛卡儿主义者。他们希望解释非物质的、不占有任何空间的一种东西是怎样对物质的、三维的松果体产生影响的,或者是怎样反过来产生影响的。

  他们主要的方法是要暗示,实际上,肉体与思想之间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接触关系;上帝会保证,在一边脑球里产生的不管什么东西都会伴随着另一边脑球发生同样的事情。这个学说看起来会使上帝劳作不停,为每个人经营两个世界,可是,一位聪明的笛卡儿主义者阿诺德·海林克斯(162-1669)提议说,肉体和思想就像上帝上足了发条的两座钟,它们会彼此十分谐调地走动,在此之后,上帝不再需要做任何事情。精神的现象只象是在产生物质的反应,自然的经验会产生精神的反应,可是,事实上,每种系列的现象都只是在与另一半完美的同步运动中发生的。

  不管这种被称作“平行主义”的理论,是否最好被认为是形而上的纯粹哲学、神学或者很奇妙的废话,这都显然是在心理学的范围之外的,让我们一笔带过,就此了事。

斯宾诺莎

  可是,我们决不可错过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作品,他通过纯粹的理性方法,对自由意志、因果关系和灵肉关系问题得出了与笛卡儿完全不同的结论。他就是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一位温文尔雅的荷兰塞法迪犹太人,伯特兰·罗素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当中最高贵、最可爱的一个”。他的《按几何顺序示证的伦理学》(1677)是所有哲学著作当中最具苦行理性主义特征,但又是最为崇高的。

  但是,他对心理学的影响却是有问题的;一些学者认为影响很大,另外一些人认为不太大。这些意见互有长短,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伦理学》,斯宾诺莎在这部著作里讨论了心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但它艰涩难懂,里面全是一些几何学上的表达方式(公理、命题、实证和“证明完毕”),还有大量纯粹哲学的术语。可是,更多的却是因为,他关于宇宙以及心理学的一些思想,一些人认为如此现代,另一些人却又觉得老掉了牙。

  他最为现代的思想是对上帝的定义:斯宾诺莎使上帝与宇宙以及宇宙里面的万事万物等同起来,一切都服从宇宙的法则,因而也无法干扰事物的正常秩序。结果,斯宾诺莎就被很多人严厉斥责为无神论者,而另一些人又因为他在万事万物中都看到上帝而赞扬他。哲学家乔治·贝克莱主教认为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和“我们这个摩登时代里不信教的人的罪魁祸首”,可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学家诺瓦里称他为“der GotbetrunkeneMensch”迷醉于上帝的人。关于他的心理学,保持有两种同样分歧的意见都是有可能的。

  斯宾诺莎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会堂里接受过犹太式的教育,他一家生活在这座城市。可是,他有一颗学者的探求知识的头脑,20岁上就掌握了拉丁语,研习过哲学,而把会堂里的事情抛置脑后。犹太社区的头儿们害怕他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徒,因而决定,如果他掩藏自己的信仰,并不时地来一下会堂,每年可以给他1000弗罗林的年金。一种不足信的传闻说,他当时不接受这个提议,他们就想暗杀他,可最后没有成功。可是,有一项是史实,即他们把他赶出社区,并用约书亚曾经咒过杰利科和以利沙咒过一群嘲笑过他,后来被母熊吃掉的孩子们的咒语来诅咒他。斯宾诺莎的自传当中惟一有趣的这段驱赶和诅咒,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在阿姆斯特丹,后来又在海牙过着安宁和风平浪静的生活,靠当磨镜片师傅和家庭教师维持贫穷的生活,大部分成年生活就在一个单间里度过,也出门,但很少,45岁那年死于肺炎。

  斯宾诺莎深受笛卡儿哲学的影响,跟笛卡儿一样,他使用纯粹的推理演绎世界、上帝和思维的本质。可是,他发现笛卡儿有关松果体的理论完全不足信,而且缺乏证据,因此对他的灵肉相互影响解释没有什么帮助。他跟笛卡儿不一样,他相信自由意志,认为所有的精神现象跟自然世界的现象一样,因为有原因,因而也有前因,简单地说,他是个彻底的决定论者,如他自己在(伦理学)前几页中所言:

  公理3:从一给定的确定原因,得出一必然的结果;且,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给定一确定原因,则不可能得出一结果。

  命题29:大自然中不存在偶然事件,一切事物皆由存在并以某种方式行动这一神圣本质的需要而决定。

  示证:凡存在之物,皆存于上帝,可上帝不可称作偶然之物,因上帝必然存在,而非偶然存在。且,神圣本质之方式必然随之而来,而非偶然,视其为绝对亦好,抑或决定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也罢。

  得解释此生涩之语,“上帝”代表“宇宙”,“神圣本质之方式”代表“精神及自然的现象”,须以“非由它因而起”代替“偶然”。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斯宾诺莎的世界,包括人类精神活动,都是从属于自然法则的,而且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他就预测了科学心理学的基本前提。他还说,最为基本的人类动机是自我保存,这又一次预测了现代心理学的理论。然而,他的思想只是间接地影响到了心理学的发展,而弗兰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内斯尼克博士在他们的《精神病学史》一书中说,他对现代思想的影响“却是如此之广泛,他的基本概念已经成为普通意识形态趋势的一个部分”。而且以这种方式影响到了弗洛伊德和其它一些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除开这些基本的概念之外,斯宾诺莎的心理学在范围上很有局限,响应者亦廖廖无几。他讨论了感觉、记忆、想象思想的形成、意识等等,可关于这些东西几乎没有说出任何新鲜的东西。在给“思想”和“智力”定义的时候,他的结论简单得吓人:“思维”只不过是我们所体验到的一系列感觉、记忆和其它精神状态的抽象术语,而“智力”也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或者意愿的总和。

  然而,这些话题并没有引起他的关心,他在心理学中的兴趣只与感情(情绪)有关,尤其是与我们如何通过理解其成因从其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对情绪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笛卡儿为范本的。他说,共有三种基本的情感(笛卡儿说有六种)——喜悦、悲伤和欲望——共有四十八种不同的情绪从这三种感情的相互影响中得出,其中有日常生活中的愉快和不愉快的刺激。

  这些解释虽然足够有理,可是,它们是纯粹的逻辑,而且很肤浅。它们对于今天心理学家们所理解的无意识动机、儿童成长、社会影响或者其它一些情感行为上的事情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跟斯宾诺莎其它论及心理学的作品一样,这些段落如果不是又一次因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决定论,则有可能会由阿奎那写出来。

  在一个方面,斯宾诺莎的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有很大的冲突。尽管他是一元论者,认为思想和物质是同一个基础事实的两个方面,可是,他认为,灵魂和肉体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肉体不能够决定思维怎样思想,思想也不能够决定肉体是否运动或者休息。”(《伦理学》,第三篇,命题2)。相互影响也没有必要,因为两者都是从同一个现实而来。沃森教授称斯宾诺莎的教条为“一元论的平行主义”,并作出如下总结:

  每一种肉体现象都与一种精神现象共存,且与之谐调相处。肉体和灵魂互有关系,可是,它们对彼此不产生影响,就像镜片的凸凹彼此无涉一样。明显的相互影响来自我们这一方面的无知,并且显示出行为的偶然性。它是一个表面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的反映。

  这样,尽管他有现代宇宙观和决定论,对肉体与灵魂的相互关系的解释却很像海林克斯的两座钟的理论,而且同样不现实和充满幻想。斯宾诺莎的平行主义影响到19世纪的一些德国哲学家,可是,它已经从现代心理学中彻底消失了。

  所有这些并不能削弱他的伦理学,它的基本主张——即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以及我们的情感的动因,我们可以逃脱它们的束缚,并作为一个完人而生活——却是有效的,而且总是那么具有启迪作用。可这是其它一些著作的话题,本书可略过。

经验主义者

  我们只得跨过英吉利海峡才能找到一种绝然不同的哲学环境和心理学种类。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神秘主义学者、学究和形而上的玄思者,可是,在过去的至少4个世纪里,这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大多数都还是现实主义的、讲求实际的,而且实事求是。到17世纪早期的几十年,英国思想家们在寻求知识的途中是很典型的符合常识而且凭经验办事。他们依靠实验,或者,如果这一点不可能的话,他们会依靠日常经验和良好的判断来行事。皇家协会敦促会员们以“工匠、农夫和商人(而不是用)智者和学人”的话来交流。这个协会的第一位史学家托马斯·斯巴拉特主教骄傲地说:“我们的气候、空气、天气的影响。英国血统的构成,以及大洋的拥抱……都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实验知识的家园。”

  不管这些影响或者微妙的社会因素是否能够解释英国的经验主义倾向,可是,无疑,它当时是存在的,现在也同样如此。在心理学上,它产生了一系列原型心理学家,他们抛弃了笛卡儿的天生知识的教条,而且一边尽职尽责地宣扬上帝和灵魂,一边就人类精神活动和行为提出一些尘俗的看法。他们之所以被称作经验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进行实验的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跟自然科学家不一样,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心理学实验),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思维是通过经验的办法来发展的;思想来自经验。先天论者(天生思想的信仰者)和经验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17世纪又以新的、更尖锐的形式出现,并且一直持续到最近。

霍布斯

  英国第一位经验主义心理学家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不过,他主要还是以一位带政治倾向的哲学家而闻名的。他是一位教区牧师的儿子,他母亲因为听说西班牙舰队的事件受惊而早产。他说,这对他生性懦弱是有关系的:“我和害怕是一对孪生儿。”而他的懦弱,或者至少说是他的同伴天生就令人害怕的感觉,是他因之而著名的反民主政治哲学的根源所在。

  霍布斯在内战和英联邦的一些动荡年代里写作了《海怪》(1651)一书,他在书的头几页说,所有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其他人的敌人,只有放弃自我决定的权力,交给一个独裁政府,最好是君主制,他们才能彼此相安无事,繁荣发达。如果没有“恐怖”,没有这样一个统治政府通过它来强制推行文明的行为,生活不可避免地就会是“孤寂、贫穷、可憎、野蛮和短暂”的。这种阴沉的哲学不是一个病恹恹的、心怀叵测和不适应环境的人,而是一个高个子、漂亮、生性活泼、与人友善,而且在其整个漫长的一生中特别健康的人建立的。

  霍布斯形成这样一种保皇党的思想不是因为对人类的厌恶,而是另有原因的。他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后来有许多年是给卡文迪什家族的好几个儿子当家教(他的学生之一后来成为德冯郡的第一位伯爵,另一位学生成了第三位伯爵)。在英联邦时期,他与逃亡的保皇党们生活在一起,并教授未来的查尔斯二世。

  他有这样的一些联系也算是幸事一桩。他献身于科学,是位明确的决定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在他的晚年,一群主教在议会里起诉他是无神论者,有亵渎神明和不敬神的罪行,并提议将这个白发苍苍、威武不屈的人烧死。可这项起诉没有形成法案,议会否决了一项禁毁《海怪》的议案,国王还给了他一份年金,他很知趣,使自己的思想和文笔不那么具有煽动性了。尽管“霍布斯主义”许多年以来在牧师和信教的人中间被滥用着,但他本人却过着安宁的生活,继续写书,70岁还打网球,80岁译荷马,近92岁才死去。

  不是因为霍布思有关人类本质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使他在心理学的殿堂里谋得了一个座位。他造访过伽利略,为其物理学所深深打动,霍布斯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现象都是运动中的物质,把这一观点运用到心理学,他推断,所有的精神活动一定是神经系统里的原子的运行和大脑对外部世界的的原子运动作出反应而产生的运动。他没有解释原子在大脑里面的运动是如何形成了一个思想的,他只是简单地强调说,这是可能的。直到今天,心理学家们才到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边缘。

  霍布斯大胆地宣布,宇宙的任何部分都不是无形体的,“灵魂”只是“生命”的比喻,所有把无形的物质说成是灵魂的观点,都是“空洞的哲学”和“有害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废话”。很自然,他藐视大生思想的教条,因为这必须是建立在无形的灵魂之上的。他说,思想里面的一切都来自感觉经验:复杂的思想是从简单的思想来的,简单地思想是从感觉而来的:

  考虑到人的思想……很简单,它们是不依靠我们而存在的一个物体的一些本质或者其它事件的表达或者展现,人们常常把它叫作物体……它们的起源是这样一些我们称作感觉的东西,因为在人的头脑里,没有哪种概念不是在开始的时候全部或者部分地由感觉器官形成的。其余的部分都是从这个起源处得来的。

  当然,这个概念并不新颖。阿尔克迈翁、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德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提出过这个观点,还有其他一些可是,霍布斯比他们走得远些,他使用到了后来称作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物理学原理,用它来解释感觉印象是如何成为想象、记忆和普通知识的:

  一个物体一旦进入运动,它就会永恒地运动起来,除非别的某种东西阻碍它;而阻挡它的不管什么东西都无法在一刹那间,(而)只能分次分等级最终完全消灭它;而且,如我们在水中所见,尽管风停下来了,可水却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不再起波澜了: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个人的思想内部的运动之中,这样的话,当他看见某物、梦想到某物等的时候,亦是如此。因为当物体被移走的时候,或者眼睛闭上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保留看见过的物体的影像,虽然并没有我们看见它的时候那么清晰。而这就是拉丁人叫做想象的东西……(它)因而也就只是逐渐消失的感觉……当我们表达这个消失的概念,并指明,这个感觉正在消失,变成旧的、过去的感觉时,它就称作记忆……很多的记忆,或者对许多事情的记忆,被称为经验。

  霍布斯预知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可以设想一些从未见到过的事物。这种现象,他早就准备好了解释:

  我们根据以前通过感觉感知到的那些事物而形成的印象是简单想象,如一个人想象他以前见过的某个人或者某匹马。而其它的则是合成的;如我们在某时看到一个人,在另外的一个时候看到一匹马,因而就产生了半人半马的想象。

  霍布斯表达的经验主义心理学,虽然尚未成熟,而且是以假想的生理学为基础的,可它是一座里程碑。它第一次试图解释感觉印象如何转变成较高级的思想过程。

  他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开路先锋:他是第一位现代联想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和维夫都曾说过记忆是通过某种连接调出来的,可是,霍布斯的贡献是,他说得更清楚一些,更具体一些,尽管也是不完全和不成熟的。虽然他使用的是“概念的系列”而不是“联想”这些词,可他是这种传统之中最早的一位,该传统最终还导致了19世纪的实验主义心理学和20世纪的行为主义。

  “不管一个人在思考什么,”他说,“他的下一个思想并不存在看上去的因果关系。一种思想与另一种思想的连接并非毫无区别。”他又一次把物理学当作一个例子,把思想的连接比作物质的“连续性”,一种思想紧接着另一种思想,“其方式有若平整桌面上的水,手指牵动水的任何一部分往哪边跑,整个水就往那边跑。”可是,我们把这个比喻搁置一边,会发现他对联想如何发挥作用的解释是真正富于心理学意义的。有时候,他说,思想的系列是“没有向导”,没有计划的,而另一些时候又是“有所约束”或者是强制性的,如我们有意记住某东西或者解决某问题时一样。因而,他预测到了现代人对自由联想与有所控制的联想之间的区别。

  就思想从一个念头到另一个念头之间的连续性的解释,他所举的例子跟现代心理学中的任何文献一样恰当。如在《海怪》中:

  谈到我们目前的内战,还有什么比提出罗马便士值多少钱这个问题更为不妥当的呢?而这个连续性在我却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想到战争,因而就想到了王位让与敌人;这个想法又带来背弃基督的想法;这又引发了30便士这个背叛的价码;因而很容易就得出这个恶毒的问题,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刹那间完成的,因为思想的速度是很快的。

  而在他后来的作品《论人性》(1658)中,他说记忆当中任何两个思想的连接都是第一次体验到的偶然因素的结果:

  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之间有连续性或者顺序的原因,是一个感觉产生出这两个概念时的第一个连续性或者顺序:比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从圣安德鲁想到了圣彼德,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列在一起,从圣彼德想到石头也是同样一个原因;从石头想到基石,到教堂,再从教堂到人群,从人群到拥挤;按照这个例子,思想也许可以从任何事物联想到任何别的事物。

  这只是联想主义心理学的一粒种子,可它已经落在了一块肥沃的土壤上了。

洛克

  尽管霍布斯是英国心理学中第一位经验主义者,可是,中年后出生的约翰·洛克(163-1704)把这个原初的学说发展下去了,因而常被人称作“英国经验主义之父”。他也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作为后者,他极力主张与霍布斯类似的学说,然而作为前者,他却有极为不同的主张。

  在社会政治体制上,他辩驳霍布斯的理论,他文采横溢地说,某些天生的权利,如自由,在人从自然状态转向社会生活的时候不应该放弃掉。他的思想体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

  洛克的自由主义一部分是因为家庭的背景,一部分是由于个人的经验所致。他父亲是清教律师,还在儿童时期,洛克就知道作为少数不受欢迎的人是什么滋味。可是,后来,他因为清教徒中有很多人取得了胜利而产生了幻想,最后成了维持国王及国会之间平衡的天才的代言人,而且是全英格兰宗教宽容的倡导者不过,不能算是全英格兰,他把全英格兰分成了几等人,划有界线,分为无神论者、一位论派和穆斯林。

  在牛津大学,他研究了哲学,崇拜笛卡儿的著作,可是又受到实验科学的吸引。他在牛津教了几年书,认识了伟大的化学家罗伯特·玻意耳和著名的医学科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并与之工作。这诱使他研究医学,并于1667年成为后来当上了莎夫茨伯里第一公爵的安东尼·库伯的私人医生和总顾问。从此以后,洛克就走入政治,并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期间出任各种政府职位。

  从他的肖像上可以看出,他有一张长脸,很严肃,我们还听说,他的确非同一般人,非常整洁,会控制自己,节俭,而且有节制。但他也是一位颇善交际的人,交了很多好朋友,还喜欢孩子。尽管从未婚娶——笛卡儿、斯宾诺莎、霍布斯和17世纪其他的一些哲学家们也都终生未娶,这个现象值得做一篇博士论文-不过,他在牛津大学却是有过一场恋爱的,对此,他说:“几乎将我的理智摧残。”情事结束时,他的理智恢复了;哲学和心理学比起他再也没有经受过的这类损失还是丰富得多。

  在洛克的许多著作当中,值得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理智论》。1670年,他和一帮朋友在他的艾克斯特之家(莎夫茨伯里的家)非正式地聚会,讨论剑桥一些柏拉图主义者有关上帝及永生的思想是天生的这样一个观点。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的前言“至读者的信”中讲述了这次会见:

  有五六个朋友聚在我家里,讨论一个(离人类的理解)

  十分遥远的话题,发现他们自己绕过来自各方的一些困难很快达到一致观点。我们有一阵子不知所措,对自己深感困惑的一些问题束手无策,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们的路线走错  了。在我们探索自然的本质时,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自己的能力,设定我们的理解目标,或者不便处理的问题。我对大家说了这样的意见,他们都乐意地接受了。

  洛克猜测,下次开会的时候,一张纸将足以包含他所要提供的单子,里面会有有关思维本身可以理解的一些精神过程。结果,他花了近20年的时间和数百页记满了各种观察和结论的纸张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在英格兰和流亡期间,在和平年代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期间写作的《人类理智论》最终于1690年出版了。这本书使他立即蜚声学术界。在14年时间内,这本书再版了4次,是客厅谈话的题材,而且确定了英国哲学和心理学的方向。它也使他臭名昭著。他反对天生思想,坚持认为灵魂是无法了解的思想引起了柏拉图主义者和牧师的愤怒,他们早就因为他倡导宽容而深感不快了,这次以因为他说些对无神论者有利的话而猛烈地攻击他。时间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他的《人类理智论》成为现代思想的主流之一,而反对者的东西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垃圾堆中了。

  洛克的《人类理智论》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它解释了我们如何获取知识,其余的部分不关我们的事。他采取跟他的先辈们不同的方式探索思维如何从知识中得来。首先,跟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不一样,尽管他学习过医学,他并没有去思考“我们精神的运动,或者我们肉体的变化”,通过这些东西,我们会得出感觉、感知、或者思想。他也没有去思考生理学是否还处在一个原始的状态,或者心理学过程是否可以在一个宏观的水平上加以考察而不管微观的情况,正如人们可以研究波浪的机械运动而不必注意构成波浪的分子的运动。

  他也没有依靠正式的演绎推理,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所进行的。反过来,他尽量利用当时能够得到的经验的方法来检查他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包括不同年龄的孩子,问自己说出现了什么现象,以什么顺序发生,才得出了知识。他还进行了至少一次著名的实验。他先把一只手放在热水盆里,另一只放进冷水盆里,之后,再把两只手都放进一只温水盆里,这样,一只手感到热,另一只手感到冷。这说明,一种感觉起因的本质是一样客观的,可是,我们的感觉却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实质的复制品。

  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击天生思想的教条。笛卡儿认为,关于上帝的思想一定是天生的,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地体验过上帝,对此,洛克回答说,它不可能是天生的,因为有一些人没有这样的思想。他提供了一种虔诚——但是属于经验主义的——变通办法:我们从“在各种创造物中体现出来的超级智慧和力量……中得出上帝的概念”。也不可能有正确与错误的天生概念;历史为我们显示出来的道德判断范围是如此广泛,它们一定是通过社会的形式获取的。哪怕有些思想是万有的,如果能够找到其它一些解释,则它们也不是大生的。而且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找得到的。他会显示出“理解在什么时候也许会具有它所有的思想”。作为证据,“我会希望每个人借重他自己的观察和体验”。

  接着,他提出了经验主义心理学最原初的一个原理:“让我们假设思想(在出生的时候)是我们常说的一张白纸,上面没写任何字,没有任何思想。它是怎么载入内容的呢?……我回答,一句话,从经验而来。我们的知识都建立在经验之上,并从经验之中最终得出自身来。”

  (有人常说,洛克把新生儿的思想比作一块白板,可是,他没有使用这个词,那是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翻译得来的一个词。)

  洛克说,人的“思想”有两个来源(“思想”这个词,他用来指从感觉到抽象概念之间的任何东西)。它们是感觉和回忆(思想对其所获得的无论什么东西的操作,按他的话说,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所有不同的行动”)。

  我们的感官把感觉传递至思想,他把这些叫做“简单思想”。从这里开始,思想逐渐形成“回忆的概念”(它自己意识到其自身具有的感知、思想、意愿、在事物之间进行区分、比较等等的能力)。从这两类概念的相互影响之中,得出其它的一切东西,包括那些最为复杂和深奥的东西。

  洛克然后花费大量篇幅来说明,要解释最为遥远和困难的一些概念,光有这些就够了。(他为自己冗长的说明道歉,可是,他说:“我现在太懒了,或者太忙了,不可能把它弄得更短。”)他解释了思想如何考虑一些简单的概念,如何把它们放在一起形成复杂的思想;如何在简单和复杂的思想之间进行分别。我们注意到一些不同的物体(一张帆,一块骨头,一杯牛奶)所共有的一些特质,并有意地排斥掉其不同的地方,从而形成比如白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同样,我们最终会形成象无限、同样与多样、真理与谬误这样一些抽象概念。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是有根有据,无懈可击的,可在这个系统当中有一个严重的漏洞。这涉及感官感觉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存在于思想之外的事物的正确反映?洛克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怀疑我们具有对周围世界的正确知识。他跟随笛卡儿一样的确说过,上帝不会误导我们,可是,他的话音里面,虔诚的成分没有常识的成分多:

  创造了我们大家的、无限睿智的上苍,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已经调正了我们的感觉、才能和感官,使其适宜生活的便利和我们在此所做的营生。通过我们的感觉,我们可以了解并区分事物;检查它们,并使其适宜于我们的用途……这样的一种知识,它合适我们目前的状况,我们是不需要才能才可能以获取的。

  但是,他就感觉问题的讨论在两个方面引起以后的心理学家们的麻烦。

  (洛克没有对感觉和感知加以区分;这种区分直到近两个世纪以后才有了辨别。)

  首先,他接受了我们所感知到的物体的“原初”素质和“次等”素质之间的差别,远至阿奎那,近到笛卡儿、伽利略和牛顿都接受过这种区别。原初素质都是些不可与其物体“区分”的素质,不管它们的变化有多么大;它们在我们身上产生最简单的固体感觉、延伸感觉、样式、运动或静止以及数量的思想。“拿起一粒谷子,”洛克说,“把它分成两半,每部分仍然有固体感觉、延伸感觉、样式和活动感。”而次等的感觉,如色彩、声音、味觉和气味,并不以我们感知它们的形式存在于物体之中,而是这个物体的原初素质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一些感觉。一枝紫罗兰在黑暗当中不是紫罗兰,只有当它在我们身上引起那种颜色的感觉的时候,它才是一枝紫罗兰。洛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其次,如果我们的思想都是从感觉得来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感知到是东西,但不是其背后的真实——甚至真实都不一定存在。同样的,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思维本身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思想的经验。洛克有理智的这一面是勇敢无畏的:

  感觉使我们相信,有固体的延伸的物质存在;还有思考,有会思考的物质存在;经验使我们确信这些东西的存在;人还有利用冲动来移动物体的能力,也有用思想去移动其它物体的能力;对这一点,我们不能怀疑。

  仅凭这简单地重新确任一次是无法说服其它一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他们愿意,或者不愿意找到一条证据,来证明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是否正确,或者在我们的感觉之外是否存在任何东西。

  洛克在思维本质的问题上是很模糊的。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信仰的原因,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异端邪说的罪名,他说,思维是存在的,但坚持认为,我们知道思维的程度绝不会类同我们了解在物体中感知到的一些素质之后的东西。事实上,在《人类理智论》中的一个著名段落里,他很慎重地提出,我们有可能想象,思维是一种不同的物质:

  我们知道有物质和思想,但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任何单纯的物质存在是否也会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在没有启示而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思想来思考的话,那是不可能发现,全能之神是否给某些系统的物质以恰当的方式赋予了一种感知和思维的能力,或者通过良好的衔接与固定形成一种姿势,使它们成为某种会思想而非物质的东西:对照我们的概念,根据并非远离我们的理解力,我们可以想象,上帝如果高兴的话,他是可以给某种物质硬加上思考的能力的,或者他甚至还可以给予它另一种具有思考能力的存在物。

  这使正统教徒们悖然大怒,他们控诉洛克,说他是个隐藏的唯物主义者,并控告他已经让基督教神学处于危险之中。洛克的心理学逃过了他们的攻击,而基督教也逃过了洛克的威胁。

  为此,洛克的名声就当之无愧了,他经常被不恰当地称作联想主义原初理论家。千真万确,他是用过“概念的联想”这个词组,而霍布斯和其它一些讨论过这种现象的、早期的思想家们都没有。可是,洛克处理过联想这个话题的那个章节只是事后的想法,是他的《人类理智论》第四版的附录。他整个的系统里面根本就没有联想这个概念。

  不过,他的确说过,我们可以把简单的概念合并成复杂的思想;他还说,在这样的合并当中,重复和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是,他对联想的规律并没有只言半语的评论,也没有把这个话题当作可以开启大智的问题来探讨。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仅止限于在一些疾病和日常生活当中,另外的一些奇怪的情境下所发现的不可理喻的思想过程。他讲述了一件事,说他的一位朋友做了外科手术(当时还没有麻醉剂),尽管对这位外科大夫心存感激,可事后不能忍受哪怕看他一眼,这大夫的脸与疼痛之间的联系太强了。他还说,有一个人在一间有口箱子的房间里学会了非常复杂的舞步,后来,他只有在一间有类似的箱子的房间里才会跳。

  可是,如果说洛克对联想这个概念的处理是有局限的,但是,他却刺激了别的人去找出这些思想的连接和顺序在思维当中形成的方式。最终,行为主义会把所有的精神生活简化到联想中去,而且,哪怕心理学挣脱了行为主义的主导之后,联想仍然是其主要议题之一。洛克的思想因为残余的纯粹哲学和神学的痕迹而罩有乌云,可是,他把心理学从哲学中解脱出来,导入了科学的方向。在《人类理智论》中,他以得体的谦逊写道,他希望这本书能够作出一些贡献:

  不要每个人都去想做玻意耳或者西德纳姆,而且,在一个产生伟大的惠更斯这样的大师和不可比拟的牛顿先生的时代……能够做一点基础的、清场子的工作,并把通往知识之路上的垃圾清除掉,这就算了不起的理想了。

  在他的情况来看,这种谦逊既没有得到承认,也算非常得体。

  洛克死于1704年,这是一个世纪的开端,严格的科学开始大步地跳跃前进了。最著名的几步是伽伐尼的生理学,伏特的电学,道尔顿的解剖学说,欧拉和拉格朗日的数学,赫歇尔和拉普拉斯的天文学,林奈的植物学,詹纳的预防医学,以及后来的卡文迪什、普里斯特利和卢瑟福分别发现氢气、氧气和氮。

  心理学再没有出现类似的大步前进,直到19世纪出现实验主义之后才开始。从大部分情况来看,18世纪的原型心理学家不是笛卡儿主义传统的理性主义——先天论者,就是霍布斯——洛克式传统的经验主义——联想主义者。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确把这些概念都向前推进了一些,他们的方式影响到了心理学的未来。他们值得我们简约地认识一下,他们的贡献也值得我们略略回顾一下。

贝克莱

  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乔治·贝克莱(1685-1753)因之而成名的学说,总是会逗笑学哲学史课程的学生,并给教授们引用西塞罗语录的机会:“没有什么比某位哲学家说过的话更荒诞的了。”贝克莱的哲学是荒诞的,可许多人却记得它。他的心理学是合理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忘了。

  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几乎全仗着28岁以前写的3本书。除此以外,他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出生在爱尔兰,在都伯杯的三至学院学习哲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24岁的时候被封为英国国教的执事,有几年旅行和布道经历,然后在爱尔兰科克郡当克洛因地区的主教,直到终老。

  贝克莱看过洛克的一篇短文,里面论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天生没有视力的人后来有了视力,他能不能仅凭视力就判断出球体和立方体呢?贝克莱受到启发,写作了他的第一本值得注意的书《视觉新论》(1709)。洛克认为那个人不可能判断出来,贝克莱同意他的观点,可是,他却因为这个刺激而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的分析是以联想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他说,光凭视力,一个新生儿是无法区分距离、形状、大小或者相对位置的。一个儿童学会判断空间感也决不是重复经验使然——碰触、伸展、行走。我们把视觉上的距离、大小和形态的线索与我们已经通过其它感官学习到的东西联想了起来。

  这个立论很合理,也是对感知心理学理论的真正贡献。另外,他把看似简单的深度感知体验细分为更为基本的一些感受,这就预示,或者也许是导致了后世心理的“分子”分析法——把所有体验按照其最简单的构成件进行分析的方法。

  可是,如果说贝克莱在感知心理学上是很现实的话,在他因之而成名的哲学理论上,他却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巨人。哲学一直以来就在给心理学家添麻烦;贝克莱的心理学却给哲学家惹下问题来。在他作为一个21岁的青年时,他就开始想到,物质主义的牛顿科学已经威胁到宗教了,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如果能够废掉物质主义的教条,形形色色的无神论者的“恶魔计划”就会不攻自破。

  对于一位21岁的青年来说,梦想打破物质存在这样一个全球的信仰——而且还要在25岁的时候出版名叫《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这样一部阐释其梦想的著作——如果不算痴人说梦的话,这至少也是荒唐可笑的。(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713年,以对话的形式重述了他的观点。)可是,贝克莱坚持到底,一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即洛克在原初和次要品质之间所作的区分。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我们的感觉,那么,除了这些感觉以外,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这都是些次要的品质。我们如何知道原初品质所以藏身的物质或者实质是真实存在的呢?在梦中,我们可以看见活生生的树、房子和群山,可这都是些错觉;我们为什么能够假设醒着的时候所具有的感觉就一定能够更好地证明有什么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呢?按贝克莱的话说:

  尽管可以说,团体的、形象的和可移动的物质可能不需要思维而独立存在,它们对应于我们对实物的一些想法,可是,我们怎么就有可能知道这一切呢?我们能够知道它,要么是靠感觉,要么是靠推理。至于我们的感觉,我们只有靠它才能知道感知存在的一些感觉……(至于说推理,)有什么样的推理能够引导我们去相信物体的存在,而不需要我们借以从中产生感知的思维呢?……可能的情形是,我们都受到我们现在具有的所有思想的影响,不过,如果没有这些思想,没有跟这些思想想象的一些思维,那就不存在什么物体。

  就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知道的来说,所存在的东西只是我们所感知到的。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说法将会在现代作为现象主义心理学而反复出现)。

  贝克莱可不是傻子;他在《人类知识原理》一书的前言中承认说,某些段落,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嘲笑者们都曾说他没有道理,因为他宣布根本不存在任何类型的真实世界,所有的存在都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棵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看见它了,当我们朝旁边看的时候,它就不再存在了。可是,贝克莱通过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拯救了整个世界,而上帝就是永恒的感知者,他同时在所有的时间里看到所有的事物。也许不存在一个物质的世界,可是,上帝所感知到的宇宙却是稳定和经久不衰的;哪怕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事物时,上帝也看见了,因此,当我们不再看这个事物时,事物却并没有停止存在,哪怕我们已经停止看它了。20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罗那德·诺克斯神父带着佩服的神情,用一段著名的五行民谣总结了贝克莱的观点:

  四人院里早已空荡,

  智慧之树却还在生长,

  有位年轻人无心发问,

  事到如令,

  上帝必定是惊讶万状。

  (有位无名人士这样答复:

  亲爱的先生:

  您的奇怪真正是走样:

  本人就在四人院里逛。

  智慧之树因而还在原地,

  因为忠实上帝还在注意,

  就是我这读者热心快肠。)

  贝克莱的理论对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发现,就这些话本身来说是无法回答的。许多年以后,当波士威尔与约翰逊博士于1763年8月的一天散步的时候,前者请教后者说他应该如何反驳贝克莱理论。约翰逊博士狠劲踢了一块大石头一脚,可被反弹回来,他说:“我就这样反驳它。”他本应该知道得更多的,贝克莱有可能会这样回答他,石头的紧固性和质量,以及约翰逊从石头上面反弹回来,这些只不过是由上帝灌入他头脑中的一些感觉,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什么物质性的东西引起的。

  还有比约翰逊博士更为微妙和更好的回答,可是,没有谁的回答比体谟的回答更为简洁,更为有理智:他说,贝克莱的观点“不容许有任何答案,也不会让人产生确信”。

休谟

  可是,大卫·休谟(1711-1776)本人在他的心理学作品中也给哲学和心理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苏格兰复兴运动中最耀眼的明星。

  在苏格兰,如在西方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复兴运动是18世纪流行的哲学运动,其特征是对科学和理智的依靠,对传统宗教的质疑和对全球人类进步的信仰。休谟在童年时代从两个方面看不出他怎么有可能成为这个运动的权威人士:他出生在爱丁堡一个优越的长老会家庭,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卡尔文教的神学观点。作为一个小孩,他看上去很木讷(他自己的母亲说他是个“很精细,天性良好的火山口,但是,脑袋瓜子却不怎么灵”),不过,这种木讷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迟钝和身体过重的倾向而造成的错误印象;他很聪明,12岁就进了爱丁保大学。至于他的卡尔文主义,在15岁的时候,他已经就在热切地阅读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著作,而到18岁的时候,他已经就成了卡尔文主义的叛教者。后来论及此事的人说:“自从他开始阅读洛克和克拉克的作品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信仰的快乐了。”

  休谟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因而只继承了很少的遗产。他因此而攻读法律,可一点也不喜欢法律,以至于后来差点精神失常。他觉得商人办公室里的吝啬也同样难以忍受。23岁时,他决定靠当哲学家谋点饭吃,因而去法国谋个便宜生计。他在拉弗莱奇安顿下来(笛卡儿曾在这里学习过),然后,虽然没有能够上大学,可他终于说服了耶酥会,让他使用这里的图书室。仅在两年时间内,他就完成了他的两卷本《人类天性论:实验(牛顿)推理法引入道德主题的尝试》(1738年),在这部著作里,他第一次引入了自己的心理学。

  他原指望这本书能带给他巨大名声的,可当这本书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时,他感到痛心万分。

  (后来,他又重写此书,改成更简单一些的形式,效果稍为好些了。)

  他被迫谋一个生计,因而给一位年轻人当了一阵子辅导教师,然后成了詹姆斯·圣克莱将军的私人秘书。在这个岗位上,他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穿上了红色的制服,吃得好,慢慢发胖了。一位访问者描述他说,他生就一张又宽又胖的脸,“除了愚钝以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且他的身材更像是一位地方官员,而不像一位精细的哲学家。可是,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相貌有时候是骗人的,休谟不多久就存足了一笔钱,可以专心写作了。他成熟年代创作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宗教著作给他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名声。在法国,虽然他长得腰圆体胖,可很快便成了各个沙龙的座上宾,而且得到伏尔泰和狄德罗的称赞。在伦敦,他的家成了沙龙,亚当·史密斯和其它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经常光顾他家,大家一起高谈阔论,无话不说。

  朋友和熟人认为他很聪明,很友善,从善如流,极有耐心,他对自己也是这么看的,他还说自己“是个宠辱不惊,自有城府的人。”(他23岁的时候让一位年轻妇女怀孕了,在37岁时双膝跪下追求一位有夫之妇的伯爵夫人,未果。)虽然他不喜欢斯宾诺莎,因为他是位无神论者,可是,他自己到底也还是位怀疑论者。波士威尔在他因直肠癌而卧床垂死时间他说,他现在是否不相信有一个来世在那里,休谟回答说,那是一个“最没有理智的幻想”。说到底,休谟是位彻底的复兴主义者。

  休谟写作《人类天性论》的主要目的是要开拓出一套基于“有关人的科学”的道德哲学来,指的实际上是心理学。因此,他努力建立了一个人类激情和我们对激情的看法的理论,这就使得他要去了解,我们的思想来自何处。他以一位真正的经验主义者的方法来探索这个问题:“因为有关人的科学才是其它科学惟一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能够给这门科学本身的坚实基础就必须以经验和观察为基础。”

  当然,尽管休谟大量引用和批评了其他人的作品,但他最主要的依靠还是自己的内省式观察。作为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不容分说地排斥了所有有关非物质灵魂的本质的问题——对笛卡儿来说一度是如此重要的那个会思想的“我”——他宣布,灵魂的本质是“一个非智力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讨论。他自己对这个有意识能力的自我的看法是以对他本人的思想过程仔细的观察为基础的,他认为,思维完全是感觉构成的:

  当我以非常私密的态度进入这个我叫做自我的东西里面时,我总是会不小心跌落在这个或那个特殊的感觉上面,或冷或热,或明或暗,或爱或恨,或痛苦,或快乐……我斗胆妄言,全体的人类也莫不如此,他们也不过是一大堆不同感觉而已。

  休谟在“印象”(即他表示感觉或感知的用词)和“思想”(同样的一些经验,但实体不在场,比如在回忆中、思考中,还有在梦中)之间作了区分。跟洛克一样,他说,这些简单的元素是一些复杂和抽象的思想形成的构件。可是,以什么方式呢?在这里,他远远走在比洛克更远的地方了。必须有个“联合的原理”,他推想,这个原理采取三种形式:“一些品质,即这种联想所产生的东西,通过这些东西,并以这种方式,思维被从一种思想传递至另一种思想,这些品质就是三个东西,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似性、连续性以及因和果。”

  通过这种联想,或者通过这三种特性而合并起来的思想,在休谟看来是思维的基本原则,它对其运作的重要性可与地心引力对星球的运动的重要性一样。他甚至还把联想称作“一种吸引”,它使思想互相连接起来。因此,在联想这一点上,他比洛克认识得深刻些,因为洛克依靠联想时,主要是为了解释思想之间不正常的联接,但不认为它是普遍的精神过程。

  到目前为止尚且无事。可是,尽管休谟确信他自己已经找到了思维的基本科学法则,他还是进而削弱了这门科学本身的基础,因为他对联想的三种力量之一进行了解释,即何为因、果。他并没有像常说的那样宣称没有因、果的存在;可是,他的确说过,我们无法直接体验因果关系,因而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甚至也无法证明它的确就存在着。我们只知道,有些现象好像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紧跟着另一个现象,我们因此就推断,是第一个现象引起了第二个现象。可是,这只是基于对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想而产生的一种期盼:

  因和果的想法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它告诉我们说,这些特别的物体,在过去所有的情况下,一直都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有涉及到因果的推理,都不过是从习惯而来的,而非来自别的任何东西。

  因果关系只不过是思维的习惯。我们没有也不能以基本的感官感觉来体验或者感知到它;我们只知道,当一件事情发生时,另一件事情也会发生。要预测事情总是这样的,那就会犯一个错误;我们只能推断,当甲发生时,乙有可能会紧跟而来。

  休谟作出结论说,我们之所以相信因果关系的存在,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真正知道它们的确存在,而是因为他所提出的怀疑观太难令人相信了:

  不管依靠什么方法,要为我们自己的理解或者为我们的感觉而辩护都是不可能的……当怀疑的疑团很自然地从对这些主体深刻而绝密的思考中升起时,我们越想越会产生更多的怀疑,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它。粗心大意或者漫不经心可能会给我们一个解决办法。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完全依靠它们,而且,不管读者此时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坚信,他在这里被说服的一个小时既是外部的世界,亦是内部的世界。

  休漠对因果关系概念的摧毁性攻击在科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心理学史上,因为,在心理学努力成为科学的途中,它一直都在努力地发现精神的因果法则。休谟时代和后世的一些心理学家因而就相信,心理学不可能得出因果解释,因而就应该只对付相互之间的关系——即两件事情会持续同时发生或者先后发生这样的可能性。可笑的是,休谟有意让它们成为他道德系统的基础之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留存了下来,而他的道德系统,即一种温和的功利主义,却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一去而不复返了。

经验主义——联想主义学派

  经验主义——联想主义心理学处理的是思维——肉体二元论和天生思想理论中的一些棘手的问题,可是,在所有的科学门类中,回答旧问题的新理论通常会提出新的难题。这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不仅导致了主观主义,产生了对因果解释有效性的疑问,而且,因为否决了对感知和联想主要的思想过程,因而就不能够对象意识、推理、语言、无意识的思想、问题解决和创造性等的高级精神现象发表任何高见。事实上,它最终作为一种动物心理学的理论会以某种稍稍不同的形式证明非常有用。

  它对思维如何形成抽象概念最为简单的解释,对于来自感觉的一些概念,比如平等,可谓非常圆满,可对于没有感觉基础的一些概念,如美德、灵魂、非存在、可能性、必然性或者在几何学上一个点的非度量性等,就无法令人信服了。

  再说,除了霍布斯对神经脉冲的原子论猜想以外,新的理论忽视了精神现象的生理学,因而无法解释反射反应,更不用说所有构成了大部分人类日常行为的高级原子反应了。

  从洛克的时代起,一大批经验主义——联想主义者,大部分在英国,都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他们只取得了很小的进步,如果说有什么进步的话。不过,他们进行的一部分工作代表了对于未知事物无畏的探索精神;如果说他们并没有跨过尚未标记的海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至少对外部的海岸线作了一些标图工作。

  大卫·哈特利(1705-1757)就属于后者之一。作为一位学者和医生,他受到洛克所做工作的启发而写了一个长篇大论——《人类的观察》(1749),并在里面讨论到了联想主义。尽管他没有说出任何有创见的话,不过,他对主题的处理却是有组织和系统化的,因而,伟大的心理学史家艾德温·G·波林说,他把联想主义变成了一个“流派”。

  另外,作为一位医生,哈特利很清楚洛克省略掉了生理学,他努力要通过先用精神的术语来讨论每一种现象,然后以生理学的术语来讨论每一种现象,并借此代表一种更为完整的心理学。这是可敬可佩的努力,可不幸的是,在18世纪中期,他所提供的神经生理学大部分是想象的。他从牛顿物理学中得出一种想法,即外部物质的震动必然引起神经里面一些极微的粒子震动(他肯定地宣称必定是固态的,而不是空心的)。这些震动产生了微型的对应物,即“震子……也就是思想在生理学上的对应物”,这完全是他想象中的虚构之物,不过,却比笛卡儿的空心神经和活力论更接近真理一些。另外,它还使联想主义者们保持了对精神现象之物理基础的活泼兴趣。

  在苏格兰,托马斯·里德(1710-1796)杜格尔德·斯图尔特(1753-1828)和托马斯·布朗(1778-1820)这些苏格兰的大学教授和长老教会学者们,他们全都参与了对联想主义的修正,以使它更适合信徒的口味。他们感觉到,尽管它曾得到洛克和休谟的解释,它还是过于机械,而且对人的人性是一种污辱。另外,休谟对因果关系和外部世界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对宗教教条是矛盾的。这三位学者因而就改变了联想主义,并增加了一些东西到里面,以修补这些失误。

  他们针对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回答实际上却是异常简单的:主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与常识不符。所有国家,所有年龄的人都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也相信因果关系的存在,因为常识使之然——这正好就是约翰逊博士通过踢石头所表达出来的观点。这算不得是好的科学结论,可它至少不会对科学造成任何伤害。

  里德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联想的简单法则作为对复杂精神功能的解释显得严重不足。因此,他修正并扩大了精神功能这个古老的概念——天生的特殊能力——还提出了好几十个命名。以后的心理学家们会花费很大的力气来证明,或者反驳这些精神功能的存在。

  布朗对联想主义作出了很小但很具体的贡献:他提出,有“暗示”(联想)的原初法则和第二法则,而后者,在特殊情况下,会改变前者的运作。因此,“冷”这个词有可能在一时一地引起“暗”这个联想,但在另一时一地又会产生“热”的联想。但是,有个有价值的洞见却被忽视了,直到近一个世纪后实验主义方法出现的时候才被重新认识到。

  詹姆斯·密尔(1773-1836)是位社会理论家、功利主义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在《人类意识现象分析》(1829)一书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联想主义观点。他没有去扩大这种理论,而是对它进行了惊人的简化。他说,只有两类意识元素——感觉的和思想的——还说所有的联想都来自一个因素,即邻近,即两种体验在时间上的同时性或者接近性。复杂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些简单思想的连接而已;“所有的事物”这个想法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一个人全部的简单和复杂想法的简单汇集或者积累。罗伯特·沃森说:“这就把联想作为一种教条带入了逻辑、机械和分子简洁性的最低程度。”不过,20世纪一些著名的行为主义者听上去很像是密尔在智力上的子孙。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即詹姆斯的儿子,他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他在《逻辑体系》(1843)和《对威廉·汉米尔敦爵士哲学的省查》(1865)中讨论到了心理学。他把他父亲砍去的很多东西归还到了主流联想主义,特别是有关复杂思想形成的一些假设。跟上辈的密尔不一样,他认为这些复杂的思想不仅仅是一些简单因素的汇集,而是这些因素的溶合,很像一些化合物,即,其特性与其各个组成部分并非一致。相应地,他说,联想的法则不能够告诉我们复杂的思想来自何处,也不能告诉我们它们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只能从经验和直接实验中知道这些东西。因此,密尔的贡献在于校正了联想主义的航向,使其导入了实验心理学的正轨。

  亚历山大·贝因(1818-1903)是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朋友,他一直生活到了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时代。有些学者说,他是最后的一位哲学、心理学者,另外一些学者说,他是第一位真正的心理学家,因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心理学,并把生理学带入了心理学,其程度超过了他的任何前辈。这种生理学不是想象的,不是哈特利的生理学;他是去访问19世纪的解剖学者并从他们的著作中学来的。他在讨论感知和运动时表达出来的机械主义比早期的原型心理学家们更接近现代理论。

  可是,他那个时代的生理学并不能够解释更高水平的精神过程。贝因的心理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主流的联想主义。可是,他的确指出了其中的很多局限。他指出,它不能够解释新奇和革新的想法。虽然他否认有天生的思想,可是,他说,婴儿的思想并非一张白纸,它们具有反射、直觉和灵敏度上的差别。虽然没有任何学派或者伟大的理论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可是,他的作品包含了许多有创见的思想,后来的一些学者很快就会进一步发展它们。

德国的先天论

  当意识的探索者们正在英国和法国(在这里,经验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朝着一个方向探索时,德国的探索者们却在沿着笛卡儿开创的道路向前摸索。德国文化和精神里面的某些东西,使德国的哲学家们对一些阴沉的玄学、灵-肉二元论和先天论有极大偏好。可是,这个方向也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主要是指唯心主义学派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康德所发展的意识理论。

  在康德之前,德国哲学家们尽管智力水平很高,但在人类对精神过程的理解上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事实上,可能是17世纪最为聪明的一位思想家,突然袭击了心理学,可结果却无功而返;他那种品牌的玄学就像一种有误差的罗盘把他引入了歧途。可是,他还是值得简单地注意一下的,因为他的思想至少把导致了康德哲学的传统简化了许多。

莱布尼兹

  哥特弗莱德·威尔汉姆·莱布尼兹(1646-1716)出生于萨克松尼的莱比锡,他患有佝楼病,而且膝盖还向外弯曲,可他是位天才,20岁上便获得了法律学博士学位,曾作为外交官服务于法英法庭,与牛顿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学(他与牛顿就谁先发明了这门学问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并就一系列哲学议题发表了大量著作。尽管他的很多思想都值得尊敬,可是,莱布尼兹今天最著名的还是因为他的两个荒谬思想。其中一个大凡读过伏尔泰的《天真者》的人都很熟悉:

  因为上帝是极端完美的,因而顺理成章的是,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选择了最佳的方案……既然在理解上帝的时候,所有的可能性都要求有与其完美性成比例的存在,所以,实际的世界,作为所有这些要求的结果,就一定是最为完美的。

  这些都是莱布尼兹的话,而不是伏尔泰的话;这是伏尔泰在以宠诺斯博士的个人名义戏谨地嘲讽他,因为庞诺斯博士喋喋不休地重复他深刻的哲学洞见:“在这个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好。”

  莱布尼兹另一个古怪的概念是,这个世界是由无数的“单一体”构成的——即物质的最后构成部分,它们是某种灵魂,没有尺度,无法指认,不受外界的影响。在整个宇宙里看上去像物质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这些非物质的单一体感觉到彼此在空间里的分布的方式。莱布尼兹之所以设想到了这些,是因为他想要解决古典形而上哲学中的一些难题,包括灵-肉二元论中的一些问题。他的理论掌握起来不容易,可是,由于“单一体学”随他本人一起自生自灭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淘神费力,拿着鸡蛋碰石头了。

  可是,单一体学的确引导他想到,有不同层次的意识存在,这是心理学中的新思想。因为单一体是极微小的,它们独自是无法产生意识的,可是,当它们积累起来时,其微细的感觉却会累积起来,形成复杂的精神功能,包括意识在内;积累的方式越是复杂,精神功能就越多。动物虽然也有感觉,可是,它们是不自觉的,而人类却是自觉的;即是说,有不只一层意识存在。这远在弗洛伊德用潜意识和前意识表达出来的意思之前,可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

  莱布尼兹心理学中有一个方面的确引导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方向。为了解释意识的来源,他假设了一个被他叫做“统觉”的过程,它通过某种天生的模式或者信仰使我们能够觉察到许多很微小的无意识感觉并理解它们。例如,我们都不需要学习就都知道,“现在的东西都是存在的”,也知道“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即存在又不存在”。同理,推理——即逻辑原理——的正确性是遗传的。这些天生的思想并非一些具体的概念,而不过是理解经验的一些方法。康德以后将把这个概念转换成一种历史理论。

  单一体学的另一个方面本有可能把心理学带入死胡同的,所幸除了莱布尼兹本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把它当真。由于单一体不受外界的影响,那世界上怎么会发生任何事情呢?而且,看上去,事物怎么还是相互影响的呢?莱布尼兹的答案是,上帝已经安排好了,让所有单一体无限的变化都在“事先创立的和谐”中发生;事物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而只是看上去如此而已。因此,思维里面发生的任何情况都与身体里面发生的情况—一对应,而两者间不会发生任何相互影响:“上帝原来创造了灵魂,还有其它任何现实的东西,其方式是这样的,即宇宙里面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是根据其自身的特性和相对于其自身的完善的自发性而产生的,而同时又符合不需要对照其自身的事物。”这又是海林克斯的双钟理论,只是现在,每个极微小的单一体都是一口钟,与其它的每一口钟一起显示着时间。

  这个理论本来会使心理学毫无存在必要的,因为它描述的精神现象是围绕着一个固定和事先预定的秩序,且作为错觉对外部世界的刺激产生的心理学反应。这表明,一个杰出的头脑如果受到有缺陷的罗盘指引会走到哪里去。所幸的是,没有几个人顺着他指的路走下去。

康德

  伊曼纽·康德(1724-1804)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当然是最不易理解的哲学家之一,尽管这算不得是合适的一个标准。我们很高兴只需要对他的心理学感兴趣,而这一部分恰好是易于理解的。

  康德的生平听上去是对他这位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一生的戏称。他出生在普鲁士的柯尼希斯伯格,16岁的时候进入大学,在这里教书直到73岁,除了在这个城市4O英里的范围内走动外,一生从未出过远门。他不到5英尺高,胸部凹陷,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一生不变,据说这是为了保存他那脆弱的健康状况。每天早晨5点由男仆将他唤醒,花两个小时进行学习,还有两个小时讲课,写作到下午一点,然后再去一家餐馆进餐。下午3点半,他准时散步一个小时,不管天气如何。他在菩提树下的一条小路上散步,只用鼻子呼吸(他认为在户外张开嘴是不利于健康的),而且这时候不跟任何人说话。(他非常守时,邻居们都根据他每天散步的情况对表,有一天他没有准时来散步,邻居们都非常担心。这天他一直在读卢梭的《爱弥儿》,看得太入神了,以至于忘了自己。)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会花在读书上面,并准备第二天的讲课。约在晚上9-10点间睡觉。

  康德的写作和讲课涉及广泛的范围:伦理学、神学、宇宙哲学、美学、逻辑学和知识理论。他在政治和神学上都属于自由主义者,他同情法国革命,直到恐怖统治为止,他相信民主,热爱自由。他是莱布尼兹的弟子,直到中年他读了休谟然后说,“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醒了过来”,并得到启发,发展了一套比莱布尼兹详细得多的知识理论。

  康德被休谟所说服,认为因果关系并非能够自证的,我们不能够用逻辑的办法证明它,可是,他确信,我们的确能够理解身边的现实,并且能够体验到外部事物和现象中的因果关系。这怎么可能呢?他通过纯粹的思维活动来寻找答案。在12年的时间里,他盯着窗外教堂的尖顶认真地思索。然后,他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最为著名的作品《纯粹理性批判》(1781),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在此斗胆宣称,没有哪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没有在这里解决的,也没有通向解决问题的门径没有在这里提供一把钥匙的。”

  尽管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其它一些著作中的行文是大部分读者不易理解的——他使用的术语很困难,他的观点也是深奥难解的——不过,他在前言中把自己对意识的基本观点讲得足够清楚了。他说,千真万确,经验只给了我们非常有限的知识,可是,经验远远不是意识惟一的知识来源:

  经验远远不是我们的理解力会受到限制的惟一领域。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存在的,可它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一定就是存在的,什么东西一定是不存在的。因此,它就永远不能给我们以任何普遍的真理;而我们的理性,它对于这类的知识特别感兴趣,我们的理性受到经验的刺激,而非因为经验而满足。普遍真理,其本身同时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特点,它们是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它们本身就非常清楚,非常确切。

  而如此明确的真理是存在的,数学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比如,我们相信,而且对自己的信仰非常明确和肯定,即二加上二总会得出四。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确定性的?不是通过经验,因为经验只提供给我们一种可能性,而是通过我们意识当中天生的结构得来的,从意识在里面发生作用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方式中得来。因为人类的意识并非仅仅是一张白纸,任由经验在上面书写,也不仅仅是一堆感觉;它积极地组织和转换,它把混乱的经验变成纯粹的知识。

  我们开始通过在时空中重新组织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关系而获取知识——不是通过经验,而是通过天生的能力;空间和时间都是Anschauung(“直觉”或者“直观”),或者是先天决定的、我们借此观察事物的方法。

  那么,把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觉数据组织起来以后,就可以通过其它一些天生思想或者超验的原理(康德用的述语是“范畴”)来作出有关它们的其它一些判断了,这些都是内在的机械原理,意识就是通过这个原理来理解经验的。总共有12种范畴,包括整体、全体、现实、因果、相互性、存在和必然性。康德是通过对三段论法各种形式的苦心研究之后得出这些范畴的,可是,他相信这些范畴的确是公理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没有这些范畴,我们就没有办法使一大堆杂乱的感觉有意义。

  比如,每一个现象都有一个原因存在,我们并不是从经验中得知这一点的,如果我们缺乏感知因果的能力,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周围的任何事情。因此,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即,我们先天就辨识出了因果。同理,其它的一些范畴在柏拉图或者笛卡儿的感觉当中都不是天生的思想,而只是一些秩序的原则,它们使我们能够探索经验。是它们,而不是联想的法则,把经验组织成了有意义的知识的。

  康德把意识看作过程而不是神经动作的观点,使德国心理学转向了对意识与“现象经验”的研究中。二元论仍然在流行,因为“意识”很明显是超验的——这是康德的话——现象与感觉和联想都绝然不同。他的理论会导致先天论心理学其它变种的兴起,特别是在德国,并在美国拥有了其现代的对等物,如果不是后裔的话,其中有诺姆·乔姆斯基的儿童语言理论,即儿童意识天生即有一种能力,可以理解口头语言的语法。

  康德的先天论导致了有关意识的工作机制的好几种有价值的探索热线,可在一个方面,它证明是一种严重的后退。他认为,意识是一套过程,它们发生在时间中,但并不占有空间,这就使他推断出,精神过程是不能够进行测量的(因为它们并不占据空间),因而,心理学就不可能成为实验科学。康德传统的其他一些人会持续保持这个观点。虽然它以后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笛卡儿对动物精神和空心的神经的信念,它会推迟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进展。

  但仅止推迟而已。尽管天主教可以推迟,但最终还是不能够阻挡人类的知识,即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太阳系的中心,最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权威也不能阻挡心理学通过实验而成为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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