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图注本》

沈丁华等译

刘臻注

新星出版社

2011年7月第一版

全九册，580.00元

　　号称“国内第一福学名家”的刘臻先生，为新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所做的两千多条注释，绝大部分都是抄袭自莱斯利·克林格的《新注版福尔摩斯故事集》，说他欺世盗名也不为过吧。

　　陈一白

　　如果问谁是英语文学中最著名的人物，也许今天许多人会选择近年风头之劲一时无两的哈利·波特；但在2003年，莱斯利·克林格（Leslie S. Klinger）却认为是福尔摩斯。他认为柯南·道尔笔下这个角色足以跻身世界上三大著名的虚构人物之列，另外两个是米老鼠和圣诞老人。

　　克林格先生是福尔摩斯研究的世界级权威，由他独力注释的《新注版福尔摩斯故事集》（The New Annotated Sherlock Holmes，以下简称《新注版》）前两卷在2004年出版之后广受好评，翌年即获美国推理小说协会颁发的爱伦·坡最佳批评奖。由于这个原因，克林格先生的答案难免有偏颇之嫌。其实我们很难说福尔摩斯、哈姆雷特或者詹姆斯·邦德谁更著名，就好比我们很难说宝马和奔驰哪个知名度更高。尽管如此，福尔摩斯之极受欢迎，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以中国大陆为例，现在可以买到的福尔摩斯系列作品恐怕有数十种之多，而且均是长销多年，从未绝版。就在最近，市面上又多了一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图注本》（以下简称《图注本》）。

　　《图注本》共九卷，译者为沈丁华、秦白樱、兴仲华等人，注释者为刘臻。出版方自称这套《图注本》是“最权威的译本……最准确流畅的翻译”，又称刘先生为“国内第一福学名家”，用“两千余条注释……无孔不入地解读福尔摩斯的一切谜团”。从这些宣传语来看，这套书的质量似乎应该对得起它的定价——五百八十元，尤其是那“两千余条注释”，足以让国内其他版本相形失色。

　　为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故事添加注释，是福学的传统。所谓福学，就是福尔摩斯学。虽然柯南·道尔生前并不重视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四部小说和五十六篇短篇小说，认为它们是“庸俗之作”（pulp fiction）和“纯粹为了赚钱而写的垃圾作品”（pot-boilers），但许多热爱福尔摩斯和华生的读者则将其奉为“正典”（the Canon）。他们甚至组建了福尔摩斯协会，对“正典”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福学。福学的基本假设是，历史上真有福尔摩斯其人，华生是福尔摩斯事迹的忠实记录者，这两者的关系就像詹姆斯·博斯韦尔和萨缪尔·约翰逊；至于柯南·道尔，他只是华生的文学经纪，负责联系出版华生所写的福尔摩斯故事。

　　福学家当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们热衷于钻研各篇福尔摩斯故事之间的联系，乐此不疲地想要从中勾勒出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完整生平。虽然他们的研究带着游戏性质，但考证之细致、推论之严密，跟正统的历史研究并无二致，并且得到了不少颇值得称道的福学成果，例如威廉·巴灵-顾尔德的《注释版福尔摩斯故事集》（The Annotated Sherlock Holmes）、杰克·特雷西的《福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Sherlockiana）、斯蒂夫·克拉克森的《正典概要》（Canonical Compendium），以及上文提到的《新注版》。这些福学著作又以第一本和最后一本最为权威，影响也最大。尤其是《新注版》，共三大卷，长达两千八百余页，更有数千个详尽的注释，堪称福学研究的里程碑。

　　反观国内，虽然按照李欧梵的考证，福尔摩斯的故事早在1896年就被译介成中文，以《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名字在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上连载三期，而中华书局又曾在1916年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但直到今日尚未出现福学研究的热潮。如果新星出版社的宣传语属实，那么《图注本》的注释者刘臻先生虽然未必能够顺利加冕为“国内第一福学名家”——因为严格上来说，当前国内并没有任何“福学家”，但他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做法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可惜拿到这套《图注本》，详加勘读之后，我的心情一下子从敬畏转为鄙夷：原来《图注本》的几乎所有注释都是抄袭自莱斯利·克林格的《新注版福尔摩斯故事集》。由于这是一篇简单的书评，不可能逐一注明抄袭之处，所以下面我打算只以短篇小说《波西米亚丑闻》为例，来说明刘臻先生的抄袭问题有多么严重。

　　《图注本》第三卷《冒险史》中的《波西米亚丑闻》共有七十四处注释，而《新注版》则有八十六处。经过详细的对比，前者共有五十九处可以判定是抄袭自后者。比如《波西米亚丑闻》的第一条注释如下：

　　《波西米亚丑闻》一八九一年七月发表于英国版《海滨杂志》。一八九一年八月《海滨杂志》的美国版刊登了这篇小说。《冒险史》中的许多故事也同时卖给美国的各类报业集团。比如，在美国版《海滨杂志》发表《波西米亚丑闻》之前，至少有七家报纸刊登了这篇作品。有的报纸将《波西米亚丑闻》更名为《女人的智慧》（《巴尔的摩太阳周报》）、《国王的情人》（《波士顿星期日全球报》）等等。后来的不少小说也是如此。比如《歪唇男人》的标题改为《乞丐奇谈》，《蓝宝石案》的标题改为《吞下宝石的圣诞鹅》。（《图注本》第三卷，第4页）

　　而《新注版》相应的注释如下：

　　“A Scandal in Bohemia”was published in the Strand Magazine in July 1891. There was a New York edition of the Strand Magazine, and the story appeared there as well, in August 1891. However, many of the stories from the Adventures were also syndicated, that is, sold by a syndicate to newspaper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 Scandal in Bohemia”, for example, appeared in at least seven newspapers before the New York Strand Magazine publication. Some of the papers did not use Watsons titles as they appeared in the Strand Magazine; “A Scandal in Bohemia” appeared in one paper as “Womans Wit”, and “The Kings Sweetheart” in another.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ran under the title “The Strange Tale of a Beggar” while “The Blue Carbuncle" was headed "The Christmas Goose that Swallowed a Diamond.”（《新注版》第一卷，第5页）

　　相信略懂英文的读者无需我多说，也能看出来《图注本》的注释是对《新注版》的抄袭。按照学术界通行的规范，如果注文不说明出处，那就意味着它是注释者亲自考证的结果。可是作为当代中国人，刘臻如何能够通过亲自查找资料发现一百多年前的美国“至少有七家报纸刊登了这篇作品”呢？这当然是情理之所无。愚钝如我，实在想不通刘先生和新星出版社何以敢如此嚣张地将一目了然的破绽公之于众，莫不是当喜欢推理侦探小说的读者脑袋里装的都是浆糊？

　　又如《图注本》第三卷第10页第二条注释为：

　　与现代人的感觉相反，邮件在当时是一种可靠而快速的通信方式。英国教育家罗兰德·希尔研究了邮政系统之后，于一八三七年开始邮政改革，一八四〇年引入了邮票作为预付邮资的方式。铁路和汽船让邮政拥有更快速、正规可行的寄送服务。到了一九〇〇年，伦敦城区每日有十二班邮递，伦敦其他地区每日有六到十一班收信及递送服务。信件一般在寄送后的二到四个小时便可送达。紧急消息可以使用专递服务，只需要加收很少的费用，或者使用区域信使服务，私人邮递员寄送，半英里三便士。伦敦外埠的信件一般隔日送达。

　　如果这些注释文字是原创的，那么刘臻先生可能是邮政史专家，或是集邮爱好者。但既然如此，在提到1840年的邮票时，他又何以不顺便说明当时英国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枚邮票，就是现在价值近两千英镑、几乎所有集邮者都想拥有的“黑便士”？又或者刘先生两者皆不是，只是通过搜索引擎发现相关的信息，并亲自整理成文？其实只要在Google的搜索框键入“Postage Stamp”，然后点开第一个搜索结果，即可看到维基百科上详细的介绍。但刘臻先生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有现成的便宜可捡，那就是《新注版》的相应注释：

　　Contrary to modern expectations, the mail was then a reliable and rapi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Reform began in 1837, with British educator Rowland Hills study of the postal system, and in 1840, prepaid postage by stamps was introduced. The advent of the railway and the steamship permitted a far speedier, more regular, and more reliable mail service a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ssed. By 1900, according to Whitakers Almanack (1900), in the City district of London, there were twelve deliveries daily, while in other London districts there were from six to eleven collections and deliveries. Letters were normally delivered within two to four hours of posting. More urgent messages could be designated for “express delivery” at a small additional cost, or the “district messenger service”, a private carrier, could be used for 3 pennies per half-mile. Overnight delivery was the standard for mail outside London.（《新注版》第一卷，第10页）

　　我恳请读者原谅我大段地引用刘臻先生的“注释”和莱斯利·克林格的注释，因为非如此不足以充分地表明这位“国内福学第一名家”的抄袭是多么肆无忌惮。如果说上一条注释限于研究条件，刘先生因为无论如何考证不出来，不得已而抄袭，所以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条关于邮政史的注释则属于不可宽恕之列，因为刘先生原本可以通过简单地检索资料而组织出更好的注解。

　　对《图注本》的了解越多，我就越为新星出版社和刘先生的过分自信和他们对读者智商的过分藐视而感到震惊。哪怕是小学生，在抄作业的时候也会知道不要抄得一模一样，而应该进行细微的改动，只要他稍微有点头脑，只要他对即将看到他的作业的人稍微有点尊敬。这其实也是为自己着想，否则一旦出现错得如出一辙的情况，那么抄袭的事实就会板上钉钉，任你再怎么狡辩也洗脱不了罪名。刘臻先生不幸正好犯了这样的弱智错误。

　　《图注本》第三卷第20页第二条注释为：

　　兰厄姆旅馆，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开业。其建筑风格华丽，根据威廉·H.吉尔的说法，是“世界上最为华丽的旅馆。占地一英亩，拥有六百个房间。餐厅可以容纳两千人同时聚餐……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锦衣玉食的波西米亚国王会住在那里了。”一八八九年八月三十日，柯南·道尔在这里和J. M. 斯图达特、奥斯卡·王尔德吃饭，并在餐桌上答应创作《四签名》。

　　《新注版》相应的注释如下：

　　The Langham opened June 12, 1863. Now the Langham Hotel Hinton and restored in 1991, it was built in a florid style and, according to William H. Gill, it “was by far the most magnificent hotel in the world. It covered an acre of ground [and] contained over 600 rooms. Its huge dining room was packed with 2000 diners on the day of its opening…Small wonder that it attracted the flashy King of Bohemia!” （《新注版》第一卷，第19页）

　　莱斯利·克林格不知道怎么回事，弄错了伦敦朗廷酒店（也就是《图注本》所谓的“兰厄姆旅馆”）的开业时间。按照朗廷酒店集团官方的介绍，该酒店1863年7月17日奠基，1865年6月10日开业。朗廷酒店集团在香港、上海、北京等七个中国城市设有十四家分店，并不是那种默默无闻的小旅馆，刘先生既然要为它添加注释，何以不去该酒店官网查看资料？这实在是令人费解。《图注本》这个错误是其抄袭《新注版》的又一个铁证，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无论如何找不到伦敦朗廷酒店开业于1863年6月12日的记载。但刘臻的注释比克林格的注释多了最后一句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谜团在下文将会被解开。

　　行文至此，我相信不用再举更多例子，读者也已经明白《图注本》和“国内福学第一名家”到底是什么货色。或许有好奇而细心的读者会问，你刚才说七十四条注释有五十九条是抄袭的，如果剩下十五条都是刘臻先生的原创，那么可以说明他还是有点真本事的，不是《射雕英雄传》里的裘千丈那种欺世盗名之辈。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说，《图注本》第三卷第6页第二条注释是《新注版》所没有的，注文是：

　　这句话并不在作者最初的手稿里，在后来的清样中添加了进去。

　　柯南·道尔的《波西米亚丑闻》手稿原件现藏于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的哈里·兰森中心，但有影印本出版。刘臻先生也许曾通过影印本看到“最初的手稿”。但他如何能看到“清样”呢？某份英国杂志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样被一个现在的中国人看到，读者你信吗？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不信的。

　　该书第20页第一条注释也是《新注版》所无，它写着：

　　按照上文华生的叙述，这天是星期二，怎么会还有三天就到下周一呢？另外前文提到华生星期四“到乡下去过一趟”。因此威廉·S. 巴林-古尔德推理本案应该是发生在星期五，而且是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五）。根据伦敦《泰晤士报》的天气预报，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九日本岛大风，早晨普遍降雨，还发生打雷和闪电。这印证了华生淋雨的事实。

　　也许刘臻先生确实为了这个小小的注释而亲自跑去英国查阅1887年的《泰晤士报》，但对我来说，这种事情实在太过匪夷所思，超乎我的想象力。实际上，刘先生在这里可能一不小心又露了马脚：所谓的“威廉·S. 巴林-古尔德”就是上文提到的威廉·巴灵-顾尔德，他是《注释版福尔摩斯故事集》的注释者。我大胆地猜测，刘先生的注释不仅抄袭了莱斯利·克林格，也抄袭了威廉·巴灵-顾尔德。只可惜《注释版福尔摩斯故事集》绝版多年，在国内不容易找到，这个猜想只能留待以后再进行验证了。

　　难道十五条不是抄自《新注版》的注释就没有一条能让读者相信它是刘臻先生亲自注解的吗？不，我可不这么认为。至少有一条肯定是刘先生注解的，那就是《图注本》第三卷第13页第三条注释：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

　　这一条我相信确实出自“国内福学第一名家”的手笔，因为英美的福学家不会认为赫拉克勒斯有注释的必要。

　　在中国，文人学者为求出名而不惜抄袭剽窃，并不算如何罕见的新闻，而出版机构版权意识之淡薄，也早已是举世皆知。但说实话，这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图注本》还是让我大吃了一惊。对企图凭借一条关于赫拉克勒斯的注解而登上“国内福学第一名家”宝座的刘臻先生，除了异想天开似乎没有别的词可以用来形容他。至于新星出版社，作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成员，作为一家出版大量外国作品的单位，竟然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莱斯利·克林格和美国诺顿出版公司的版权，真不知道它今后如何与版权代理机构打交道，如何应对克林格先生获悉此事后可能提起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