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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家――俞天愤、张碧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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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05月12日01点39分 |
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家――俞天愤及其作品简介
作者:任翔
俞天愤(188l—1937),又名承莱,字彩生,海虞(今常熟市)人。他的名气虽不及陆澹安,但在侦探小说的创作上,影响不亚于陆谵安,俞天愤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镜中人》(1916)、《薄命碑》(1916—1917)、短篇集《中国侦探谈》(1918)、《剑胆琴心录》(1919)以及散见于《红杂志》、《红玫瑰》、《礼拜六》、《小说月报》、《小说新报》、《小说丛报》等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数十篇。
论到俞天愤的小说创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侦探小说,因为在当时的文坛,俞天愤的名字与侦探小说是连在一起的。作家自己不无自豪地说:“中国侦探小说,本是在下创始的。”①(①俞天愤《白巾祸》,见《红玫瑰》29—31期。)徐天啸也曾这样说:“中国之有侦探案,实天愤创造也。”②(②徐天啸《小说月报》,1923年1月。)这样的断语与事实是否相符姑且不说,但若将俞天愤列为我国侦探小说创作中的先驱之一,该不会有什么疑义的。俞天愤的侦探小说,几乎全部用自叙体,而且大多数均为叙事者身临其境,亲身参与其事。因此,更觉其真实亲切。《双履印》记叙了一起内外勾结,监守自盗的窃案,由于警署徐用孙的鲁莽,使案情侦破几入歧途,后来“我”在朋友剑虹的协助下,从一名片的印刷顺藤模瓜,经过对案情的仔细推理,终于破获此案。《鬼旅馆》则记述了“我”从报案者所叙的经过中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当即进行调查,乃发现是剧盗冒名作案,于是与当事人奔赴现场,分设布置,终于擒获了两剧盗,破此迷案。由于是叙事者亲自参与破案,又运用了第一人称,作品更具真实感。难怪当时人这样评论他:“俞天愤擅长纯粹中国式的侦探小说,并且事实多于理想,因此他凡事都要研究个透彻,方肯罢休,小事件费他心,经过研究而没有结果的很多,他笔下的破案者往往从些微处仔细观察,认真研究,而找到破案的钥匙。《风景画》便是从朋友所摄之风景照上发现现场有一缕白烟由船上冒出,由此联想并断定为盗贼之交通工具,案破后证实了叙事者的这一推测。
正因为俞天愤采取了自叙体的记叙方式,在结构艺术上就更显灵活精巧。作者的笔犹如魔术师的指挥捧,先是把读者带入一个迷阵,回旋曲折,左冲右突,在给人以无路可走之感觉时,突然又找到了打开迷阵大门的钥匙,终于雾散见太阳,使读者豁然开朗,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三棱镜》记叙的是石立峰警长上任才三个月,泄密之怪事却发生过七次,办公室又在谨慎之处,平时进出又仅其本人与一书记员,绝无泄密之理。经“我”实地考察,突然发现,由于阳光之折射,办公室全影均反射在对面墙上,故悟出其中道理,果发现案犯在隔壁的银镜店以三棱镜为作案工具,偷窥石誓长在办公室之举动,终于破此迷案。此外《黑幕》、《花瓶》、《遗嘱》等篇无不构思奇巧,令人回味无穷。发表在《红玫瑰》二卷二十九——三十一期上的《白巾祸》情节更是曲折迷离。作者通过种种悬念紧扣读者心弦,失窃案中悬着命案,命案又引发出失踪案,层层叠叠,令人眼花缭乱,珠宝商女人的狡诈,青年周振华、沈子才的热心,均栩栩如生跃然纸上。“那惊涛的境界,怀疑的情势和恐怖愤怒等心理,都足以左右读者的情绪,使读者忽而喘息,忽而骇呼,忽而怒眦欲裂,忽而鼓掌称快,甚至能使读者的精神整个儿跳进书本里去,以至于废寝忘食。”①(①程小青《论侦探小说》,见《新侦探》创刊号,1946年上海艺文书局。)如果以此来评价俞天愤的侦探小说,似乎也算不上夸张。
值得注意的是,俞天愤在其侦探小说中,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作了一定的揭露,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官吏贪赃枉法,鱼肉乡里,警察昏庸愚蠢,草菅人命。《白巾祸》中的蒋警佐便是一例,暗中置妄,而妄之弟正乃盗党中的一员,以其作为招牌,混入警署,里应外合,而誓佐本人又粗暴无知,在迷案前束手无策。作家对这样的执法者在字里行间透析出批判情绪。
俞天愤写侦探小说,不仅是以第一人称写其亲身经历,而且常常带有一种研究性,别出心裁,独创一格。有一事成为文坛趣闻足资佐证:他写《玫瑰女郎》后,欲加入插图,却异想天开,仿照拍电影的办法,请人扮演书中人物,并搭置布景,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拍成一套照片,随文一起刊登,却也增强了读者的实感与兴趣,但毕竟花费太大,亏空不少,后终于作罢。“如今中国侦探小说照片,又是在下创造的……西洋侦探小说,很少夹入图画的,然而大半是作者和画者理想画成的,要用实地的表现,只怕又要算在下的创作”。②(②俞天愤《白巾祸》、《红玫瑰》29-31期。)得意之态可见。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真是有那么一点“憨”气了。 俞天愤在创作侦探小说的同时,还写了大量社会小说,如《镜中人》、《剑胆琴心录》两部长篇小说,正好代表了俞天愤裸露社会众生相的社会小说的两大题材。俞天愤的小说创作曾以侦探小说成名,然而他的社会小说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上的客观写实的风格及白描的笔法,却使他的创作获得了更高的成就。他以众多的社会小说,从各个不同的视角,通过对各个阶层,各类人物的描绘,再现了民初以来中国社会的现实,颇具立体感。徐天啸当时评论他“能折衷得新旧两派”,真是独具慧眼。在中国的侦探文学史上,俞天愤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肃的通俗文学家,他在侦探小说创作中的成就,是值得后人肯定的。
此外,还有几位在当时也颇有影响的侦探小说作家,如张碧梧和赵苕狂。张碧梧以翻译侦探小说步入文坛的,但不知是对传统小说过分的偏爱,还是自感创作的功力不足,他创作侦探小说起步较晚。他抱着这样的宗旨,不创作则已,既创作就应有一定的水准。1921年,他应周瘦鹃之邀,为《半月》撰稿,发表了第一篇长篇侦探小说《双雄斗智记》。他在序言中说:“既然西方塑造了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平,那么为什么东方没有这类传奇人物呢?”于是他在小说中,设计了罗平与霍桑斗法,东方侦探与西方侠盗的斗智斗勇,写得扑朔迷离,颇为好看,不足的是过于离奇、荒诞,游离了读者的接受视野。不久,张碧梧又创作了第二部侦探小说《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这部小说不以打斗取胜,而专写圈套与破案的奇巧,宋悟奇也成了继霍桑、李飞之后的一位新侦探。这组小说一共写了22篇,以《箱中女尸》、《劫后余生》等为著名,作品不单纯写凶杀,而是突出劝善惩恶的主题。张碧梧除创作之外,还写了不少有关侦探小说的论文,总结了30年代的创作,对侦探小说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还有一位侦探小说作家是赵苕狂,他在现代文坛上以编辑而著称,他主编过《四民报》、《红玫瑰》、《游戏世界》、《侦探世界》等报刊杂志。在文体上,他写过文言小说,也写过白话小说,甚至还学新文学的模式,写过一些“新小说”。他是一位思维活跃、兴趣广泛的通俗文学的名编辑和名作家。严英孙在《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中说:“他的小说自以侦探为最擅长,可以与程小青抗手,有门角里的福尔摩斯的徽号。”说赵苕狂的侦探小说能与程小青抗手,这个评价高了些,不过,说他是“门角里福尔摩斯”这个徽号倒起得比较恰当,说明他创作的侦探小说上不了大场面,只在“门角里”有他的一席之地。他创作的《胡闲探案》系列小说中胡闲是一个“失败的侦探”,而反之西方侦探,不再是私人侦探的陪衬,不再是尽出些愚蠢的主意,而是在胡闲破案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他不可缺少的帮手。作者写“失败的侦探”胡闲,是有意而为之,是为了独树一帜,是为了实现他所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有许多成功都是由失败而来的。
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家是以当时社会的现实为背景,创作了许多风格迥异的侦探小说,尽管他们没有在世界侦探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但他们借鉴模仿与创新的作品,毕竟反映了中国侦探文学起步时的一些特点,并为当时读者普遍认同。任何文学的发展,都与历史发展休戚相关,现代中国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侦探文学创作的举步维艰。因此,这些作家们的探索精神将会永远留在文学史上,让后人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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