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gic_mage（我是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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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劝慰郑兄，兼团结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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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05月23日22点17分 |
呵呵，郑兄好久不见啊。郑兄是推门老牌作者了，一直很佩服您的人品和“文以载道”的精神。您说的这件事情，我特别能理解您的看法，事实上，我的看法和您一致，不过，在我看来——仅仅是个人意见——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严重。
您知道，杜超对《推理》有多大的敌意，我作为这种敌意的源头，最聪明的做法应该是不说话。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的观点说出来，不为了任何立场，就像当初的杜超退稿事件，我号称病休，但其实已经从编辑部离职了，但我必须把我的认识、我所了解的事情说出来，这是一种责任。
也许是我妇人之仁，我总觉得很多事情并不需要上升到道德的高度，那些我看不惯的东西——比如浮躁、虚荣、自私、自大、拜金、嫉妒等等，我给它们一个统一的名称：人性瑕疵。它固然是不好的，固然是坏的，但在我看来，那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初读福尔摩斯，觉得雷斯垂德嫉妒、排挤、抢人功劳的行为，极端无耻、极端龌龊、严重的道德品质问题。但后来想想，人家福尔摩斯，从娘胎里出来智商就一百八，这对于生就平庸的雷先生来说，难道公平？再说，福尔摩斯的自我太过尖锐，几乎完全不懂与人相处的智慧，连忠实的老华生有时候也被他逼得跳脚，那人家一个与他没什么感情的警察，心里别扭了挤兑挤兑他，也有情可原。当然，嫉贤妒能、贪功冒领的行为绝对是错误的，但我可以理解。
我心里也有过明确的是非，清晰的黑白，也觉得什么什么就是正道，这样做一定是对的，不这么做就一定是错的。我曾以为这是全世界的逻辑，但是，现在，我对正道的认识虽然不曾有过改变，但我不再拿它去要求别人，只是用来约束自己。“这件事情是错的，当然是错的。我，一定不会这样去做。但如果别人要做，那做了就做了吧。想想看，也是能够理解的。”
曾读一篇小说——或者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故事背景是文革时期，故事中的“我”是个心地非常纯良的男孩。男孩父亲的谋生方法是把街上的枯叶扫起来，然后按份量卖出去，以此维持“我”和姐姐的生活。有一天夜里，男孩看到父亲在往装枯叶的口袋里掺沙子，他不敢相信，连续监视了几个晚上，确定父亲真的在这么做。他很受打击：“这不是欺诈吗？这不是不劳而获吗？这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吗？”于是，他举报了他的父亲。父亲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抓走了。父亲被带走时，男孩的姐姐从屋子里冲出来，劈头盖脸给了他一耳光，哭着说：“你这个混蛋！爸这么做，是为了给你攒学费！”后来，男孩的父亲被关了一辈子，最后死在了狱中；男孩一直想等父亲出狱后，好好向他道歉，孝顺他以弥补，结果也没有机会，只能愧疚终生。
我捧着刊登这个故事的报纸，淅沥哗啦哭了两个小时：这是为什么呀？欺诈行为是不是错的呢？当然是。人做了错事，该不该得到惩罚呢？当然应该。可是，希望孩子能正常学习，正常接受教育，这……这也没错啊。这个故事里明明没有真正的坏人，为什么就闹成了这样的结局？
这个故事至少告诉了我两件事情：第一，人会为现实所迫，做一些“人性瑕疵”的事情，这些无伤大雅。所以，如果我买一斤桃子，小贩少给我一个，我会叹口气，耸耸肩——算了吧，如果人家能每天过着披个睡袍窝在椅子里看推理小说的生活，何至于跟我缺斤短两啊？第二，不要随便去指责任何人，那样的后果很可能是背一辈子的心灵十字架。我的心太重，背不起这个。
好像扯远了，回到杜超的问题。他最初在推门横空出世，那个什么王菲什么罗修的帖子，只让我一皱眉头：这什么和什么啊？这我也看不惯，我和郑兄一样反感炒作和作秀的行为，坚持自己绝对不做这种事。前两天刚刚有读者骂我占着杂志版面作秀，我心里一阵冤屈，自认在此方面一直小心谨慎，应该绝无此事，后来想想，是不是编辑部那些孩子借用我名字写的那些互动惹毛了人家了？我虽不知真相是否如此，但立刻说服他们若无绝对必要，不可再提及“水天”二字，三本杂志从7月份开始，欢迎监督。
在那帖子之后，杜超就开始向我们投稿了。其间，我看到了那个讲述他人生经历的帖子，我当时觉得，若除去其中炒作的成分，若这些经历都是真实的，那他这前半生，也过得够不容易的，也就油然产生了一些同情。之前令我反感的炒作，也就退化成了一种性格使然，也许有些人的天性就是不甘寂寞，就是比较活泼，这无所谓的。
之后就是反复的投稿退稿投稿退稿，之前也说过，我虽想过这可能是别的杂志的退稿，但依然感念于他的热情。一个双方都承认的事实是，在那段时间里，在投稿邮箱中，我们彼此很客气，相处得还不错。他对我的礼貌，加上我内心的同情和感动，退稿越来越成为一种精神折磨：因为原则，这稿不能过；因为感情，这稿退起来愧疚感很重。
对于投稿这件事情，我的观点和杜超奇迹般地相似，我也认为，投稿如同追姑娘。在下身为女子，深知不管追求者条件如何，人家向你表白，就是对你魅力的一种认同，就是看得起你。不管成不成，你得尊重人家。如果你也愿意，别出任何花招考验人家，直接跟人家说“咱俩交往吧”；如果你不愿意，那应该怎么办？在下很看不上那种暧昧的做法，天天收着人家玫瑰花，天天让人帮你拎着东西，天天享受着被人追求的虚荣，但就是不给人家一个“我是你女朋友”的承诺，这算什么？我也不会提出“如果你变成怎样怎样，我就答应你”的条件，因为那样扭曲了人家的性格，勉强在一起双方都不会幸福。我一贯的做法是，既然人家怎么追，都不可能跟人家，那就毅然决然慧剑断情，绝不要留给人家一丝的幻想和希望。因为，长痛不如短痛，你痛痛快快拒绝了人家，也许人家会伤心两个月，但也许人家的真命天女，就在第三个月等着他；你一直勾着人家不给个说法，一耗耗人家半年，这真命天女不就错过了？
把这些道理用在投稿上，就是这样：不管稿件是谁写的，写得怎么样，投给你杂志，就是承认你杂志有一定水平，看得起你了。用也好，不用也好，你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如果过稿了，一分钟不耽误，直接进邮箱，“把你笔名、真名、地址、邮编给我，等着领样刊和稿费吧”；如果退稿，要怎么退呢？大家都见过《推理》的退稿函，也许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因为大多数杂志都是不退稿的，都是一个月不给消息视同退稿的。事实上，除了《推理》和《推理世界》以外，我没见过其他杂志直接给作者退稿的。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余”的事情？因为以前邮箱是我管的，因为以前我也是做写手的。我最恨的，就是石沉大海的软钉子：哦，我给你投了稿，收到没有你都不告诉我，连是不是寄丢了我都不能确定；你也许一个礼拜就看完了，跟我说“退了”俩字，会给你增添多大的麻烦吗？可你就不，你就要耗我一个月。赶上我这老实胆小、不敢一稿多投的，平均一篇稿一个月只能投一本杂志。你这不是无谓地浪费我的生命吗？
所以，在我管理邮箱的时期，收到稿件的当天，有一个来稿函，告诉人家没寄丢，我收到了；过了有过稿函；退了有退稿函；如果给人家过了稿，却一时没有安排上，编辑部这儿一边加紧安排，我这边还要给人家发一封信，安抚人家的心情，别让人家着了急。也就是说，一篇来稿，至少要发两封甚至三封邮件，想想我们两个邮箱多少篇来稿，这是多大的工作量！而且是别的编辑部没有的工作量！我从未看过杜超赞美我为“恶之花”的帖子，据说发在他自己的博客上，看过的朋友对我说，杜超质疑我的说辞，理由是别人家的编辑部主任都坐在办公室，等着基层编辑把稿子收上来，为什么我去管邮箱、看初审？因为这种管理邮箱的方式，是我提出来的，只要有我在一天，我就不允许作者在我们这里以其他的方式被对待！我坚持的，当然我做。再说，这么大的工作量，又是别的编辑部没有的，你派给人家合适吗？基层编辑还有他们自己的事儿要做啊。辛苦，是辛苦；麻烦，是麻烦。但是，这就是水天尊重作者的方式！“尊重作者”它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句空话，你得落实在行动上。
这种思想导致我必然明明白白给人退稿，而且我又不愿意让人改稿，除了需要修改的是极小的细节，否则，宁退不改。因为，作者写成这样，必然有他写成这样的道理，如果你硬生生逼作者把它变成别的样子，这是对作者创作灵魂的一种扭曲。尊重作者，包括尊重他的灵魂，所以，我从不干涉人创作，几乎不让人改稿。
这些原则落到杜超身上，就是反复的退稿，他的稿子真的不能用，而我又不会告诉他“如果你按某某的样子写，我就用”，所以，他投再多稿，也是无谓地浪费双方的时间。随着愧疚感的积压，我只剩下最后一条路，慧剑断情，不要留给对方任何幻想和希望。于是，就有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慧剑断情”退稿函。那封信的风格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堂堂正正，如果说之前的退稿函还有顾虑对方心情的客套，那么那封信，就是百分百的真诚。即使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但我依然坚持信中的观点，对信中的每一个字负责：
杜超的稿件是不是好故事？——是！
能不能拍成电视电影？——能！
那它是不是好推理？——不！
能不能在《推理》上用？——NO！
发出这封信之后，我心里还美滋滋的呢。被我退掉的稿件，我希望它们都有个好归宿，就像我希望被我拒绝的男人都能找到好姑娘一样。我那时还对杜超抱有比较良好的印象，并抱持着非常美好的幻想：也许有一天，我会在电视上看到一部名为《重案7组》的连续剧，一看片头，“编剧：杜超”。我会马上找到邮箱，发封邮件恭喜他实现梦想，而他会对我说：“水天，当年听你的听对了。”
这种幻想的破灭，在于“粪坑牛鞭”贴。我一看我这火儿就搓起来了：怎么着？我这对你都掏心掏肺了，你这不识好歹，是吧？你就非让我这好人做得没好报，是吧？而且，这伤害到了我心爱的杂志，和与退稿事件完全无关的历史，完全激起了我的责任感。
其实，我是个“人性瑕疵”论者。什么叫“人性瑕疵”论？就是“你是人，你只是个人，你就只是个人而已”。只要你做的事情，在人性的范围内，让我觉得我身处你的位置也有可能做出和你一样的事情，那就没关系。用这种理论，我可以原谅我书中的凶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只要你给我一点点小小的借口，我都可以理解你。可是，以当时的情况，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你这么做的人性瑕疵的理由，按照逻辑，这只能上升为道德品质的问题。
而后，由于马天先生的斡旋，杜超开始好好跟我们说话了，他阐述了他受到伤害的原因，并复制粘贴了让他受到伤害的文字。我看了，是个正常人都生气，那要是骂我的我也生气——人性，是的，这也直接给了我理解的理由。再说，当杜超表示他青睐那种我最鄙视、认为敷衍到近乎不尊重的石沉大海退稿方式时，我确实莫名惊诧。以我的经历，我真的从来没想过会有人喜欢这个。在这件事情上，我确实犯了推己及人的错误，我把我最喜欢的东西，当成了大家都喜欢的东西。这越发告诉我，不能把自己的逻辑，当成全世界的逻辑。
在那之后，有一个作者，不知道我已经离职，投稿投到我这里。我向他说明了情况，让他投稿到杂志的邮箱，然后，我忽然想起了杜超，于是我问作者：“我们现在有两种退稿方式：一种是不告诉您退稿，一个月您自动放弃，优点是您心情好，缺点是等待过程太煎熬；另一种是直接告诉您退稿，缺点是您心里别扭，优点是您可以更早地为稿件寻找下一个归宿。您自己挑一种，我告诉编辑，按您喜欢的来。”我觉得，在这个我已经不做编辑的时候，在编辑的职业水平上，我看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对待作者方面，由以前的“片面体贴”，变成“全面体贴”。虽然进步的环境是嘈杂的，进步的过程是痛苦的，但进步就是进步，杜超事件确实让水天学到了不少东西，从某个角度讲，应该向杜超道谢。对了，有一点需要说明，我们的杂志短期内应该不会推行这种更加温柔体贴的方式，因为我离职后把邮箱交给古里妹妹，她一直在沿袭我的方式处理来稿，她还要负责《推理》的很多事情，工作量太大，我不忍再做出这种提议给她加压了。
至于以前的事件，我理智地分析，起因在于我和杜超在“怎样退稿才是尊重作者”的问题上意见根本分歧，又没有加强沟通，导致不知道这种分歧；而后，杜超的心情受到了伤害，他没能坚信在邮箱中感受到的真诚，而是直接将退稿归结为邮箱负责人的人品问题，从而对我们杂志也产生了诸多怨念；而我也没能牢记从邮箱中看到的礼貌，没有思考“本来挺和气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爆发”，没有详细调查研究，就武断地将之上升为道德品质问题，并毫不留情地加以灭杀。让我定性的话——这件事情，是一个沟通不良加上双方都不冷静造成的良性的小错误，即使是“粪坑牛鞭”帖也是小错误。说实话，如果当时您发一个“《推理》的态度让我很受伤”之类题目的帖子，写写和马天吐露的那些话，我会直接要来您的手机号，打电话给您道歉。至于我有没有这样的气度，您可以私下问问版主夜云；再如果，我能在发解释帖之前，在调查中看到让您受伤的帖子，我就会用今天的文字恳切地来向您解释。这个错误，是双方的，个人认为，一半对一半吧。如果您要认为我六您四、我七您三，这也没关系。小小地推卸一下责任，也是“人性瑕疵”，我能够理解的。
解决了以前的恩怨，来说说今天的事情。在何谓正道的问题上，我和郑兄是绝对一致的，应该踏实沉稳，应该厚积薄发，应该坚持某种正确的创作理念，在过程中应该不掺杂除了实力以外的任何因素。我可以保证我自己不做违背这个原则的事情，但是，那是因为我的品性就比较好吗？不是的。
生存在世上的每个人，其实都不是他自己，而是他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经济条件、人脉关系等一切要素的总和。有些富有的人——这个“富有”包括物质和精神——他们在一些事情上，不但可以赢，还可以赢得漂亮。而有些物质贫瘠的人，只有两种选择——输得道德，或者赢得龌龊。郑兄是精神上的贵族，您受到的教育告诉您原则重于利益，所以宁可选择前者；而若其他人也面临这个选择，但他的精神也贫瘠到认为原则可以拿去换利益，那自然会选择后者。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面对诱惑，不妥协的人绝对是好样的，他已经超越了人性，拥有了某种神性的东西；而妥协于诱惑的人，也不能说一定一定就是坏人啊。也许只是比较现实而已，精神的贫瘠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说起来，也不全是这个人的责任。
我有我的人生经历，导致我和郑兄的观念相当一致，我可以举手无悔，可以胜固欣然败亦喜。所以，我平时看着某些人为了那点小利益，风度不要了，面子不要了，啥都不要了，我就想问：为了这点小利益，你也至于？然后自己回答：是的，至于。以他的经济条件，或许特别缺这点小利益；或者以他的经历所形成的他的观念，让他对这点小利益特别在乎无法放手。不管是那一种，这都是个可怜人。当我看到谁做了什么令我不解的事情的时候，我先会为他触犯了我的原则而伤心愤怒，但一分钟后，我会开始同情从这件事情中透视出的一个人悲情而坎坷的人生。就像AC说的：“他是那么不幸，不幸得都忘记了幸福的含义；他是那么不幸，不幸得都不知道自己是不幸的。”就像鲁迅先生写的那样，那坚定的革命者都被人“人血馒头”了，他对那些杀害他的人，也只有“可怜”二字。
我想，如果杜超可以去过郑兄的一生，做郑兄做过的事，遇到郑兄遇到的人，也许他会成为郑学华，但真遗憾，他没有成为郑学华。当然，这只是我这个郑方的观点；也许杜方会觉得，应该让郑兄去过杜超的一生，去吃杜超吃过的苦，也许郑学华就会更加明白适应社会的道理，会成为杜超这样的“强者”，不至于整天感受到什么精神方面的痛苦。郑学华才是不幸的，他要是能变成杜超，才是真正的幸福之道。
是的，这就是我今天发帖的初衷。我比较害怕郑兄痛苦。郑兄以令人钦佩的勇气毫不犹豫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因为他非常具有责任感，不像我只想独善其身，他有一颗兼济天下的心，他并不想达到什么个人目的，他只是看到一个现象，研究了、思考了、痛苦了、觉得此风气不遏制要出大事了，所以发了那个帖子，希望能够挽回什么，拯救什么。我看过郑兄的文章，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疼的心太重的人。他看到某些灰暗会很难过，看到别人振振有辞地反驳在他看来是真理的东西，大概就更难过。以杜超的人生经历他必然反驳，以我的人生经历我必然劝慰郑兄，以郑兄的人生经历必然能感受我的好意，但估计不会听劝……这一切仿佛前尘注定，就像套好了招儿、写好了剧本一样没有悬念。同理，这事件所有参与者，也只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在这一事件中发生了交集，站在他们每个人的角度想来，他们的行为也都是有道理的。
虽然知道郑兄90％不会听，但我还是想说：这年头，“人性瑕疵”的东西风起云涌，极端剽悍，生这种气还真是生不过来。我是说可以理解，但理解和看着顺眼，完全是两个概念。有时候我也觉得沉重，因为那么多人都需要怜悯。我现在看到频发的“人性瑕疵”，皱皱眉头罢了。人生在世，谁还能不皱眉头呢？
PS TO 杜超：
你说“投稿好似谈恋爱”，你说“敬人者人恒敬之”，你说“观点不同不影响交情”，你说“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这些明理的话感动了我，让我忽然具备了一种郑兄式的责任感，我觉得应该尝试和你沟通。
以前的事，该说清楚的也说清楚了，你做不当的地方，我抢先忘记了，因为我是我；我以前做错的地方，你原谅最好，不原谅没关系，因为你是你，我可以理解。至于《推理》，你继续恨它也好——虽然在我看来你没有理由，不恨它也罢，这也没关系。
咱们人生观价值观不同，也不用争论孰对孰错、孰黑孰白，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人，生而平等，我不会大道理沙文主义地去干涉谁的人生，但是，别人的人生观，也休想强加在我头上。我是个善良到近乎懦弱的人，只要不让我感受到——“他们追捕共产党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当轮到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的危机感，我就不会亮出尖牙利爪。如果我只想独善其身、过自己的逍遥日子，却还是有人反复拿些没影儿的事儿制造我的谣言、损害我的利益、败坏我的名誉、向我挑衅的话，就等于挤占我本已收缩得过于狭小的生存空间，就等于把我手中唯一的一块面包夺走，把我的一丁点咖啡从我的杯子里泼掉，这是不可饶恕的。我再怎么能理解，也要正当防卫了。
大家有事说事，水天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只要以事实为依据，当面锣对面鼓说出来，只要说得对，是我的错我认，能改的我改；《推理》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只要有理有据，还能不让人说话吗？是事实，就不怕人家说。
最后，我要阐述一下我的观点：我敢指着阿加莎·克里斯蒂发誓，《推理》的发行量，除了创刊最初几个月的动荡之外，一直都在上升中，只是加速度大小、上升快慢的问题。别说发行量没锐减，就算锐减了，就算有一天《推理》停刊了——个人认为——也跟没用杜先生的稿件，没采纳杜先生的推理小说理念，没有任何的关系！
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您可以认为如果它就是在锐减，锐减就是跟《推理》错误而您正确有关，这也只是您的观点。我不坚持我的观点，但您若要坚持，请拿出证据来！请列出一份表格，包含所有发行《推理》的城市，写出他们第N月的发行量，以及N+1月的发行量，并附上该城市销售商的姓名和电话，把它贴在网上。让大家一个个去打电话确认这份资料的真实性，若确定无误，然后把N月一加，N+1月一加，发现∑N＞∑N+1了，那《推理》销售量在下降，没啥说的。若您提供不出这样的证据，请您明白谣言止于智者。总之，谁提议谁举证，要说什么就拿出证据。
您说《推理》发行量锐减的动机，我可以按照邪恶的功利的方式去解释，但我已经武断了一次，不想武断第二次，我认为这是一种偏信——您只看到了片面的信息，而偏信是“人性瑕疵”。您说水天怎么样了，欺压着谁了，偏袒着谁了，迫害了谁了，我认为这是一种盲从——您听误会我的人这样说的，而盲从也是“人性瑕疵”。这些都可以原谅。
但是，如果您说根据您的人生经历，必然要说一些无根据的话，必然不会为您的说法负责，必然会进行某些无端的攻击，那这件事的是非就太清晰，太缺乏可供全面认识的美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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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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