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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侦探小说： 一、50—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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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07月08日21点49分 |
中国当代侦探小说：一、50—70年代的侦探小说
作者：任翔
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变动，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又是由于这种变动，使得中国文学难以走出狭小的樊篱。我们一方面有成批成批的作品，在一个个作家群体中诞生；另一方面又让我们渴望标世之作的眼睛瞪得酸涩。从整体上讲，我们还没有与大时代相称的鸿篇巨著，然而，即便如此，纯文学的成就依然可以傲视侦探小说，让侦探小说作家和理论工作者汗颜。当代侦探小说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它们以外国侦探小说作为艺术参照，以中国的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在本国的土壤上探索侦探小说的艺术规范。虽然他们的作品还未引起文学界广泛的注意，但这一时期侦探小说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创造性，侦探小说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的探求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从而迎来了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全新时期。
50—70年代，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文学与政治惜惜相依，几乎成为政治统帅下的一项宣传工具。50年代初，对国际革命文艺的祟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大潮流。在这个洪流中，苏联文学几乎主宰了中国文学的整个走势。周扬1952年在一篇文章中说：“摆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地使苏联文学、艺术、电影更广泛地普及到中国人民中去，而文艺工作者则应当更努力地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特别是深刻地去研究作为他们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①（①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作为文艺界主要领导人物的周扬，其观点成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的方针。在50年代，文学书刊的主要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旧译和新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如高尔基、绥拉菲摩维夫、法捷耶夫、萧洛霍夫、阿·托尔斯泰、富尔曼诺夫、柯切托夫等大量作品，随着苏联现实主义作品的大量涌入，苏联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侦探文学也逐渐被译介到中国。
苏联侦探小说以“抓特务”为其主要的题材类型。因此，50—70年代，中国侦探小说以此为“套路”，曾一度流行用“抓特务”三个字来指称公安文学作品，如某甲读一部小说或观看一部电影，过后某乙问他什么内容。某甲回答：“抓特务”，于是，其余不用多说，某乙心里就有数了。至于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中国侦探小说创作表现出特定题材的单一倾向，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把它们的艺术视野投向“反特防奸”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题材。这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新的政府、新的政权刚刚诞生，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立，经济建设、社会生活之中的一件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个新生国家的安全，就是巩固这个新生社会制度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面对境外强大的敌对势力，它必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强调保卫国家、防范阶级敌人破坏的重要性。在此强大的政治背景下，中国侦探小说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抗拒欧美侦探小说的创作方式，将苏联的“反特防奸”模式演练得炉火纯青，并坚持20余年不改初衷，终于将这一特定历史题材推到极高的地位，成为这一时期冷寂的文学园地里一朵骄人的蓓蕾。
以“反特防奸”为题材的侦探小说完全扬弃了程小青、孙了红等人开创的中国侦探小说写作模式。它的最大特点是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与当时的政治意识相融合。因此，其属于革命文学的一个品种。作品的思想性十分鲜明，它们都以满腔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讴歌人民保卫新生政权的革命豪情，树立战无不胜的公安人员的高大形象。
其创作模式基本上是：公安部门得知潜伏的阶级敌人或国外派遣的特务将要窃取某一机密文件、图纸，或引爆全国性庆典、国际交流会等会场，或是破坏某项大型工程等，于是侦察员跟踪追击，最后顺藤模瓜，将特务一网打尽。有了这一固定模式，作者创作时总是绞尽脑汁地制造种种假象，使情节显得扑朔迷离，不到终场是不会轻易将谜底告诉读者的。这种写作套路近乎捉迷藏的游戏。最常见的是，作者安排事件接踵而来，让许多人物纷纷上场，最后突然笔锋陡转，指出罪犯原来就是这无数中的一个。大有“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妙。而读者则被牵着鼻子跑，全副精力集中在寻找和猜测，罪犯到底是谁?这几乎成了一种难以突破的“套路”。久而久之，读者的“期待视野”就会偏离文章的模式，很难再有热情被“召唤”。
另外，这种“抓特务”套路必然导致人物逐渐脸谱化，很难有艺术上的创新，如描写罪犯总是恶脸、丑脸，侦察员总是善脸、美脸，因而读者甚至无需详察谜面，尽可将情节的发展略去一二，也能一眼认出罪犯是谁。这种“套路”连读者仅有的寻找与猜测罪犯的趣味都被剥夺了。更有甚者，往往读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罪犯时，而作者仍将自己眼睛捂得严严的，强迫读者继续玩这种儿童游戏。此时，作品成为作者自娱之物，读者也成了作者捉弄的对象。随着创作数量的增多，作者自己也有所发觉，于是脸谱又换了一种新花样，即罪犯变成善脸、美脸，而侦察员则套上恶脸、丑脸。同时，将罪犯极力遮掩起来，轻易不让其露面，如特务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售货员、司机或看门人、扫大街的老汉等。然而，这只是换汤不换药，换脸不换人的手法。脸谱变了，人却未变，它依然囿于旧有的“套路”。虽然能引起短暂的新鲜感，但不久就被读者识破，同样被读者所厌弃。至此，大约就连作者也感到束手无策。因此，“反特防奸”题材的侦探小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完成了其发生、发展、兴盛的全过程并最终走向终结。
这一时期尽管“抓特务”题材创作较繁盛，但佳作寥寥。能代表该时期创作成就与特色的主要小说有：《双铃马蹄表》、《无铃的马帮》、《“赌国王后”牌软糖》、《黑眼圈的女人》、《深夜来客》、《谋杀没有证据》、《人心莫测》等。这些作品大多一经发表便引起社会的关没，许多被搬上银幕，获得了更广泛的欢迎。
如《双铃马蹄表》(作者陆达、文石)，写公安机关接到一封小学生在马路上捡到的信，此信是写给三个人，内容涉及敌特活动，并阴谋于“五一”节少数民族代表团参加的大会上制造爆炸事件。从接到信到犯罪分子计划行动的时间只有35个小时。侦察员顾群根据信中所提到的人名马不停蹄地进行调查取证，最后查清是混进某机关交际处的司机何占彪搞的诡计。此人接受了特务组织的密令一边收集各种重要情报，一边伺机进行各种破坏话动，“无论如何要让共产党的天下不安宁，使人感到共产党的政权不巩固”，于是密谋将定时炸弹藏在双铃马蹄表里，在“五一”节大会上制造恐怖行动，使人民政府在政治上和人员、物质上都受到严重的损失。
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但蕴含的思想性却很沉重。作者笔下的侦察员是集体智慧的化身，在他们的身上读者感受到的是一股正气，—一股百折不挠的斗志。他们的侦查活动已不再是个体活动了，他们的活动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他们的周围，有无数支持和关心着他们的群众，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帮助。而罪犯动机也不再是个人泄私愤，他们代表着与共产党与新中国对立的一方，他们的行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时时处处策划破坏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时时事事与人民为敌。因此，这些罪犯是“坏人”、“特务”。这样，侦探与罪犯的对立矛盾不再是单纯的个人利益关系的冲突，而是赋予了更多的政治使命的阶级矛盾的对抗。因此，《双铃马蹄表》中顾群代表的是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而何占彪代表的是敌特组织的一个行动元素。小说在塑造人物与语言表述上亦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印痕。
与《双铃马蹄表》叙事模式与结构相似的有《“赌国王后””牌软糖》及《黑眼圈的女人》。在《“赌国王后”牌软糖》中，小说一开始写某边防检查站收到一封来自香港的检举信，信中称：“有一个叫李曼华的女人从香港入境，在她的手提袋里带有大约一公斤的‘赌国王后’牌软糖，这是一种烈性炸药。6月明日上午9时，有一个名叫肖小邦的商人从香港入境，他所携带的几条缝纫机用的皮带，实际上是导火线。在他所带皮箱的夹缝里，藏有定时装置和雷管。上述的爆炸物将运到省城装配，用来爆炸7月1日在省城开幕的我国工艺品展览会……”于是侦查工作围绕这封信进行。小说中担任侦探的是在隐蔽战线上长期战斗的孙处长，他与助手一起跟犯罪分子展开了一场智力竞赛。最后，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的特务李曼华，以售货员为职业的特务头子蒋逸民，以及特务组织成员“断指人”、“麻子”等在爆炸的前一刻被公安机关一网打尽。小说歌颂了公安人员的机智勇敢与沉着，孙处长的光辉形象使得侦探形象更加大众化。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则蕴含着政治形势的十分严峻，他们躲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敦促人民群众必须时时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小说的主旨比较明确。这篇小说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与《双铃马蹄表》惊人的相似。
在类似的题材里，《无铃的马帮》(作者：白桦)，在艺术上要技高一筹。小说采用纯文学的叙事结构，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非常到位，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人物已摆脱了“反特防奸”的脸谱化模式。故事情节的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回旋在作者心中的始终有一个谜：魏福的马帮第11匹马驮的筒盐里到底藏的什么秘密?这个秘密也就是作者设计的悬念，它一直伴随着读者走向本文的终结。“朱林生一耸肩膀，一驮子筒盐摔在地上，‘哗啦’一声巨响，筒盐摔得粉碎。在白色的碎盐块中间出现了两台黑色的小型收发电报机和四支发着蓝光的长筒无声手枪。”“就在这紧张的一刹那，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读者至此才恍然大悟。作者高明之处亦在于始终将秘密藏住，直至最后让文中的人物与读者一起“明白”。另外，小说的语言富有地方特色，无论是叙事还是写景都显得十分的精致，不槐是出自大家的手笔。
50—70年代的侦探文学作品中，除了“反特反奸”题材外，亦有少数作品写恶性案件侦破的。这类作品程式是：某凶案发生，于是公安部门组成侦破小组，根据提供的线索，深入群众，多方查询，最后寻到罪犯，将其逮捕归案。如《一件积案》、《一具无名尸体的秘密》、《一件杀人案》等。这类作品中，写得最有风格最有艺术性的要数《一件积案》。
《一件积案》(作者：周翅)写沈阳市公安局侦察员陈飞与赵颖联手破获了一起发生在十年前的凶杀案。小说的模式结构近似于英美的古典式侦探小说。侦探形象打破了同期作品中公安人员完美的模式，在侦探身上赋予了凡人的品性。赵颖聪明、热情有毅力但因年轻缺乏经验，破案开始时常表现出单纯与天真，随着案情的推进，情节的发展，赵颖在陈飞的引导下逐渐变得成熟与独立。赵颖形象的成功无疑使这篇作品有锦上添花之效。作品中对犯罪分子吴济仁刻画得亦很有分寸。作为医生他业务过硬对专业孜孜以求；作为人他又有凶残、邪恶的劣根性，见到美丽聪颖善良的全雅静，他抑制不住兽性而奸污了她，而为了达到出国的目的，他与掌握自己命运的刘院长女儿结婚。当全雅静怀孕成为他人生路上的一大障碍时，他凶恶而又残忍地杀死了全雅静。小说将吴济仁的人性恶作了全面的裸露。从情节发展来看，没有跌宕起伏的波澜，但案情的发展都随着侦探逻辑推理而递进，时时处处闪现着侦探的智慧。另外，小说的语言很简洁、干净，几乎没有诱惑性的字眼儿出现，而文字中传递的信息却很有思想。如作品中描写罪犯吴济仁奸污全雅静，文中没有一句描写吴的动作，却用窗外的雨景对室内这污秽一幕作了彻底的诠释。“夜，战栗的夜。瓢泼大雨，洒在窗户上，像受苦的女人流不尽的眼泪在玻璃上纵横飞溅着……”“一个刺眼的闪光划破天空，接着是一串震耳欲聋的雷声。风，摇折了窗前柳树上几条细嫩的枝叶……”这在当代的侦探文学作品中是难得一见的文风。
50—70年代的侦探小说尽管打上了苏联文学的烙印，但它毕竟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以中国的现实生活为创作源泉，以中国的文化与时代背景作为其生存的空间。因此，这个时期的侦探小说仍不失为具有本国特色，它在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史上写下了不可缺少的一笔。为新时期侦探小说的繁荣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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