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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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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06月19日01点13分 |
对当代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思考（一）：一、知力的结构
作者：任翔
侦探小说就消费范围而言，属于大众文学范畴。从它的文学气质来看，它有自己独特的样式，这种文学样式规范着侦探小说的美学风格，也对创作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首先，它需要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作为其创作活动的工具，这里不仅包含着对一般文学规律的认识，更包含着许多文学范畴以外的专业基础知识，如侦察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各种法律法规等。其次，作为通俗文学体系中的一分子，侦探小说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大资本是大众化的形式，这就要求作家对本民族的欣赏习惯、审美情趣等社会心理因素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再次，作家还必须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作为创作后盾。
从我国当代许多侦探小说作家看，他们大多是半路出家或换换口味，对侦探小说创作所需的独特的知识体系缺乏了解或一知半解，对大众欣赏习惯与审美情趣等心理因素知之不多或知之不详，缺乏开展创作活动所必需的实践与亲身体验，因而给其创作活动带来很大的局限性。如将公安作家与社会上的其他作家相比较，则会发现他们在叙述故事、安排情节、逻辑推理、刑事诉讼及语言表述上显示出各自的优长。1995年江苏《警方》杂志社邀请了一批社会名作家加盟“积案组”的写作，他们在结构情节、刻画人物、语言表述上明显地高出公安作家，但他们在案件侦破的细节及法律法规的把握上又暴露出先天的不足，这主要在于他们缺乏切身的生活体验。综观世界上诸多优秀的侦探小说家，他们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以外的专门知识。如柯南道尔是位医学博士，克里斯蒂对毒药很有研究，并且是个心理学家，松本清张在工厂当过杂工，在报社当过计件工，森村诚一是大饭店的服务员，在克里斯蒂后被称为“侦探小说女王”的英国作家詹姆斯经历过二次大战。写出了侦探小说《死亡的滋味》(A TASTE FOR DEATH)，成为1986年英国头号最佳畅销书。独特经历与专业知识为他们创作侦探小说打下了丰厚的基础。我国法学博士何家弘以自己丰厚的法律知识，严密的逻辑思维写出了“洪钧律师系列推理小说”，小说结构严谨，情节安排疏密有致，在逻辑推理上几乎无懈可击，充分显示出作者法律知识的敦实，逻辑推理的深厚功底。公安作家修莱荣、张策、尹曙生、赵黎明等都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在构建侦探小说故事上显示出行业作家的优长。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作家并不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需要专门的精细的学科知识，他们只要具备把“谎话”说圆的能力就基本上可以从事小说创作。但无论如何作家所受教育的多寡与作家知识结构的优劣，对作品的文化涵量、艺术品质的提高有着很大的关系。包泉万先生在《作家知识结构与作品的艺术质量》①（①见《文艺争鸣》，1988年第6期。）一文中，将现代二十位著名作家与当代二十位著名作家的知识结构优化问题作过对照研究，得出“从中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的结论。文章列举的现代二十位作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其中像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等人还出洋留学过。列举的当代二十位著名作家所受教育程度情况：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占5％，初中教育的占55％，高中教育的占15％，受正规大学教育的占25％。与前者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见当代作家知识结构确实存在严重问题。纯文学作家尚且如此，通俗文学作家的状况就更为严重了。当然作家并不一定非受高等教育不可。我们也不否认优秀的作家应具备必要的天赋，如敏锐的思维能力和灵感的捕捉能力，还有较强的审美能力和观察记忆能力。然而，学历的高低与知识结构优化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目前我国的侦探小说作家学历普遍偏低，更不用说对文学以外知识的专门研究了。因此，侦探小说作者要想写出高品位的作品，应该多读书，扩大艺术视野，在知识的广度与力度上不断强化。
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领域中一种重要样式，娱乐性是其根本的审美法则，因此，侦探小说的创作必须顺应大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但是，当代侦探小说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对这一点比较漠视，或是对这种习惯与情趣缺乏必要的认识，或是虽有一定认识但未能自觉将其付诸创作实践。作为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渗透着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当今汉民族对通俗文学的欣赏习惯与审美情趣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猎奇心态
即对特殊事物和事物的特殊性的了解的欲望。这种猎奇心态在审美取向上表现为追求独特的瑰奇的美，反映到对侦探小说的欣赏活动中，则表现为对曲折离奇情节的偏爱。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内容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若即若离、保持一定的合理的距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与满足这种需求，过分地贴近生活和一味地奇异怪诞其结果都只能适得其反。
2．同情心态
这是欣赏活动中欣赏主体与欣赏客体一体化倾向的结果。在欣赏活动中，情感的投入与理性思辨相比占有优势，较多的主观介入使欣赏者与作品中善的势力融为一体，在一个再造的情感世界里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其自我意识中的防卫机制衍化为一种同情心态，使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出现模糊状态。
3．泾渭分明的善恶现
在价值取向体系中偏重于道德价值。在善恶评价中主要适用道德标准，奉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逻辑模式，排斥中间状态。具体反映到对侦探小说的欣赏过程中，则表现为排斥道德评价的模糊性和善恶取向的暖昧性，偏好善恶分明、爱憎分明，对“至善至美”与“大丑大恶”的矛盾斗争最为关注。
4．对人性善的主观认定
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评价自然也影响到欣赏习惯，具体到对侦探小说的欣赏过程中则表现为要求对人性善的开掘首先有一个较光明的背景，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正义应取得最后的胜利。解放矛盾的手段可以是激烈的尖锐的，但不应该是残酷的，不留余地等等。
侦探小说如欲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必须适应这种欣赏习惯与审美情趣，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健康的猎奇欲与同情心，力争在符合大众善恶观、道德伦理观的同时，逐步引导其向更适应现代生活和现代审美观念的方向发展。但是，目前的侦探小说中，大量的作品却还未能做到这一点。它们或过分渲染生活，编奇造异，偏离实际；或结构模式化，千人一面，似曾相识，违背了大众猎奇心理的规律；或照搬严肃文学理论，大搞复杂性格的组合，弄得云山雾罩；或不离反特小说的案臼，板起面孔，味同嚼蜡，阻碍了读者同情心的投入。或大力渲染阴暗面，满篇充满血腥气，令人目不忍睹，背离了民族欣赏习惯与审美情趣。这种种原因除作家对这种习惯和情趣缺乏了解以外，也反映出作家整体艺术修养的欠缺。这种普遍性病症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根治，必然引起侦探小说文本可读性的下降，逐渐失去挚爱它的读者。
此外，当代侦探小说作家轻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生哲理的拓求以致作品缺乏永久的魅力。文学以反映人的社会生活为中心，塑造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是创作活动的中心问题。侦探小说并不能因其固有的特殊性而例外。欣赏活动的一般规律决定了典型形象的塑造不仅是它取得较高美学价值的前提，而且也是它堂堂正正地跻身于文学圣殿的惟一阶梯。但是，在我国当代侦探小说界，这样一种常识性的普遍规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尊重。现在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看法：认为侦探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其强情节性，题材环境的局限使具有较高典型性的形象的塑造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这种观点一方面把典型形象的塑造与作品的情节性对立起来，认为对曲折情节的追求必然导致人物形象的淡化；另一方面则认为侦探小说主要以其情节性取胜，只是使读者获得一时的快感，所以也没有必要为形象塑造挖空心思、多费笔墨。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急功近利的。
首先，塑造典型形象与突出作品的情节性并不构成二元对立，因过分注重情节导致人物性格淡化是在对二者的关系把握不适度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从理论上说，曲折阶情节发展过程，更有利于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乃至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令狐冲、郭靖等成功的形象，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其次，广大读者对侦探小说的欣赏情趣的低层次，并不意味着塑造典型艺术形象成为不必要，相反，在欣赏过程中，典型形象所包含的深广的社会内涵和强烈的情感信息的散发，有很强的冲击力，能强化体验，唤起读者同情心的投入，引起对善恶矛盾的更大关注，使读者的欣赏需求获得最大的满足。对人生哲理拓求从来都是文学的主旨之一，也是其强化审美功能的重要手段。它既与典型形象的塑造关系密切，则必须通过典型形象来反映，又要依靠精心构建的环境背景和文化氛围来烘托。在侦探小说创作活动中忽视典型形象塑造的同时，对人生哲理的拓求就非常自然地被冷落。文本的自卑与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众多侦探小说作品主题上的平庸与肤浅，缺乏对社会、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和观照，至多也不过只是浮光掠影式的涉及，就事论事式的感叹和虚假做作的无病呻吟。
当然，如果说所有的当代侦探小说作家都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人生哲理的拓求，那是不真实的，不公允的。在创作实际中，已有少数作家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但由于他们自身思想高度与艺术修养的局限，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足以成为侦探小说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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