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陇首云（陇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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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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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06月12日01点02分 |
对当代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思考（一）：二、语言的游戏
作者：任翔
语言是文学存在的形式和重要载体，亦是文化的模式象征。当一种语言的典型形式表现出一种文化基质时，文本本身便具有耐人寻味的醇厚意趣。从语言学角度来考察，当代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语言大致上有这样三种情况：(1)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不加掩饰地向读者表露运用语言的得意感；(2)情绪反应过于强烈，用语偏于极端、有失风度；(3)为文造情，缺乏自我控制，用语有些夸饰。对于侦探小说作家来说，除了注意语言的形象性、鲜明性、生动性这些基本的要求外，还应考虑到侦探小说的文体特征对于语言的特殊要求。侦探小说大多有一个特定的非常紧张的规定情境。作品节奏快，人物行动迅速，因而语言也要相对地简洁明快、干净利索。如果晃晃悠悠、絮絮叨叨，那就会破坏整个作品的氛围和节奏。分析我国当代侦探小说，很多作品中的文字缺乏那种能不断激活我们感觉兴奋的鲜活灵动性，缺乏语言层面自身的盎然意趣。尽管作者在故事的编排、情节的建构、人物的设置上都做得不错，遗憾的是语言功力的不足使得本应多彩的作品失去了亮色。
现代心理学家从心理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心得，为我们考察文化背景下文学接受活动的语言体验的真实内涵启迪了思路。20世纪西方刮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语言革命，语言成为种种美学流派共同关注的问题。一时语言从文学边缘驱人中心。一向以主题、人物、情节来阐释叙事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也开始注重全面地对语言进行解剖。作为叙事文学类型的侦探小说，或多或少也受到此风的影响，其实这倒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说到底文学作品毕竟是由语言文字排列组合而成的几何方阵。侦探小说的写作亦是一种语言写作，作为创作者来说，其实也在追求一种文本的快乐，写作的快乐。写作过程与阅读过程对作者与读者来说既是一种快乐发散，又是一种游戏过程。游戏与快乐使这种文学模式日渐丰富，很难像传统侦探小说那样困守着一种模式。但是对快乐的追求，对写作者能量的激活与释放来说，语言则是丰富侦探小说文本的最必要最直接的手段。当今时代的一个特点其实也是在追求一种语言的狂欢。这反映了我们对于商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外部世界对人过分压抑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最文明的方式是利用语言的利剑。西风劲吹亦震撼着中国当代侦探小说作家，那就是激发了作家们锐意创新的精神，给侦探小说带来了诸多新的景观。然而，也许是作家们过于强烈的创新意识，分散了其对侦探小说这一特殊文学品种本身的深入探讨，也忽略了艺术语言的深入打磨，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公安作者的身上。翻开他们的作品，总觉得语言生涩、直白、缺乏幽默感，一些本应写得玲珑剔透的小说却因为没有丰厚的语言积累，而使得小说顿显黯然。读者在作品里见不到侦探风趣的调侃，睿智的理性之光的表现。读者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获得短暂的快慰，却不能从短暂的快慰中同时获得一种悠远的心灵印记。作家们一方面努力创新，另一方面又不知创新的根本关键所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侦探小说属于大众文学范畴，一般说来，大众文学的语言通常少见先锋性、实验性、多义性、藻饰性，而多世俗性、口语性、单纯性、叙述性、模仿性。可不少侦探小说作家却以语言粗鄙为时尚，作品成了无聊、猥琐、庸常的文字游戏。如侦探小说《大阴谋——(宝盖丁刑侦录)之二》开篇第一段文字：“宝盖丁脱掉黑乳罩黑裤子迷迷糊糊地走进浴室。几个专干车上反扒的女侦探正在议论如何保持乳房坚挺不蔫的问题。她们见到宝盖丁赤裸裸地走进来，异口同声地喊：‘宝盖丁的大’!”这段话用了两个“黑”字够风流的了，加上“大”更诱惑，再加上“迷迷糊糊”似醉非醉的神情，宝盖丁一出场是神探还是高级妓女?!用肉感之词来刺激引诱读者，既破坏了女侦探神秘的风采又降低了作品的艺术品位。紧接着看下文宝盖丁与助手在舞池的表现：“宝盖丁却像玩疯了，见到异性来对舞，便举双手撩起裙摆冲着那男性甩动起那极富雕塑感的臀部。”这就是作者对宝盖丁这位女神探的描绘，读者留下印象的是神探还是舞女?!作者意在塑造这位女侦探不同凡响的魅力，却不知如此用语使女神探在读者的心中大打折扣，留下的恐怕可用“性感舞星”四字来概括。英国著名的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的语言可谓侦探小说语言的极致，假若她的小说不充积着血案，那么她的作品可与最优秀的纯文学作品相媲美。克里斯蒂的明晰、纯朴又不失幽默、机智的语言为她的纯逻辑游戏带来言之不尽的韵味。在《假戏成真》一文中，克里斯蒂描写女主人公对“我”的态度转变，就用了九个不同的对话短语，“防御地说”、“悲伤地说”、“敷衍地说”、“悻悻地说”、“辛辣地说”、“圆滑地说”、“慈悲地说”、“宽宏大度地说”、“流畅地说”，用语摇曳多姿又无矫饰之意。再如在《尼罗河谋杀案》中，侦探波洛与贾克琳的一场对话：
“对一个人来说这似乎太优越了。金钱、美貌、动人的身材”，她停了一会儿，波洛接着说：
“还有爱情，是吗?还有爱情?不过你或者不晓得——她丈夫可能只看上了她的金钱哩!”
“你没有瞧见他看她的神情吗?”
“噢，我看到，我什么都看到——我还看到一些你不曾发觉的东西哩!”
“什么?”
波洛缓缓道：“小姐！我看到一个女人眼底下的阴影，我更看到那个紧握着的拳头和发白的关节。”
这场对话语言运用得质朴、通俗，但对话里包含的信息却比较丰富，既将侦探波洛敏锐的观察力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又将凶手暗藏的杀机不动声色地传递出去——这就是文学大师的语言风范。
《三国演义》是有口皆碑的通俗文学名著。其中塑造人物、描写战争的语言可谓极品。小说开篇是一首气度恢弘的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鱼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故事未开始，已有一番雄视千古的感慨。其语言、语气、语调透出一股豪壮与悲凉。再看第一回开头又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短短十四个字，精炼概括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教人浮想联翩，心胸开阔。于是，三国英雄业绩，还被放人到历史的长河中，显出另一番意味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叙述语言很值得当今作家好好借鉴。
胡平先生在谈到叙事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时说：“叙事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情趣是由文本中更细小的情感符号产生的，从信息论角度看，这些情感符号负载着审美信息(情感信息)，有信息的质和量的差别。审美信息量最丰富的作品每字每句皆有可读性，所谓字字珠玑，审美信息量薄的作品读起来则味同嚼蜡，相去甚远。”①（① 胡平：《叙事文学感染力研究》14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这段话正好表现出作品优劣于读者中审美效应的反差。作为俗文学的侦探小说，其语言主要构成是陈述性语言和描绘性语言，陈述性语言也可以叙述得跌宕起伏，描绘性语言也可以铺展得流光溢彩。近几年，一些驰名于文坛的纯文学作家在《警坛风云》相继亮相后，挟带着一股新鲜的话语涌入侦探小说的园地中，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深切思考和高远的文化关怀，他们在叙事文学方面的艺术经验与技巧，他们在纯文学领域不懈地进行艺术探求的精神，有效地激活了人们被司空见惯的侦探小说常规形态所钝化了的感觉，尤其是他们在语言操作上卓尔不凡的功力(即使他们偶尔在侦探小说领地里客串)，亦给读者以春风拂面之感。侦探小说固然有着与纯文学并不相同的取向与功能，但都不能不受共同的审美规律的制约。因此，自觉追求语言的雅化，避免粗俗、鄙俗乃至媚俗，应该成为侦探小说家的共识。优美、清新、信息量充足的语言意味着读者可以从容地对侦探小说的叙述事件及它设置的悬念进行猜测索解，使阅读活动闪烁智性的光环。21世纪，人们追求的是一种语言狂欢，我国的侦探小说作家该在语言的乌托邦里自由驰骋，假若一个作家在语言运用上才情卓著，则无需过多地依赖构思便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因此，侦探小说作家尽可以做酿造语言的巧匠，调遣文字的高手，让生命之力在语言的伊甸园里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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