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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中国的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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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年05月25日16点03分 |
中国的侦探小说
●李长声
近年来，文学史百花齐放，书店里摆了一架子。随手翻翻，几乎哪一本煌煌巨著也不曾述及侦探小说。中国自古视小说为“闲书”，九十年前的文学革命，总算把小说抬上了“文学之正宗”的高位，但那是高雅小说，又称作严肃文学，而通俗小说照旧被打入另册，等而下之。所谓通俗小说，主要有言情、武侠、侦探三类。它不等于日本的大众文学，正如严肃文学也不等于日本纯文学。倘若拿到日本，不少严肃文学就该划入大众文学或中间小说当中去。1980年代以来，武侠小说格外得势，侦探小说却还是受冷落。
中国侦探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案小说，乃至更古老的志怪、传奇。公案小说成型于宋代（公元960～1279年），是一种以狱讼为题材的评书体小说，其模式一般是通过堂审和刑讯，由清官断案，昭雪冤假错案。其实，近现代的侦探小说并非公案小说的裂变或发展，恰恰相反，公案小说把清官信仰植入中国人骨髓，使中国更难以生成侦探小说所依托的法制土壤。
侦探小说是舶来品。1896年张坤德译出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刊登在上海《时务报》上，为侦探小说移译之始。此后二十年，翻译侦探小说约二百余种，是输入西方文学作品的大宗。翻译之余，一些人开始尝试创作。1923年６月，中国第一个侦探小说刊物《侦探世界》（半月刊）问世，著名的通俗小说家也应约执笔，但为时仅一年，就纷纷知难而退。侦探小说创作不仅需要文学功力，还需要逻辑推理、自然科学之类的技术，这正是中国人必须“藏拙”的。程小青（1893～1976）是中国侦探小说创作和理论的奠基人。他不仅自学英语，致力于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先后出版了《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等，而且还进修了美国大学的《犯罪心理学》、《侦探学》等函授课程，汲取科学和法律的新知识、新观念。他12岁偶然读到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从此着迷。1914年创作《灯光人影》，入选了报纸副刊的征文。主人公霍森被误排成霍桑，此后他的侦探就一直以霍桑为名，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中国的福尔摩斯。1920年代至40年代和程小青一起支撑侦探小说局面的，还有孙了红（1897～1958）。
侦探小说在中国一开始就属于城市文学，甚而局限于上海，但即便是大都市，诚如侦探小说翻译家周桂笙所言：我国的刑律讼狱和西方各国截然不同，做梦也没想到过侦探小说。怎么不同呢？清末主张变法维新的官员在上奏皇帝的文书中说：中外情形不同，外国断案凭证据，中国断案凭口供。难怪程小青认为：“侦探小说是一种化妆的通俗科学教科书，除了文艺的欣赏以外，还具有唤醒好奇和启发理智的作用。在我们这样根深蒂固的迷信和颓废的社会里，的确用得着侦探小说来做一种摧陷廓清的对症药埃”
1950年代，中国处于苏联影响之下，文学也深受其害。苏联主张，“就内容来说，侦探这一体裁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于是，中国也嗤之以鼻。直至1970年代，中国几乎无侦探小说可言。唯一的题材是反特，即潜入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以致“抓特务”成为侦探小说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万马齐喑，手抄本的地下文学悄然流行。手抄本作品大都是侦探小说或恐怖小说之类，如长篇小说《一只绣花鞋》，早年在民间流传，被人整理加工，作为手抄本流传。手抄本现象是读者对不许读书的极权的反抗，不但是一段文学史，更应该写入读者史或者读书史。
据说，当今青年人喜爱的文学样式依次是纪实文学、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侦探小说是翻译作品。自1970年代末，中国逐渐敞开了国门，又一次兴起翻译外国文学的狂潮。日本的侦探小说也大量输入，甚而流行过一种说法：青年人爱读的是“美国的爱情，日本的推理”。照搬汉字，“推理”一词也大有取代侦探之势。当初，对于引进日本文学作品，通常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着两个标准，一是作者对中国友好与否，再是作品社会性。正是“社会派”这三个被中国人望文生义的汉字，使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大受欢迎。揭露资本主义黑暗面，在中国是可以堂皇地拉作虎皮的大旗，在这号旗下，出版人、译者、读者立即抛弃早已食之无味的小林多喜二之流的无产阶级文学，齐齐转向了推理小说。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在中国大畅其销，那理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以往，外国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出版范围，是警察机构所属的群众出版社的专长，自1996年推出日本推理小说文库，已翻译出版长篇小说七十余种。近年，珠海出版社对日本推理小说情有独锺，刊行数种丛书，如《日本优秀侦探小说丛书》、横沟正史的《金田一耕助探案集》、推理作家协会选编的短篇小说集等等。版权页上大都未标明版权所自，不无盗版之嫌，好在日本人欠缺人权意识，抑或以友好为重，并不去“斤斤计较”。时事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江户川乱步的《小五郎侦探惊险系列》。朱书民用功于推理小说的移译，难能可贵。除了多种长篇单行本，他还结集出版有《日本推理小说精逊。他在作品选择上，偏重于正统派，这并非对长年推崇社会派的反动，乃是受当前日本出版以及电影电视剧的影响。中国向来不屑于“比较单纯的逻辑游戏”，这也正是迄今对日本新正统派小说几无介绍的原因之一。
在文学翻译的带动下，进入1980年代，侦探小说的创作也跨入新时期。李迪的《傍晚敲门的女人》先声夺人，轰动社会，1985年获得首届金盾奖（后改为啄木鸟文学奖），堪为侦探小说里程碑之作。钟源，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他是“用电影手法写侦探小说”，情节曲折，语言简练，而且富含中国人喜欢标榜的文化内涵，即涉及历史、民俗等知识。要创作一百部侦探小说的蓝玛，自1992年以来用《地狱的敲门声》等十余部作品塑造了幽默的侦探桑楚，飘溢着欧美正统派侦探小说的韵味。1998年获得全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特别题材奖的《鱼孽》（朱恩涛等著），写中国警察破获国际贩毒案，题材走出了国门。从事侦探小说理论研究的曹正文的心理推理小说，法学博士出身的何家弘的“洪钧律师系列推理小说”，使侦探小说的品种更加齐全多彩。
和其他类型的小说相比，侦探小说需要在主题和内涵上投入更多的现代意识和科学知识。善与恶的类型化，前因后果的传统模式，有意无意的说教，文字游离于情节之外的张扬，比读者更急迫的亮底，是当代侦探小说犹未治愈的残疾。挖掘人性自古是中国小说家的弱项，更有些作家不过是在拿社会性掩饰推理功力的不足罢了。
在理论研究方面，已出现几位拓荒者。1990年代后半黄泽新等编写了《侦探小说学》，曹正文著述了《世界侦探小说史略》，2001年任翔出版了《侦探小说史论》。不过，统观侦探小说界，理论性探索尚未超出新闻书评的层次。
现实比小说更离奇，说来许多本属于侦探小说的东西混杂在纪实文学之中。侦探小说讲究科学和实证，贴近现实生活，这也使它和纪实文学相近。人们渴望用文学阅读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所以“真事的”纪实比“瞎编的”侦探更具有诱惑力。不过，在法制观念淡薄的中国，纪实作家之秉笔很值得怀疑。
中国正在急速地形成大众化社会。在生活意识上，传统的和外来的两个潮流并行、交错、撞击、背反，激荡不已。日趋城市大众化的人们需求侦探小说之类的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的生长有赖于大众传播媒体的肥沃。现在，发表侦探小说的杂志不可谓少，如1985年初正式创刊的《啄木鸟》，以及《警坛风云》、《蓝盾》、《东方剑》等。但是，此类杂志大都置于警察机构之下，看似繁荣，反而限制了侦探小说的发展，因为侦探小说最需要的是自由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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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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