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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之比较(一)结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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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05月10日12点34分 |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之比较(一)结构模式的差异
作者：任翔
公案小说起源于中国，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演变，形成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而侦探小说则诞生于西方，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两种小说观念与形式差异较大，对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小说进行比较，重要的目的之一是进行文化价值判断。中国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注重以社会为主动个人为受动关系构结起来的社会秩序，西方文化是科学型文化，追求个人和谐发展而引出的社会结构。因此，对东西方两种都以案件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出它们各自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点。
中国公案小说写案件的审理，叙述案件的事由，诉讼的过程和最后的判决；西方侦探小说写案件的侦破，叙述案件的发生，侦查的过程和犯罪秘密的最后的揭露，它们都以案件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但各自都有区别于其他小说的非常独特的结构模式。
现在一般公认的公案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写事，即以一个具体的案件为中心叙述案件的发生和判决过程，这是典型的公案小说；一类写人，涉及到案件诉讼、断狱、判决是人物命运遭际的组成部分，典型的公案小说最基本的结构模式是：案由——告状——诉讼——判案。以《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合同文字记》为例，故事写宋仁宗庆历年间，东京一带旱灾，刘添样、刘添瑞兄弟立下了两纸合同文书后，刘添瑞带着妻儿到外地寻活。不久，刘二夫妻相继病死。其子安住18岁时，知道了家史，要了合同文书，带父母遗骨回乡安葬，不料伯父、伯母不认，伯母还“拿砖块，将安住打破了头，重伤血出，倒于地下”。这是小说的事由部分，于是安住告状。经过一番诉讼，包相公据两纸合同文书及安住在诉讼时的表现，听断此案。此篇小说文字简略，是最初的公案小说风貌。惟其如此，其案由告状——诉讼——判案的结构模式，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也有一些公案小说遵循上述结构模式，但直接用官吏的判词代替判案，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有些案件，在双方的诉讼之后，仍然缺乏判案所需的关键性物证，需要审查，如《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有些案件在诉讼之后，仍然不能确定罪犯，需要侦查，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这类小说的结构模式便是：案由——告状——诉讼——侦查——判案。一些公案小说在“判案”之后，还有尾声，交代此后人物的命运。从公案的角度说，这是公案的余波或者公案之外的文字，虽然从小说的题意说，它可能是很重要的，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的尾声呼应了“头回”，是表达小说基本题意很重要的文字。以上，我们概括了典型的公案小说的典型的结构模式，即它的结构要素和结构顺序。但是，小说是创作，有些作家，力图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出奇制胜，于是，公案小说就出现变体。宋元话本的代表作品《错斩崔宁》就是一个例子，小说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写斩崔宁，后部分写错斩崔宁，小说落脚在“错”字上，两部分由案由——告状——诉讼——判词组成。整篇小说，是上述结构模式的两次重复。
另一类小说，以人物的命运为中心，涉及到案件，写到公案的部分，仍然遵循公案小说的结构模式，但是这一部分小说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题材、主题各异。如果案件的审理不是小说的核心和主体部分，其实便不能算是公案小说。比如，《玉堂春落难逢夫》尽管写到公案，但那只是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的组成部分，不能归属于公案小说。
当然，有些似乎已被公认的公案小说，不是上述模式所能概括。但这不能证明，上述模式的片面性的缺点，而是因为那些话本，其实并不是公案小说。典型的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小说写宋四公一伙“草寇”的故事，应该属于传奇。如果说它与公案有关，我们毋宁说宋四公是反公案一伙，如何把官府闹得人仰马翻。
西方侦探小说，也有它的结构模式：案件——侦查——推理——破案。
西方侦探小说，往往从事件的中段写起，小说一开始，案件已经发生，或者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它描写恐怖的案件或惊心动魄的危机，但绝不交代作案人、作案的动机和作案的经过，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侦探的侦查。
侦查是小说的主体部分。情节简单的侦探小说，案件发生后，案情没有发展，小说写的是一个案件的侦破。情节复杂的侦探小说，在案件已经发生，侦探开始侦查之后，罪犯为了掩盖罪行，或为了实现其终极目的而加大活动，案情继续发展。其间，充满了侦破和反侦破，阻止暴行与制造暴行的尖锐斗争。不同的小说有不同的斗争内容和形式，侦破的过程有进展有反复，决定于作家的匠心独运，其形态千差万别，直到罪犯就擒或者查出罪犯。
在侦探小说中，罪犯的就擒不是小说的结束，由于小说的各种有意的安排，罪犯就擒的时候，读者仍然不能完全明了侦探是如何发现这个罪犯的，读者仍然不能完全明白案件的全部情况，因而在小说的结尾，必须进行阐释。五种不同犯罪模式：《莫格街谋杀案》的密室作案，《金甲虫》破译密码法，《被窃的信》利用“障眼法”破案；《玛丽·罗杰疑案》运用推理破案，《你就是凶手》采用心理战术破案。这些作案与破案方法，为以后侦探小说提供了模式的概括。但无论哪种模式，最后都由杜宾本人坐在安乐椅上向读者侃侃而谈，道尽破案经过，否则读者仍在云山雾海里。
公案小说正面描写了案由、断狱、侦破、小说结尾，就不必再向读者解释什么，《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在判词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顾佥来……再三称谢道：‘若非是公祖神明烛照，小女之冤，几无所伸也，但不知银两、首饰，老公祖何由取得?’御史附耳道：‘小侄……如此如此’，顾佥事道：‘妙哉……”’在中国公案小说中，虽能用如此如此来避免重复前面已经正面叙述、读者已经完全清楚的情节，而在西方侦探小说中，这“如此如此”的部分，正是使读者彻底了解案情的重要文字，不可省略。
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中，不但塑造了侦探杜宾的形象，而且还写了“我”这个人物，“我”是个陪衬人物，而且是讲故事的人，小说的解释，是在案件结束之后通过“我”的提问和杜宾的回答来完成的。福尔摩斯的探案系列继承了这种形式，塑造了华生这个人物，他是福尔摩斯的朋友和助手，又是讲故事的人，以后的一些侦探小说，可以不写“我”或者华生这样一个说故事的人，但是作者都必须通过各种形式，安排侦探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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