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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之比较(二)文本角色的差异(人气: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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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之比较(二)文本角... 01年05月10日12点35分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之比较(二)文本角色的差异

作者:任翔

古今中外,既然有犯罪行为的存在,也就必然有断案治罪的执法者,作为文学的公案小说,其塑造的断案执法者都是由两种身份截然不同的对象来承担的。

中国公案小说主要写清官,西方侦探小说主要写侦探。

在中国封建社会,司法权由行政长官直接掌握。北宋以前,地方政府设有辅佐官吏,代理行政长官诉讼断狱,行政长官拥有决定权。从北宋起,建立州县官亲自审案制度,行政与司法合而为一,在人民没有民主权利和民主思想的时代,人们只能寄望于清官,公案小说自然歌颂清官。

公案小说的清官形象有了演变过程: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中优秀的公案小说所塑造的清官,寄寓了人民群众的美学理想,他们往往具有清正廉洁的品德,办案严肃认真,善于调查研究,有力地打击盗窃强盗和其他为非作歹的罪犯,为老百姓伸冤报仇,这类清官,处理的是一般的刑事诉讼案件,我们可以称之为折狱断案型清官,明代的《龙图公案》中的包公,他任龙图阁学士,因此,人们都称他做包龙图,他得到皇帝赵祯的信任和赏识,持有皇帝给予的势剑金牌,可先斩后奏,是一生享有特权的执法者。他在官府衙门中,代表着封建国家利益行使着执法者的权力,他“铁面无私”、除暴安良、平反冤狱,是忠臣型的清官,尽管他常与皇亲国戚作对,但就其性质来说还是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服务,其“势剑金牌”就是封建国家权力的象征,至于《海公案》、《施公案》、《于公案》、《彭公案》等作品,在公案小说中加入一些侠义的人物,他们追随于清官之后,团结在清官周围,保卫清官,并协助清官办案,实质上是歌颂清官如何充当皇帝的鹰犬,为皇帝效忠,为封建统治阶级平息农民起义充当奴才的角色。因此,此时清官的形象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西方的侦探小说中,它们所重点描写和歌颂的对象,不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官府衙门的“清官”,而是那些民间的私家侦探,相反那些宫办的警察局的警官却常常是被讽刺的对象。私家侦探是不受国家法律机构管辖的。具有独立进行承揽破案业务,并为任何一个向他们求助的人服务,具有商业行为,如柯南道尔笔下的私家侦探,他具有独立侦破各种案件的能力,常常是警方对案件无能为力,一筹莫展时,因警方的要求而出现的,几乎在每次破案中,福尔摩斯都要给那些警察们上一堂侦破技巧实战课,而且他常常以讽刺和嘲笑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官方警察,考问他们,并幸灾乐祸地指出他们在破案过程中的错误和漏洞。总之,在西方侦探小说中,官方警察是被贬的对象,他们狂妄自信、过于强横,但又是愚昧无知,对复杂案件束手无策的笨蛋,而作为私家的侦探是被歌颂的对象,他们聪明过人、智慧超群、知识渊博,案件一到他们手中,无论多复杂,都会水落石出,人物形象的“官”与“民”,断案目的的“公”与“私”以及褒贬的迥异,是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的一个重要差别。诚然,“清官”与“侦探”是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两者构成不同的首要条件,但司法制度的差异亦是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中“清官”与“侦探”能否公正的内在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制度,实行纠问式诉讼程序,判决以口供为基础,认为被告人认罪的口供是最可靠、最重要的证据,所谓“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为了获得最有价值的口供证据,刑讯逼供成为法定的普遍的审讯方法。司法官员审讯被告人、原告人、证人时,都可以使用刑讯逼其招供。这是造成封建社会冤狱遍地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察院感梦擒僧,王氏子因风获盗》(《二刻拍案惊奇》)中,一开始就写道:“话说天地间事,只有狱情,最难测度。问刑官凭着自己的意思,任是这等了,坐在上面,只是敲打。自古道:‘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任是什么事情,只是招了。”

在这种司法制度下,公案小说反复强调的自然是清官的明断。在《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这篇小说中,崔宁被指为凶手,原因有二:一、刘贵死后,人们追赶小娘子,发现崔宁与小娘子在一起;二、刘贵被抢走十五贯,崔宁身上不多不少,也有十五贯。严刑拷打下,二人也招认了,于是崔宁处斩,小娘子凌迟处死,作者就此论道:看官听说,这段公案,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么又去令舍人家借一宵?迟早又走到爹娘的家去,却又被人捉住了?于是作者大声疾呼:“所以做官的,切不可随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相反,《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因为陈御史审问被告鲁学曾和证人顾公,“发现两人分明是两样说话”,知“其中必有情弊”,然后通过侦查使真正罪犯伏法,作者通过顾佥事,称赞陈御史“神明烛照”。它们强调的却总是明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判词最后说:“已经明断,各赴良期。”直接提出明断这一基本要求。

资本主义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适应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要求用辩论式诉讼代替封建专制的纠问式诉讼,被告人与控诉人的诉讼地位平等,诉讼中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特别注意保障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在审讯方法上,采用直接言论原则,要求一切证据资料须在法庭上以直接的口头的方式进行陈述、讯问,审查和辩论。因此,侦探小说首先关注的问题必然不是明断,而是侦查,如果罪犯设下了重重圈套,如果案件有不清楚的地方,侦查就是解谜。

爱伦·坡《莫格街谋杀案》题辞引英国作家托马斯·布朗爵士《骨灰冢》第五章的一个句子:“任凭海妖唱什么歌,任凭阿基里斯混在女孩堆里用什么名字,绕是费解的谜也总能猜破。”题辞告诉我们,小说主人公主要就在于解谜,福尔摩斯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把一系列事实对他们说明后,他们就能把可能的结果告诉你……但是,有少数的人,如果你把结果告诉他们,他们就能通过他们内在的意识,推断出所以产生出这种结果的各种步骤是什么,这就是我说到的‘回溯推理’或者‘分析的方法’时,我所指的那种能力。”(见《血字的研究》)这种“回溯推理”的能力,就是爱伦·坡所说的解释的能力,福尔摩斯的探案,有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即详细地察看现场调查一切有关的情况,应用回溯推理,搞清犯罪各个步骤,最终查明案件的真相。恐怖的命案和通过无懈可击的推理揭开罪犯精心设计的谜,是侦探小说的共同特征。

在我国公案小说中,诉讼双方的诉词往往已经陈述了案情的全部细节,需要的只是明断。明断是在实行纠问式诉讼阶情况下,正确断案的关键所在,而在侦探小说中,传讯事件的有关证人,察看了现场,仍然要留下许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小说最主要的篇幅和最精彩的部分,在于侦探的解谜,在实行辩论式诉讼的情况下,当案情不清楚的时候,断案的前提必然是侦查解谜。公案小说中清官的明断和侦探小说中侦探的解迷,都抓住了当时司法制度下断案的最重要的问题,并给予艺术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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