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陇首云（陇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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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之比较(三)破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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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05月12日02点09分 |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之比较(三)破案方式的差异
作者：任翔
中国封建官吏判案，大都是遵循这样的程序：呈状子、缉拿被告、宣被告人上堂，衙门老爷拍惊堂木喝道：“快快从实招来”，若招了供，画了押，断案也就结束了，有人戏称中国古代审案是“板子加棍子”的严刑逼供。在有些案情中还有人做过一些调查，诸如微服私访等等，但往往只是止于眼耳鼻器官功能所获得的感性的认识，较少深刻地理性分析，因而这种断案主观色彩浓烈，容易造成冤案。所以，百姓企盼清官的明断愿望尤为强烈。
公案小说强调清官的明断，并围绕着法官的明断，努力提示清官的道德风貌。公案小说中具有艺术魅力的清官形象，无—例外都具自己的独特的道德风貌，典型的例子如乔太守(《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腾大尹(《膝大尹鬼断家私》)以及《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中的包龙图形象。
塑造乔太守的关键情节是他的判词，乔太守判决的原则是“相悦为婚，礼以义起”，居然认为以“相悦”为基础的婚姻是符合礼的，所谓“乱点鸳鸯谱”，正体现了人民要求摆脱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的要求愿望。那一则判词，写出了乔太守的民主思想，他的胆识和谈谐、幽默。塑造滕大尹的关键情节是他的鬼断家私。滕大尹在倪太守的行乐图中发现了遗嘱，知道倪太守埋在地下的大批金银，至此，滕大尹可能有三种处理：一、公开倪太守的遗嘱，把金银判给上述母子；二、隐瞒这一件无人知道的秘密，设法弄到倪太守埋藏的金银。前者是清官，后者是贪官。然而这两种处理都是俗套。滕大尹另有处置。他演出了一场鬼断家私的把戏：在倪太守长子相继家门，对着空中打茶、应对、揖让、寒喧，作倾听之状，回话，俨然有倪太守在，又凭空“转述”倪太守的嘱咐，从而得到一坛金子的酬谢。此人拯救了倪太守的小妄和幼子，却又诡计多端，他既要名，又要利，既要脸皮，又要银子。一场骗人的把戏，掩盖了他的贪婪的心理，从而维护了封建官僚机构的权威，又落得一千两银子受用。
这两篇小说都着力揭示乔太守和膝大尹的独特的道德风貌，形象都很鲜明。然而它们在公案小说中都是特例，乔太守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的新思想，滕大尹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金钱对法官的腐蚀。公案小说中清官的道德风貌，有普遍代表性的是《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中的包龙图。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是根据《清平山堂话本》的《合同文字记》加工而成，它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刘安住带父母遗骨回乡，刘天样之妻杨氏(安住的伯母)把家产尽与女婿，赚得安住合同文书，打伤刘安住。公堂上杨氏又不肯放松一句。为了取得关键的物证，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令仟作谎称刘安住“太阳穴为他物所伤，致死”。接着，是一段精彩的对话：
包龙图便道： “……兀那杨氏！那小厮是你什么人?可与你关甚亲么?”杨氏道：“爷爷，其实不关甚亲。”包爷道：“若是关亲时节，你是大，他是小总然打伤为之，不过是误杀子孙，不致偿命，只罚些铜纳赎，既是不关亲，你岂不闻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唬得杨氏面色如土，连忙承认安住是她的侄儿，并且交上安住的合同文书为证。案情清楚了，包龙图判决：“刘天样朦胧不明，念其年关罪。妻杨氏本当重罚，罚铜准赎。”
在中国法律史上，儒家和法家在法治上的差异性和对立性是人所共知的。法家主张法治。儒家认为，就人与法的关系说，人是起决定作用的，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好坏，即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公案小说摘奸发覆故事，常常表现了这种思想，同时，在法治思想上，儒家和法家又具有互补性和同质性。无论是汉九章律，唐律疏证成明、清律，都表现了礼治、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和礼治、德治的主导作用，在重视法的镇压作用的同时，强调儒家的纲常名教，即所谓“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具体刑名的确定与处罚的轻重，却受到纲常名教的重要影响。包龙图就是利用纲常名教对处罚的重大影响来智赚合同文的，而其最后的判决，充分考虑到刘安住的孝道，着眼于“弘风阐化”。这篇小说表现了包龙图在封建官吏中堪称典范的道德风貌，所以具有代表性。
西方侦探小说中的破案过程比起公案小说中的要复杂，其手段突出了“侦”和“探”，它没有超自然的神仙鬼怪来帮助，但却不乏神秘感，出乎意料之外，但却在情理之中，神秘而不显得怪诞荒唐。侦探小说中的破案是建立在人的智慧和科学手段的基础上的，侦探们往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对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判断的本领，以及有着较为广博的科学知识，如柯南道尔的《血字研究》中，福尔摩斯在那篇《生活宝鉴》所作的简洁的叙述构成了这些方法的核心。
华生写道：“作者声称，从—个人瞬息之间的表情，肌肉的每一牵动以及眼睛的每一转动，都可推测出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来。”接着华生引用福尔摩斯的话继续道：“一个逻辑学家不需亲看到或者听说过大西洋或尼亚加拉瀑布，他能从一滴水上测出它有可能存在；所以整个生活就是一条巨大的链条，只要见到其中的一环，整个链条的情形就可以推想出来……初学的人，在着手研究极其困难的有关事物的精神和心理方面问题之前，不妨先从掌握较浅显的问题入手。比如遇到了一个人……根据他的指甲、衣袖、靴子和裤子的膝盖部位，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茧子，面部的表情，以及衬衣袖口等等，不论从以上所说的哪一点，都能明白地显露出他的职业来。”为了回答华生那讥讽话，表示异意的评论，大侦探立即示范，他猜他是从阿富汗来的，这使得华生惊异得目瞪口呆，福尔摩斯谈道：“……我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这一位先生具有政务工作者的风度，但却是一副军人的气概，那么显然他是个军医。他刚从热带回来，因为他脸色黝黑，从他的腕心皮肤黑白分明看来，这并不是他原来的肤色。他面容憔悴这就清楚地证明，他是久病初愈而又历尽了艰苦，他左臂负过伤，现在动作起来还有些僵硬不便。试问，一个英国的军人在热带地方已历尽艰苦，而且臂部负过伤，这能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只有在阿富汗了。”福尔摩斯对人的观察之细致，演绎推理之严密，结论之准确，确实让人钦佩。
在许多侦探小说中，还强调侦探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正是这些丰富的学识，给他们的分析推理以翅膀。在《莫格街谋杀案》里，杜宾看了现场，概括出凶手的多种特征，认定凶手是一头东印度群岛的大猩猩，如法国动物学家居维易在他的书里描写的那样，杜宾的思想的飞跃借助于他的动物学的知识。福尔摩斯自豪地说：“我有许多特殊的知识，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案件中去，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比如说，他“对一个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恐怖事件都深知底细”，而“如果你对一千个案子的详情细节都能了如指掌，而对第一千零一件案子竟不能解释的话，那才是件怪事哩。”
侦探小说还塑造了科学侦探的形象，奥斯丁塑造的约翰·桑代克博土，手里常拎一只手提包，里面装着小型的实验器具，他在现场搜索一切和破案有关的东西，进行科学判断、实验推理。杰克·伏特莱尔所塑造的本顿森教授，外号“思考机器”，他是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医学博士、皇家协会会员还有一些外国的大学和学会授予的学位，具有各方面的科学才能。以“思考机器”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描写本顿森教授凭借科学所赋予的智慧侦破案件。科学是发展的，发展了的科学不断地运用于侦查，后来的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具有前辈所没有的科学知识和侦破手段，长篇小说《红色的拇指印》描写了仿造指纹的犯罪，而那时刚刚开始利用指纹破案。侦探小说中侦查技术是与科技发展同步前进的。
公案小说强调清官的明断，围绕着明断，小说着力揭示清官的道德风貌。侦探小说突出侦探的解谜，而解谜取决于科学思维和科学知识，公案小说表现了古代贤人政治的理想，侧重于对读者的道德教育，侦探小说是近代科学精神的产物，侧重于对读者的智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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