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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之比较（四）叙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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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05月12日01点30分 |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之比较（四）叙述视角的差异
作者：任翔
小说视角，是指小说中叙述和描写所构成的视野的角度，也就是从谁的眼光去叙述和描写这一切。小说的视角可分为单向视角、全向视角和对向视角三种。全向视角就是作者以“权威”的身份，充当“全知”的角色，作品中以第三叙述人称“他”出现，作者让叙述者对作品中已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全知全晓，人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外貌、动作和心理，事件的起始、发展和终结，叙述者都了如指掌，实际上作品中的作者与叙述者是合二为一的。单向视角，即从单一的角度展开视野，从叙述人称来看，作者以“我”自称或者让作品中的某一人物自称为“我”，无论作者以“我”自称，还是以作品中的一个角色，这个“我”都是作品中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既是生活事件的观察者，又是小说作品的叙述者，作品的全部内容都是从“我”这个角度看出，听出，都是从“我”的角度叙述出来的。对向视角是用第二人称叙述，实际就是作家对着人物进行叙述，是作家与人物的对向，这种方法在小说中运用得很少。
按照上述小说叙述视角理论来分析中国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公案小说的叙述视角是以“全向视角”为主，而西方的侦探小说的叙述视角是以“单向视角”为主。公案小说依次是案由、告状、诉讼、判案，它的基本的叙事特点必然是明场铺叙，它始终按照时间顺序，原原本本地描写案件发生的经过以及审案的全过程，——交代罪案发生的情况和审案惩凶的经过，小说的脉络始终是清楚明白的。
尤其重要的是，因为明场铺叙，诉讼开始的时候，读者比审案的官吏更了解事件的真相，作者把案件发生的全过程尽告读者，而官吏必须通过审案才能逐渐了解案情。因此，读者便胸有成竹地俯视司法官吏的活动，有能力判断司法官吏的是非曲直。在摘奸发覆的故事中，比如在“错斩崔宁”这样的故事中，当第一次断狱制造了冤案，读者还能保持正确的判断，因为他们了解全部的事实。在阅读公案小说时，读者始终是清楚明白的。
用全向视角顺序展开，就事件来说，前有开端，后有交代，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观赏者来说，读者能把握事件的前因后果，符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但这并不是平铺直叙。公案小说总是力求在明白中求奇巧，在顺序展开的情节中掀起波澜，使读者能从总体上把握事件的前因后果的同时制造意外，以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
公案小说之所以用这种让读者明晰的全向视角，这与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说得更确切一点，它是民间“说话”中的一种。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宇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持刀赶捧发迹变泰之事。”所谓“说话”也就是说书，讲故事。它运用的是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因此，它的叙述视角属于“全向视角”。无论是早期宋元公案话本小说，中期明代“三言”、“二拍”拟话本中的公案小说，《龙图公案》一类的专篇公案小说，还是后期清代《施公案》、《彭公案》一类的公案侠义小说，其作者都是不直接出面介入小说，而隐身于幕后显出“无处不在”。他们全知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发展过程；全知人物的里里外外，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心理和隐私，乃至世上的一切似乎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揭示的秘密。比如白话公案小说开始之前往往有段“入话”，或是一首诗，或是一段诗文并举的文字，有时甚至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段入话写在前面，目的在于事先评论正话中的那个主要故事，或预示故事的结局，或指出故事的教育意义等。在叙述的过程中，叙述者有时亦挤进来评论，或用诗、或用散文、或作解释、或作道德的评价，使读者脑子里产生问题、加强悬念，最后还有尾声，通常是一首诗作结，这是叙述者最后的评论。作者就是这样根据总体艺术构思的需要，有时让叙述者由幕后走到幕前，但这并未改变作品的第三人称性质。作为全向视角的“他”，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 “他”反映到作者的头脑，融进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主观意识，带有作品的态度和看法、评价和判断，“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艺术的“他”。全向视角的优点在于，作者可驰骋想像的空间，充分展示广阔的生活画面，笔触可以纵横古今，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可涉猎任何一个作品人物都不能完全涉猎的境界。
侦探小说在叙述视角方面，既有全向视角，也有单向视角，然而绝大部分都是采用单向视角。侦探小说依次写案件、侦破、推理、阐释。不到小说结尾，读者不能了解全部案情，因此，它的基本的艺术特点必然是扑朔迷离，一个又一个的悬念，强烈地吸引着读者。
西方侦探小说不写案由，小说一开始，就是暴行，伴随着案例的发生，读者便如在云里雾中，侦探小说的第一篇作品《莫格街谋杀案》的开头，是恐怖的凶杀场面：列巴奈母女被残忍地杀害。有几个难解的谜：发案时的门窗从里面反锁着，处于关闭状态，而凶手不知去向；无法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首先冲上去的人听到凶手的声音是许多不同国籍的人，却不知道这是哪一种语言。现场的情况和证人的证词，不是使读者明白真相，而是使读者更加糊涂。
一般地说，在侦探小说中，侦探的侦查是正面地加以描写，但是小说照例不把侦探的思路告诉读者。因此尽管读者跟着侦探亦步亦趋，最多也只能是了解侦探的活动，不可能了解、至少不可能完全了解侦探为什么这样的活动，读者看到的侦探的活动，是莫名其妙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在这些小说中，侦探的某些活动，甚至无不被正面地加以描写，如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在单向视角的叙述情景中，读者更无法了解侦探。而且，侦探小说对侦查的叙述，总是有意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至少，小说所叙述的侦探的活动，不可能使读者意识到真正的罪犯是谁，因此，结局总是出乎读者意料之外。《莫格街谋杀案》的凶手，竟是一头大猩猩，这是读者始料不及的。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的惯用手法，是以单向的叙述视角指出特定时空的每一个人都有作案的动机，使读者认定谁是凶手，一直到罪犯被揭露，才大吃一惊。侦探小说总是力图造成这样的局面：侦查结束，侦探对案件已经洞若观火，然而读者却一直不知道谁是罪犯，直到罪犯就擒，还不知道为什么他是罪犯，侦探是如何挖出这个罪犯的。读者一直觉得扑朔迷离，于是侦探小说的结尾必有阐释。说明侦探的思路，对罪犯的犯罪活动进行批评，经过阐释，一切扑朔迷离的情节才最后显示出它内在的逻辑性，读者便受到了智力的启迪。不能尽析读者疑问的阐释，肯定不是好的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大都采取单向的视角，或许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侦探小说与传记回亿录有着某些联系，力求“真”的效果，如柯南道尔曾经把他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汇编成册时，其中一本还取名为《福尔摩斯回亿录》。作为单向的视角一般来说是以第一人称“我”的眼光去展示小说描写一切。“我”的出现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作家直接闯入作品，在作品中抛头露面，现身显形，即作者“自我”的表现，而另一种情形是作家隐于幕后，作家选择作品中一个人物以其视点、视线、视角来牵引读者，带动全篇。如《杜宾探案》中的不知名的助手，《福尔摩斯探案》中的华生，《斐洛凡士探案》中范达痕就是作家选择作为视点、视线和视角的人物，作品中的“我”就是这些人。不过福尔摩斯的华生，斐洛凡士的范达痕，其地位虽然相同，实际作为视角的情形是略有区别的。范达痕只作斐洛凡士的探案记录人，虽然他也同样参与其事，有时还私自表示他的主张和见解，可是在侦查时的行动，以及对许多行为、方案的讨论推敲，形式上的范达痕并不公开参加，这样的人物作视角显然视野比较窄。华生不但给福尔摩斯担任了记录的职责，同时又做了福尔摩斯的一个有力的助手。他参加侦查，参与讨论与对话，有时竟还代福尔摩斯出马，充当了全案中的要角。因此，小说视野就比较宽阔。这种单向视角的优点在于，由于第一人称的“我”是生活事件的观察者和参与者，用其眼光观察，用其口吻叙述，甚至是自述自身经历，这样就容易做到绘声绘色，读者读起来还能如临其境，如历其事，如见其人，从而得到直接的见闻，深刻的印象，感到特别真实和真切。
综上所述，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所以无论是封建官吏包公，还是私家侦探福尔摩斯，他们都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体现着本阶级的思想，而惟有一点可以跨越不同意识形态的是：他们都在运用人类的智慧惩恶扬善，表现着法的公正和严明，追求自由和平等。
由此可见，不管两者的文化渊源有多么不同，文学总是世界性的，而公案文学作为总体文化的一个支流也需要走向世界，虽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期待更多有抱负的作家，能够站在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美学风格的比较之上，大胆地嫁接和移植，将公案小说感性的、经验的、内蕴的理想或思维方式与西方侦探小说科学的、冷静的、精确的批判的思想方法相结合，创造出更加适应时代的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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