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陇首云（陇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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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孙了红笔下的侠盔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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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05月25日00点48分 |
孙了红笔下的侠盔鲁平
作者：卢润祥
孙了红是现代通俗文学发展史上又一成就比较突出的作家。在20年代至40年代的创作活动中，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成为除程小青外，又一位受到读者喜爱的侦探小说家。据有关材料回忆：他喜欢在茶馆内构思创作，往往由店小二为他准备好笔墨纸砚，他略一沉思，即挥笔疾书，少顷即就，然后给茶客传阅，场面十分热闹，赞扬之声不绝。(注：见1992年3月11日《劳动报》李明伦《＜侠盗鲁平＞作者应为孙了红》。笔者访问孙了红家属，曾询问此一细节。据孙了红侄女说孙一般在家写作，一般去咖啡店，不去茶馆)他晚年因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而搁笔。
他的早期侦探小说《傀儡剧》在《侦探世界》第六期(1923年11月)上发表，写侠盗鲁平窃得某富商收藏的一幅古画，此事被侦探卢伦知晓、遂展开一场斗争的故事。他所塑造的鲁平，在外形上富于特色，他戴红领结，左耳生着颗红痣、吸土耳其雪茄。他劫富济贫、玩世不恭、行踪诡秘、神出鬼没、幽默多智、正直热心，面目多变。他出入富室大户、私宅公馆、偷盗勒索，无所不为，神通广大，是个令警察局头疼的通缉犯。
1946年，孙了红曾应邀任《大侦探》杂志主编。但由于长期患肺病，身体不好。一年后，辞去主编一职。他的重要作品还有：
《燕尾须》(1925年9月，发表于《红玫瑰》二卷)；
《蓝色的响尾蛇》(1948年4月)；
《紫色的游泳衣》(又名《劫心记》)(1948年9月)；
《夜猎记》(1948年10月)；
《东方亚森罗苹案》(与何朴斋合著，1926年5月)；
《侠盗鲁平奇案》(1943年10月)。
从总体上说，他的作品数量大大少于程小青。
孙了红的鲁平探案大部分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认识价值，它不一味单纯追求感官刺激与血的恐怖。作品对当时社会黑暗、政治腐朽、坏人当道、贫富不均、尔虞吾诈的不平现象均有反映和不满的言辞。如《真假之间》就充满了对恶势力的辛辣讽刺与批判：位接收大员、据说是曹丞相的后代曹志宪上台表演魔术时，先由司仪介绍身分，说：“他今天荣任接收大员，表演接收魔术，请诸位多多捧场，多多送些汽车洋房给他”；作者进一步描写了他可笑的外貌：“头顶着尺许高的礼帽，鼻子上抹着一小块铅粉，额上用铅粉写着一个‘官’字，那种轻骨头的庄严的样子，引得满场大笑。”至于他的一番开场白，更把他的丑恶嘴脸自我曝光得淋漓尽致：“戏法人人会变，下官变法不同，官能做得投机，财会发得轻松，笑骂随他笑骂，昏庸由我昏庸，上台中国贵人，下台外国公寓，眼明脚长手快，头尖脸厚心凶，升官而且发财，巧妙都在其中。”一段话，嬉笑怒骂，痛骂了官场接收大员搜括民财的本质。接下去，“一个扮作梦里想造反的阿Q的人”站出来要求：“大人，小的凭老百姓的资格向你请问，有什么大饼之类的东西，从你礼帽里变点出来给我们吗?”魔术大员更是沉下脸：“我的戏法，只会变进，不会变出……喂!诸位!有什么东西，要我变走吗?钞票、条子、珠钻，都好，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我都能变走。”有人问：“人，你能变走吗?”“当然!他能连你的血肉、脂肪、骨髓，变得一点都不剩。”阿Q代替魔术师作回答……。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反映了当时剥削者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的掠夺与损害。又如：小说《三十三号屋》，写一所古怪的空屋中发生的人员失踪的迷案，其中有一个古董商人叫梅望止，作者描写他曾用非法的手段得到一批财宝；还有一个囤积大米，奇货可居，盘剥平民百姓金钱的“米蛀虫”柳也惠，对这些社会的渣滓；孙了红通过笔下的鲁平对他们一一进行了惩罚，从而伸张了正义。为“贼”张目，美化、歌颂其业绩，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自《水浒》为始，孙了红继承之，同时，他对此还自有他的一些出色的思考，他说：“为什么世上有许多人，老想做官，而不想做碱?一般的说来，做官，做贼，同样只想偷偷模模，同样只想在黑暗中伸手……。不同的是做贼所伸的手，只使一人皱眉，一家皱眉，而做官者所伸的手，那就要使一路皱眉，一方皱眉，甚至要使一国的人都大大皱眉!基于上述的理论：可知贼与官比，为害的程度，毕竟轻得多!”(见《蓝色的响尾蛇》)在他另一篇小说《鸦鸣声》中，他的这一观点更有了进一步的阐发，小说描写鲁平化装成霍桑进入姚朴庭私宅，用计骗走了他，然后，上下搜索起别人委托他寻找的信件。小说写道：“他的手法，和外科医师施展解剖时的手法，一般的敏捷而熟练，前后只费了几分种的时间，他已完成了他的应做的手续。奇怪!当时他的行动，不像是一位大侦探，而很像是一名具有十年以上经验的贼。于此，我们很可以获得一种宝贵的教训，那就是说：在我们眼前这个太微妙的社会上，往往有许多站于绝对对立的人物，如：侦探之与贼，强盗之于名人，绅士之与流氓等等，他们的身分固然是对立的，而在某种地方，他们的品性与手段，却往往是相类甚至相同的!”同时，孙了红还对当时虚伪的法律作了否定。他说：
法律也者，那只是某些聪明人在某种尴尬局势之下所制造成的一种类似符那样的东西。符，也许可以吓吓笨鬼，但却绝对不能吓退那些凶横而又狡诈的恶鬼；非但不能吓退，甚至，有好多的恶鬼，却是专门躲藏于符之后，在搬演他们的鬼把戏的。法律这种东西，其最大的效用，比之符也正差不多。因此，要他维护法律，谢谢，他却没有这样好的胃口。”(《鸦鸣声》)
对生活于底层的平民，孙了红寄于关怀同情，对受到迫害与欺凌的弱者，孙了红通过作品中的鲁平给以热情的帮助。在《紫色的游泳衣》(即《劫心记》)中，鲁平以汽车夫身分出现在少奶奶郭大钊太太面前，设计帮助这位受到敲诈勒索的女子摆脱困境，使奸恶之徒程立本得到应有惩罚。在《血纸人》一案中，鲁平侦破了一件复仇谋杀案，当他知道被害人罪恶的过去时，又不动声色地保护了作案人，又如《窃齿记》中，鲁平把从富商手中弄来的三枚钻戒帮助一位沦为舞女的女子。总之，鲁平种种的“恶意的善事”和“善意的恶事”(《血纸人》)，使社会中下层小人物吐了一口怨气，起到大快人心的宣泄作用。鲁平的叛逆精神和平民思想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因此孙了红小说之受到读者肯定和欢迎也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鲁平的形象是可亲的、跳跃的、活生生的，可感可触。他从不刻板，相反有几分可爱，也有几分圆滑和巧诈。他善于化装，常常在有意无意中卷入一个个案件之中。他主动、热情、不需案主的要求，几乎是“不请自来”，使你不知不觉摆脱了困扰，解决了疑团。他好奇、好胜，有时，为了“生意上的利益”，不声不响，暗中承担起侦探责任，他飘忽不定，善于化装，有时还冒充霍桑(如在《鸦鸣声》、《鬼手》中)参与破案。有人说：“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并不是一个形象高大的英雄，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玩世不恭的带着一些城市流氓习气的社会叛逆者，……他信奉的教条是‘一切归一切，生意归生意’(《血纸人》)。而这一切正构成了孙了红侦探小说别具一格的魅力”(冯金牛《孙了红和他的侦探小说》)。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准确的。
在艺术手法上，孙了红作品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重视悬念的设置，通篇笼罩着扑朔迷离的气氛，由此而吸引读者阅读趣味。《血纸人》开头，那个忧心忡忡的王俊熙，究竟为何烦恼和不快，一个搞阴谋诡计做过亏心事的人，就怕半夜有鬼上门。原来，他在十二年前(那时名叫王阿灵)还是个穷小子，他靠镇上恶势力杀害了陶阿九而暴富，而现在，他忽然发现陶阿九仿佛复活了，他怕东窗事发，十分害怕屈死者的光临复仇(而其实对方只是陶的儿子)。王俊熙借酒解愁，不意醉了，说出了真话，这又使他的妻子吃惊，原来王妻竟是死者陶阿九之女。读《血纸人》，你会感到因悬念的力量而透不过气来。其描写手法显得灵诡生动，曲折多致。
(二)语言明快流畅潇洒，富于形象的魅力，出言求新、求异，求变，又“俗不伤雅”。有时甚至于还能够赋于读者一种人生的、世俗的、哲学的思考。《鸦鸣声》中，关于太阳与黑暗这个对立物的描写，从中写出对旧时“大都市”的看法：“太阳在东半球的办公时间将毕。慈悲的夜之神，不忍见这大都市的种种罪恶，她在整理着广大的暗幕，准备把一切丑恶，完全遮掩起来”。《蓝色的响尾蛇》这篇小说中，精彩纷呈、富于个性韵味的语言运用得更好，如描写女杀手向鲁平“灌迷汤”后，鲁平的反应，小说写：“戒备，快要渐渐溶化在那股浓香里。”十分形象贴切；以下写女杀手进一步展开攻势，她对鲁平说：“我一向钦佩你的玩世的态度。”而此时，“那对黑宝石仿佛浸入在水内，脸无故地一红。‘你知道：钦佩，那是一种情感的开始!’”。这里用浸在水中的“黑宝石”形容美女蛇杀手的漂亮、水灵的黑眼睛，也是十分形象的一笔。指出钦佩对方，往往是情感之始，也很深到，写出了一种人际的内在的哲理。
(三)注意人物的塑造，形象丰满真实，这恰是一般侦探小说的弱点，它们一般容易陷入情节纠葛之中、而让案情掩盖了人物。孙了红小说中的人物一般是栩栩如生的，给人以立面之感。这与孙了红注意人物心理描写有关，如《蓝色的响尾蛇》中，鲁平卷入了陈妙根被杀二案，他根据现场情况，发现了不少问题，最后找到的是一个日本女间谍黎亚男，本想借机敲诈，不意却为黎亚男的色相所迷惑而情不自禁，一瞬间，似乎要超越了敌我、是非的界限，“他完全原谅了她的毒囊与管牙，甚至他已经绝无条件地相信了她上夜里给她自己辩白的话：他感觉到世间的任何东西，不会再比这个女子更可爱!”人物的情感曲折起伏，细微的内心世界坦露无遗，把一种对垂垂老矣无可奈何的细微心态表达得十分细腻传神。
作品的最后是：当鲁平无意中从车窗玻璃看到自己衰老的面影时，深深地怅惘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可怜!他们间的距离是太远了!”，“太阳已向西移，在那条寂寞的路上，在那辆寂寞的车上，在那颗寂寞的心上，抹上了谈白的一片”。这个结尾把人的失落感受写得耐人寻味。周瘦鹃先生在《霍桑探案汇刊》一集的序中说：“柯南道尔所撰的《福尔摩斯探案》大都是属于静的方面。勒勃朗的《亚森罗苹盗案》，却多属于动的方面。”而孙了红笔下的鲁平正是亚森罗苹的仿造。因此，人物具有心理和外形上的动感的跳跃的特点就不奇怪了。这也可能与孙了红翻译过勒勃朗的某些作品有关。
当然，在充分肯定孙了红作品成就同时，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他的某些作品还不够成熟，有些过分追求情节的离奇而勉强铺写，生造痕迹比较明显，因为缺乏真实性，所以读来味同嚼蜡。《木偶的戏剧》是根据他早期作品《傀儡剧》改写的，故事编造了鲁平故意公开张扬自己要偷盗富商的一幅吴道子的古画，霍桑是富商委任保管此画者，为此，两人展开斗法，而霍桑却被鲁平弄得十分被动，而反观鲁平的手法十分一般简单。而霍桑最后还是从鲁平手中劫回了古画。而彼此的方法实际上都并不高明，反而有些拙劣幼稚。反映了作者这类作品缺乏精到的构思，显得比较草率马虎。另有个别作品有单纯追求血的感官刺激的描写(如《血纸人》)，迎合了小市民的庸俗欣赏趣味，格调不高。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以供娱乐为主的侦探文学自有其天生的、根生于经济文化形态上的限制与不足。这是与进步文学不可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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