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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转载:一部翻译小说引发一宗有惊无险的“公案”（人气：562）

cuti（cuti）

1 楼：转载:一部翻译小说引发一宗有惊无险的...

01年06月18日19点49分

二十年前，一部翻译小说引发一宗有惊无险的“公案”———
“译林”与冯至不“打”不相识

１９７９年初，我受命创办大型外国文学期刊《译林》。当时各地正在放映英国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鉴于影片远不如小说原著描写得细腻，于是我决定在《译林》创刊号上全文译载这部长篇侦探小说。那时中国刚对外开放不久，广大读者对反映西方当代现实的小说，既陌生又好奇，以致《译林》创刊号一上市就受到热烈欢迎，两版印了４０万册还不够卖。
谁知没高兴多久，一阵狂风猛烈地向我们袭来。
原来就在这时，著名诗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冯至先生，于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大意说：“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如《译林》１９７９年第１期刊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浙江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印数都达数十万册以上。侦探小说中也有优秀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克里斯蒂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已开始写作，我见闻有限，过去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信中还说：“去年８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他们新出版的《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三种书。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中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
胡乔木同志把这封信批转给江苏和浙江省委。对于这样一封措辞如此严厉的“告状信”，而且惊动了中央和省委两级领导，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若是在“文革”期间或之前，像这种由中央负责同志正式批转给省委处理的事情，少不了要当成一桩案子来对待，刊物势必先停刊整顿，我这个当时实际上的主编，也逃不了隔离审查。特别是冯至先生是位大名人，又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权威，而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他的话要比我的不知重多少倍。幸好那时中央已提出拨乱反正，要消除多年来“左”的流毒。我就想，《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又不诲盗，它通过一桩桩谋杀案的侦破，揭露了英国上层社会中尔虞我诈的丑行，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况且，电影能公开放映，为什么介绍其小说就犯了“大忌”这个看法，得到了当时江苏省出版局高斯局长的认同和支持，他顶住压力，如实向省委汇报对“告状信”的不同看法。但出版局党组还是责成编辑部认真进行自查。我们逐本逐篇审读了《译林》刊载的外国文学作品，认为选材没有不当，相反，倒是赢得了不同层次读者的广泛赞扬。我们唯一认错的，就是在纸张紧张的情况下，印数太多了一点。
就在我们等待上级就自查报告作出处理之际，１９８０年５月上旬接到通知，要《译林》派人赴京出席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当陈立人副局长和我到会报到时，发现每人的文件袋里都有一份那封“告状信”，听说还安排了冯至先生在大会作专题发言。有与会的熟人提醒我们说，当心把《译林》当靶子来批。因为经过自查，我们心里有了底，所以陈立人同我商量，头两天我们只听不说，到该说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表明我们的观点。
在分组讨论中，冯至先生的一位同事先做了发言，他也认为现在全国各刊物各出版社，介绍外国通俗小说太多了，已经形成了一种倾向。还没轮到我发言，与会的不少文艺界人士都表示不同意“告状信”中对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同意“已形成一种倾向”的判断。著名作家冯亦代更直率地说，他是研究英美文学的，也参加过烟台的美国文学研究会会议，《钱商》等三本书他都看过。他认为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内容也反映了美国当前的现实，译文质量也是好的，把它介绍过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来指责这些书呢……看到会上的气氛比较民主、活跃，我也坦率谈了我们的看法，要点是：不能因为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说成是“倒退”；对外国通俗文学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提倡讨论、争鸣。专家对我们工作提出批评，我们欢迎，但采取向中央负责同志“告状”的办法来代替正常的文艺批评，这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行达一同志听了我的发言后，认为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同那封“告状信”反映的不一样，觉得有必要让高层领导同志全面了解。于是一散会他就约我专访，并迅速编发了一篇内参专稿，刊登在新华社１９８０年５月８日《国内动态》上。
会议上多数人不认同“告状信”的看法，会议主持者肯定是会知道的。在会议的后期，气氛显然改变了，我隐约地感觉到，刚到会时面临的那种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
５月９日下午会议闭幕总结，向会议做总结报告的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同志。他讲了那封“告状信”的前后经过之后，特别提出：
“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了一点，这一件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至于冯至同志的信，这位同志七十多岁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文艺事业搞得更好，信中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于尖锐了一点，个别论断不够适当，但出发点是好的。……”
谁也没预料到，这场因《尼罗河上的惨案》飞来的“横祸”，竟然以这种明确了当的方式做了结论，一场引人瞩目的文坛风波，就这样尘埃落地了。更出人意料的是，一散会冯至先生就派车接陈立人和我上他的家去。进门寒暄之后，冯先生首先对我们说，由于我的那封信，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此向你们表示歉意。信里一些地方有片面性，有些提法不大妥当。见他当我们一进门就做自我批评，不禁增强了我们对他的敬意。陈立人先说了一番客气话，强调这件事对我们也是一种促进。我这个人向来心直口快，便用委婉的语气说，您是老前辈，如对《译林》有意见，把我们叫来当面训斥一顿，我们都会诚心接受。只是用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并批转给省委处理这种方式，未免太严重了一点。大家聊着气氛缓和多了。到后来冯先生甚至还建议，《译林》可以多介绍一些有社会意义的外国通俗文学；他还主张，适当时候可以在江苏召开一次外国通俗文学讨论会。
１９８７年在南京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年会期间，冯至先生约了我和几家出版社负责人一起商量，联合出版由他亲自主编的一套“德语文学丛书”，并指名要我牵头负责。当这套丛书的第一本《诱惑》由译林出版社率先出版时，他特地写了一篇书评在《译林》上发表，随后《译林》又发表了他为这套丛书撰写的总序。一些知道“风波”内情的朋友，看到冯先生在《译林》上发表文章感到很惊讶，我笑答：“这叫不打不相识。”

摘编自《世纪》，作者：李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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