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州狂生（专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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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一场风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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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年07月17日12点44分 |
《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一场风波
（00-12-14 解放日报）
沈寅标摘编
李景端在《世纪》第６期上撰文回忆说，１９７９年初，我受命创办大型外国文
学期刊《译林》。当时各地正在放映英国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鉴于影片远不如
小说原著描写得细腻，于是我决定在《译林》创刊号上全文译载这部长篇侦探小说。
那时中国刚对外开放不久，读者对反映西方当代现实的小说，既陌生又好奇，以致
《译林》创刊号两版印了４０万册还不够卖，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黑市价。
谁知没高兴多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冯至先生，于１９
８０年４月７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大意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
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如《译林》１９７９年第１期登载
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浙江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
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印数都达数十万册以上。侦探小说中也有优秀的作品，但是大
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
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
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
堕落过。去年８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他们
新出版的《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三种书。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
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
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
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
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胡乔木同志把这封信加了批语后，转发给江苏和浙江省委要求认真处理。对于这
样一封措辞如此严厉的“告状信”，而且惊动了中央和省委两级领导，这无疑给我们
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当时江苏省出版局局长高斯顶住压力，如实向省委汇报对“告状信”的不同看
法。经出版局据理申诉，省委主要负责人批示：《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
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建议认真总结改进，还应开展文艺评论工作。
接着，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乔木同志批转的冯至先生
的长信，并在按语中指出，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应采取慎重态度，分别情况，有所选
择。尽管当时省委并未采取“通报批评”，而是较温和地“转发示众”，但出版局党
组还是责成编辑部认真进行自查。
就在我们等待上级就自查报告作出处理之际，１９８０年５月上旬接到通知，要
《译林》派人赴京出席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当陈立人副
局长和我到会报到时，发现每人文件袋里都有一份那封“告状信”，听说还安排了冯
至在大会作专题发言。
在分组讨论中，冯至先生的一位同事先做了发言，他认为现在全国各刊物各出版
社，介绍外国通俗小说太多了，已经形成了一种倾向；还认为年轻人欣赏能力低，报
刊宣传“文艺的最后评定者是群众”，这个提法不妥。还没轮到我发言，与会的不少
文艺界人士都表示不同意“告状信”中对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同
意“已形成一种倾向”的判断。作家冯亦代更直率地说，《钱商》等三本书他都看
过。他认为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内容也反映了美国当前的现实，译文质量也是好
的，把它介绍过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来指责这些书是什么“红
红绿绿”、“随手抛掉”的呢还有同志说，出了一本《飘》，就认为会把社会主义飘
掉，那对社会主义也太没有信心了。
看到会上的气氛比较民主、活跃，我也坦率谈了我们的看法，要点是：不能因为
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说成
是“倒退”。对外国通俗文学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提倡讨论、争鸣，不
要简单地下个“堕落”的断语。专家对我们工作提出批评，我们欢迎，但采取向中央
负责同志“告状”的办法来代替正常的文艺批评，这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行达一听了我的发言后，发了一篇内参专稿。
在会议的后期，气氛显然改变了。原定的冯至先生的专题发言取消了；早几天认
定“已形成一种倾向”的那位老同志，也主动找我们交换意见，说他们在北京呆久
了，对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冯先生那封信只是个人意见，难免有片面性等等。
这时，我隐约地感觉到，刚到会时面临的那种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向会议作总结
报告的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他在讲到不能认为党委领导同志过问文艺界
的问题就说是粗暴干涉时，特别举出了《译林》做例子。他讲了那封“告状信”的前
后经过之后，特别提出：
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
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了一点，这一件
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及时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为了引起同志们
的注意，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不能叫打棍子。至于冯至同志的信，有些话可能说得
过于尖锐了一点，个别论断不够适当，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认为，江苏省委对这个
问题的处理是妥当的。
谁也没预料到，这场飞来的“横祸”，竟然以这种方式作了结论，一场文坛风
波，就这样尘埃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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