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性形象的塑造———歇洛克·福尔摩斯眼中的世界
格哈德·范德林德 著 张小简 译
在埃德加·波和柯南道尔所开创的,由埃加塔·克里斯蒂、多罗蒂·萨耶尔斯、瑞克斯·斯托特和其他作家继承的传统侦探小说中,把盲目接受认知推理[1]看作一种解决问题的可靠工具,即一种认识手段[2]。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以观察为依据的线性推理(这种观察植根于这样的观念中:人们可以用把直观细节和内涵的、延伸的意义直接联系起来的方法来“理解”现象),是通往认识和理解的唯一正确途径。因而,这些故事暗中抛弃了康德提出的批判的和自主的理性[3]。通过他们固执地坚持一种特有的分析方法,提倡一种一元论的理性,这种理性压抑并排斥读者,在此,读者无需成为一名批评的参与者,事实上,读者只是一名被动欣赏的旁观者。
柯南道尔写的关于福尔摩斯的56个故事,全部遵循了同样的基本模式:侦探让委托人向自己说明要解决的问题。福尔摩斯常常通过就叙述者或委托人,或是二者兼有,作出一连串的推断,显示他高超的智慧,从而确立他的权威。在调查过程中,他甄别极其重要的线索,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其他人物几乎总是不能领会他的推理,或是从提供给他们的资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一旦罪犯被确认,他就被迫与证人对质,或者由福尔摩斯向羡慕的听众解释他的推理过程。贯穿于福尔摩斯冒险故事始终的一种基本模式,表明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因袭性。柯南道尔的继承者甚至提议,使这种从属于侦探小说的体裁体系化,[4]这样人们就可以把这种体裁看作所有传统侦探小说共同要素的充分体现,即希望通过一部封闭的、自成一体的作品,设想出一种有序而和谐的现实。
传统侦探小说的读者是虚构世界的被动感受者,而这个虚构世界的严谨性和逻辑性又是被文学的俗套预先决定了的。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史和其他篇章中,读者不过是对侦探功绩充满钦佩的旁观者。塞亚塞亚说得有道理,他评论说:
“侦探小说一般的读者,总之即这种叙事体小说的最好读者是这样的读者:他不把自己置于调查者的对立面,他不打算提前解决问题,他不想‘猜’答案,并且不想使罪犯具有特点。好的读者知道,答案是存在的,它就在书的最后章节里(……),他还知道,他自己的消遣只取决于一种条件———让大脑绝对地休息:信赖调查者。”[5]侦探无可争议的高明之处往往通过排除心理压抑的办法而得到肯定:“小说还常常利用惊险的情节,即我们称之为恐怖的情节,达到扣人心弦的目的,使读者陷入一种欲罢不能的境地。”[6]
相对而言,福尔摩斯的对手的缺陷和错误则一目了然,甚至连他们的理论都变得滑稽可笑。通常,官方侦探都表现得十分愚蠢而缺乏想象力,有时还因自以为是、玩忽职守而受到谴责。例如在《四签名》中,埃瑟尔尼·琼斯在其调查之初就宣称:“事实确凿,胜于理论。”[7]他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提出假设,认为“事实”就是眼见之物,然而他的观察并不十分正确。福尔摩斯不得不让他注意一些重要线索。因为琼斯在掌握所有有关事实之前,就提出了一个假设,若是他认为这只是一个有待检验,如有必要就可以修改的暂时的假设,那么这个假设并非不能采纳。[8]然而迟钝的琼斯却拒绝修改这个最初的假设,他不顾一切地固执己见,如果不是福尔摩斯向他指出那些因素与他的假设有矛盾,他还会固执己见。与福氏相反,他竭力用事实来“迁就”他的理论。他错误地认为,用一个假设就可以解释那些不属于他构思的已知资料,然而用于解释的假设并不十分可靠。他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论断之上,而每一个论断单独地看都似乎有理,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这种所谓的结论是不能被人们接受的。
《血字的研究》同样说明次要人物的推理是靠不住的。由于在犯罪的现场发现了用“血迹涂抹的潦草字母”拼写的单词“ＲＡＣＨＥ”,官方侦探莱斯特雷德推断“罪犯正要写‘Ｒａｃｈｅｌ’这个女人的名字,但是有什么事打搅了他或她,使罪犯未来得及写完。”[9]当然,福尔摩斯知道Ｒａｃｈｅ是个德文单词,意思是“报仇”。有种种理由说明莱斯特雷德的错误。首先,他的凭证范围太有限:他对德语一无所知。第二个弱点是莱斯特雷德的推论缺乏结论性的东西,而且过于复杂。他的推论在同其他因素联系起来之前,是无法认定其准确性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额外的假设之上(罪犯受到“干扰”),而这个额外的假设也需要确证。相比较而言,福尔摩斯的解释既简明又充分。他比莱氏的解释包含较少的前提,并不对这个案例引入新的因素。因此,这种简明扼要的解释就更胜一筹。[10]除了解释这些字母之外,它还使人联想到犯罪的动机,这也更为有效。[11]莱氏的推断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正如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这些推论显然是错误的,从而证实了福尔摩斯超群的智慧。
华生作为讲故事者,扮演着衬托福尔摩斯睿智天赋的角色。在后面一些故事之一中,华生解释道:他的“有条不紊的慢条斯理”肯定会激怒侦探,但这“只能更快地激发福尔摩斯突如其来的灵感和直觉。”[12]华生在智慧上比他的朋友稍逊一筹,这是小说中惯用的、固定不变的笔法。他与福尔摩斯面对同样的事实,他却屡屡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在一些案例中,这归咎于他没有掌握必要的知识。例如,在《波希米亚丑闻》中,他推测,福尔摩斯委托人收到的信纸中的水印字母是“制造者的名字”。而福尔摩斯则凭着自己超常的丰富实践知识,否定了这种假设,并提出了正确的解释。有时,华生从自己所见的情况中根本得不出任何起码的结论。他没有能力实现科学家“从自己掌握的材料中寻找解释”[13]的目标。另外的问题是:他往往放过了他认为不重要的细节,因而忽略了重要线索,而与此同时,福尔摩斯则再三强调,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细节对于调查来说,也可能是十分重要的。
福尔摩斯的超常智慧本身并不能说明他的对手的无能。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管是来自有声望的苏格兰场的侦探还是一名医学博士———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对破案或至少从案件得出某些正确的结论,都完全无能为力。这种如此失真的描述之双重目的在于,为了证实福尔摩斯作为最优秀侦探无懈可击的地位,也是为了压制通过对话来探究真相。而这就意味着对庞大的唯理论的评价。
人们无可选择地接受福尔摩斯传播的推理模式。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罪犯之中唯一与他匹敌的莫里亚蒂,实际上是福尔摩斯本人形象的一面镜子:完美的才智却献身于罪恶,而不是促进正义。福尔摩斯的兄弟麦克罗夫特,在次要人物中是唯一与他才智相当的人,对他的描述不禁使人联想到当代数据库的表达:
“我们将推测,一位部长需要涉及海军,印度,加拿大等方面和复本位制问题的情报,他能够从各个部门查阅他所需要的情报,但是只有麦克罗夫特才能把所有这些情报汇集到一起,并且不加思索地说出每一种要素将会怎样影响另一种要素……每一件事情都记录在他超乎常人的脑海里,随时可以自由使用。”[14]
因而,在福尔摩斯的冒险中,推理是专门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这暗示着理性仅仅依据认识上的合理性来加以界定,[15]被看作解放媒介的启蒙运动时代的理性观念在这里没有地位。侦探所获得的知识并没有启发作用,它只证实了一种极特殊的推理形式的幸运地位。[16]
福尔摩斯探讨问题的一个特征是,他对其调查对象所采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认为这是让真相完全暴露出来的先决条件。例如,在《波希米亚丑闻》的一开头,华生就解释道:“对于他那冷静刻板和极其镇定的头脑来说,一切情感都是格格不入的。”
进而他继续写道:“除了讥讽嘲笑的口吻之外,他从来不说温情脉脉的话。而观察者对于这种温柔的情话却是欣赏的……但是对于训练有素的推理者来说,容许这种感情侵扰他自己那种细致严谨的性格,就会使他分散精力,使他所取得的智力成果受到怀疑。”[17]
福尔摩斯自己的观点是,“探案是或者说应当是一门严谨的科学,而人们也应当以同样冷静和非情感的方式来对待探案。”[18]他对他的委托人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观点;即人们应当把每一位委托人看成只不过是一个问题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因素。”[19]这种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之间分离的客观性,在传统侦探小说中成了隐蔽的决定论观点的依据:设想可以根据因果关系、固定法则及稳固而确定的秩序来对现象[20]作出明确而肯定的解释。[21]这种传统的决定论的假设实际上认为:客观实在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完全不被观察者所左右,但是这样的假设由于量子论的发现而被否定,量子论证明了,研究的对象能够随实验装置和观察者的看法而改变。[22]
因而,就决定论的意义而言,它把理性的主体分为截然相反且完全分离的对立面:一方面是超然的态度,客观的合理性与精确性;另一方面是感情的冲动。对于客观的认知来说,感情被视为不必要和不相干的,它们属于“次要领域”,就像某种生物的过程一样,它们属于理性主体生活中隐蔽的、不宜说出的东西。依据古典理性论的主要表述“纯粹身体的,物质的,或者干脆说个人的或个人特有的东西,属于庸俗经验论的范畴[23]。”古典理性主义认为,在心与身之间,在理性与情感、冲动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分水岭。
因此,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凡属于身体上的一切,如尿液,粪便,饥饿,臭气等”凭证,一方面不便于表达,另一方面表明它们是不得体的东西……这些凭证代表着人的生活中低级庸俗的东西……它们无论如何都无助于理解,因此它们注定要被排除在理性之外。”[24]
的确,柯南道尔讲述罪行时并没有讲述罪行最使人难堪的方面。实际上没有为我们提供有关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令人倒胃口方面的报告。即使还必须有这方面的报告,那么这些故事中的罪犯也依然纯粹是假托的。在福尔摩斯的冒险中,柯南道尔表现出来的社会观是相当拘谨而质朴的,对于罪犯与犯罪都是隔岸观火似地去观察的,只是为了消遣人们才对它们感兴趣,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们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福尔摩斯对性的反感和对女人的厌恶与此有关。性对他毫无影响,而且他对女人令人神魂颠倒的魅力无动于衷。福尔摩斯的冒险史中没有出现与女性有关的风流韵事。在某种程度上说,这都归因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假装正经,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存在着这种想法,即理性认识应当对情感设防。因此,凡属于冲动或与女人有关的东西,由于它们可能威胁协调的理性整体而受到压抑,这种理性把冷静的“客观性”,即可以洞察世界、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客观性,看作真理的先决条件和保证。
以理性为依据的福尔摩斯之观察就无一例外成为正确的了。因而也就具备了只有通过科学才能获得的准确性。读者面对着一种所谓科学的,即冷静客观的演绎法,它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成一体的系统,从而免除了怀疑。福尔摩斯的方法具有这样的地位:他的理论不是关于世界的简单命题,它们就是现实本身。在这些理论与客观世界之间没有距离,而且是协调一致的。[25]在福尔摩斯的冒险中,侦探的推测与对事实的说明之间没有明确的差别。福尔摩斯的推断被认为与事件的“真相”一致,并开辟了认识真相的途径。与Ｋ.波普尔相反,[26]福尔摩斯认为,客观真实与事实是一致的,是可以达到的。
因此,讲故事人对福尔摩斯的赞美完全是无条件的,几乎崇拜得五体投地:“参加破案,并提供我微不足道的帮助,而不因不必要的障碍去扰乱那专心致志的头脑,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27]福尔摩斯的推论往往“伴随”着令人惊讶的赞美之辞。[28]华生和其他次要人物没有能力遵循他的推理,从而为他提供展示其理论的机会。来自他的读者方面的极少抱怀疑态度的例子也并没有对福尔摩斯方法的有效性或他的调查结果产生疑问,反而成了显示他超群智慧的衬托,并证实了他的结论是无可争议的。[29]
福尔摩斯演绎法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永远不受质疑的严格前提之上。它也是源于侦探自身的属性:他被描述为高超的,甚至是至高无上的智者:“一架用于推理观察的最为完美的机器。”[30]“极为精密而灵敏”[31]福尔摩斯自己也指出这是要求“极高技巧和敏锐”的“工作”(即推理)。[32]
往往在事情的最初阶段,作者就向我们说明他的天才。例如,在《红发会》中讲故事人力图“模仿我的伙伴的方法,从人物的服装和外表上看出点儿名堂来。”他断定这个人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因为除了长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面露非常恼怒和不满的表情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33]华生只对这种外表特征作了简要的描述。
在这个故事中,侦探引用了一种反叙述法进行推论,[34]从而减少了“在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之外……”的难题。依据佩雷尔曼的观点,[35]这种间接推论法可以定义为“似乎是弱化思考的表达方式。’通过把事实描述成“显而易见的”,福尔摩斯轻描淡写地谈到自己的天才能力,这样就更加突出了他的敏锐与其对手缺乏洞察力之间的显著差异。他不无讽刺意味地提出,人们可以向他所有的读者假设“事实”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个假设与具体情况并不相符,其结果则是对其对手的嘲笑。[36]
在这个故事中,福尔摩斯依靠的是不明推论式推理(健壮的右手意味着干体力活儿,磨光的右边袖口意味着“近来经常写东西”),也就是依据表明可能性的臆测,它可以根据或然性来推测;[37]内涵(“弧形和圆形的别针”即共济会成员);和专门知识(这种知识能使他们确定他的委托人手腕上的针刺纹身来自中国)。
这位委托人对这个推断最初的反应是大吃一惊。而一旦福尔摩斯向他说明了他的推论,他却又以一种间接表达回答说:“……我认为,说穿了就没什么奥妙了。”[38]这位委托人似乎并未觉察到这种回答反映了对他自己能力的嘲笑:既然“没有什么奥妙”,那么最初为什么他的领会如此迟缓呢?
福尔摩斯用讥讽的语气提及他的“那不过如此的可怜的小名气”,[39]转弯抹角地嘲笑了听他讲话的人的迟钝头脑:他用貌似谦卑的态度,通过高估听他讲话的人的能力而挖苦他们。争论的全部细节都建立在双方的对立之上:诸如第二预示与原初预示,暗示与明示;智慧与愚钝;洞察力与缺乏洞察力。在这每一对之中,前一个因素都是同福尔摩斯相联系的,以强调他与次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是高手与弱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故事中,警官埃瑟尔尼·琼斯轻视福尔摩斯,首先让人认为他只有“追踪”的能力,然后又暗示他是没有经验的。[40]而读者知道这两点都是不真实的,这就使琼斯信誉扫地。此外,为了给自己争得有大量经验的权威,他借用“一条老狗”的隐喻。然而在《四签名》中,结识了这位警官的读者就会对琼斯的屡屡败绩有所了解。而隐喻也就能够被理解为另外的含义:“琼斯有丰富的失败经验。”隐喻加上讽刺的笔法,使琼斯显得滑稽可笑。
琼斯认为福尔摩斯的方法“有点太理论化和太怪诞了。”事实上,正如读者所知,福尔摩斯一向谨慎地提防那些根据不充分的论据而草率拼凑的理论,他自己的推论则是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知识的基础上。此外,在《四签名》中,琼斯讲了许多话,说明他喜欢匆忙下结论,拼凑理论,以便把他所掌握的要素硬塞到他的理论中去,而不是像福尔摩斯所做的那样,与此相反。琼斯认为,超级侦探的推测是“古怪的”,因为他自认为他的推测符合以“常识”为依据的认识论,并认为真相是不言而喻的,真相可以通过观察直接获得[41]。然而,既使根据这种方法,琼斯还是失败了。因为他的观察往往不准确。
在一次贬低福尔摩斯的尝试中,琼斯无意中运用了间接表达和委婉的说法,而这只会有损于他自己的地位:“先生,你可以信赖福尔摩斯先生……他具有他自己的小伎俩,如果他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他的伎俩仅仅有点太理论化和太怪诞了,但是他已经具有了成为一名侦探所必需的素质。不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多说什么……他一直比警官更为正确。”
[42]通过这段描述,由于他的陈述与读者对他的业绩的了解同福尔摩斯的成就相对照的实际情况不一致,因而琼斯显得荒谬可笑。这种对照在我们看来是明显的毫不含糊的,甚至有点儿露骨了。这样,与福尔摩斯相比,琼斯的低能近乎于言过其词了。
某些时候,次要人物的沉默加强了福尔摩斯的权威性。例如,在《海军协定》中,当侦探断言,故事讲述者收到的信无疑是出自于一个女人之手时没有人提出异议。尽管福尔摩斯并没有为这个推断提出任何证据,但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赞同这个推断的准确性。而缺乏证据的问题没有被提到,这再次重申了故事讲述者几乎顶礼膜拜地默认了福尔摩斯的推理。
在另一处,侦探打断委托人为指出一个被确定的重要线索而对问题所作的叙述。“那是极为重要的。”福尔摩斯说道。[43]尽管委托人显然不明白为什么他所叙述的特殊问题这么重要,但却没有任何补充解释。这再一次证明福尔摩斯的能力是其他人物难以理解的。作为“无所不知的人”,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通常他向人们解释自己的推理,但这种解释往往为证实他的能力和权威而故意被推迟。[44]
《海军协定》强调了在福尔摩斯与警署代表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位警官毫不含糊地声称:“没有任何像样的线索;”[45]然而福尔摩斯却鉴别出七条线索来。[46]进而他告诉他的委托人:“在你的案子中最主要的困难……是线索太多了。”[47]在此,福尔摩斯与警官的关系再次呈现为二者对立的关系,即洞悉与迟钝之间的对立。福尔摩斯是无可争议的“大师”和“无所不知的人”。与这种地位相一致的是,他当然以一种“说教的方式”解释他的推论。[48]
福尔摩斯与其委托人之间的对立也包括这种行家与外行两者的对立。例如在《士兵的奇遇》中,詹姆斯·Ｍ.多德被福尔摩斯的推论弄得莫名其妙,他把他描述为一位“巫师”,并以夸张的口吻说:“你知道每一件事情。”[49]对于不知内情的多德来说,福尔摩斯的推论好象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秘密。在福尔摩斯故事中,内行与其他人之间的严格界线,构成为严格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力结构的基础。次要人物(还有读者)完全信赖秩序将被恢复,以及违法犯罪行为将由最高权威予以处罚,按照古典理性形象塑造、并由固定不变的普遍法则[50]所支配的传统侦探小说展示的世界总是回到稳定的状态。
虽然福尔摩斯重视“方法”,但他并不关心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他所解决的问题,始终无一例外地具有实践的性质。他的任务并不在于揭示普遍真理或者终极意义,而是通过对他掌握的资料的“领悟”去寻求解释,通过合理的分析去证实决定论的世界秩序。[51]这样,表面上微不足道的详细情节就成了有意义的东西,在总体结构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福尔摩斯的冒险史中,暴力和混乱对文明现状的侵扰是通过合理的分析和解释而得以消除的。性暴力潜在的破坏性是表面上不许表现的,甚至性暴力还没有表现为主要的犯罪动机。因为这种真正的情欲犯罪是与福尔摩斯的世界相去甚远的。即使对他的权威的唯一真正挑战是一个女人向他提出的,即使这个女人的确战胜了福尔摩斯,那也并不是由于她以女性的魅力战胜了他,而确实是她以智慧取胜于他。因而,这种纯粹智慧的崇高地位仍然未受到损害。
甚至侦探的吸烟癖也被描述为他的紧张的智力活动的补偿。这种烟瘾既不是一种生理上的需求造成的,也不是为了对身体上的感觉加以探究,而仅仅是消除精神疲劳的一种疗法。因为这些身体上的需求和功能永远不容许影响福尔摩斯的行为和思考。这就保证了他作为以“纯粹的”合理性来解决问题的代表身份,而这样解决问题则是在心 身二元论的严格范围中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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