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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安法制文学中的灰色人物形象
朱维莉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邮编:100038
早期公安法制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泾渭分明,对人物描写的方方面面均存在极化现象。在肖像描写中,正面人物大多浓眉大眼、身材高大;反面人物大多贼眉鼠眼、人品猥琐。像舞台上的脸谱一样,一望便可知谁是忠勇之士,谁是奸佞之徒。在行为描写中,正面人物大多昂首挺胸,就像泰山顶上巍然屹立的青松;反面人物大多形同鼠辈,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正面人物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反面人物烧杀抢掠,五毒俱全。正面人物出场时,大多是阳光灿烂的白昼,伴随着甜美的歌声;反面人物出场时,大多是鬼影幢幢的夜晚,伴随着鬼哭狼嚎。人物描写的极化现象表现在视觉效果上便是黑白分明,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反差和对比充满了字里行间,由黑白两种单纯的色调构成的人物画廊简单、明晰、直逼人眼,今天读来仍能为其真挚所感动。而正因为其单纯,造成了人物性格单一,感情色彩单调,使那个时代的人物形象由于平面化而无法真正耸立起来。我们能从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氛,但无法寻觅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这一个”。“这一个”在文艺学上指那些既反映时代风貌,又具有独特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但早期公安法制文学中,有一类人物形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人物不是反面人物,也够不上正面人物,当时他们被称作落后分子。他们的觉悟程度落后于时代,他们有时说怪话,有时被潜伏的敌人当枪使。当然,最终他们擦亮了眼睛,加入了正面人物的行列。在早期公安法制文学中,这一类人物无足轻重,通常被作者轻描淡写。在光彩夺目的正面人物面前,这一类人物形象显得有些灰暗,就像是阳光带来的阴影部分。研究者往往忽略了这类人物形象,将他们视为早期公安文学的伴生物。而从形象发展的角度来看,正是此类形象为日后灰色人物形象的出现打下了伏笔。
对于灰色人物的产生和发展来说,文革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单纯明朗的社会形态一去不复返,人性的丑恶被暴露出来。用解放初年代的标准已经无法解释这纷乱的世事,作者开始在创作中对原有的界定标准提出质疑。原来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法则在文革中分崩离析,新的社会现实要求公安文学产生更贴近生活的人物,而不是将人物作为观念的符号。灰色人物形象应运而生,而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它的催化剂。
改革开放初年,公安法制文学中出现的新形象多少让我们感到陌生。这些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用好坏这样单纯的标准根本无法界定他们。作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他们身上有种种缺点甚至劣迹,他们的出现使作品中的人物格局变的复杂起来了。作家张策所著《一个女民警的坎坷经历》有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于副所长”,后来又改称“于副科长”。这个人一进派出所,原来有说有笑的民警们顿时失去了笑容。大家各自走了,谁也没有跟他打招呼。于副科长倒也不生气,他冲着大伙的背影给自己下台阶:“大伙该忙就忙去,熟人啦,别客气!”这个于副科长爱占小便宜,在大是大非面前也不是那么坚定。在严重违纪调走之后,他对原来所在的派出所耿耿于怀。在局长办公会上,他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砍掉了办事处给民警的奖金。民警们有苦说不出,谁又能说他不是在坚持原则呢?于副科长还喜欢给别人制造麻烦,他到处搜寻别人所谓的把柄。在他绕着弯子告诉对方不幸的消息时,居然忘不了欣赏对方的震惊和痛苦。书中那个女民警经历的坎坷跟这个“于副科长”有很大的关系。女主人公的一段内心独白道出了作者的内心的困惑:“可现在,是是非非是那样好弄清的吗?谁说说在眼前的变故中,是于副科长对还是我对?张亚男的事情呢?扬平父亲的事呢?似是而非,乱乱纷纷,东扯西拉———”按照传统的评判标准,这个于副科长是小说中绝对的配角。直到小说结束,读者们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他却左右着众多人物的命运。没有硝烟,没有炮火,你知道打击从那里来,却没有办法还击。早期文学中的那种黑白分明不复存在,一种暧味的灰色笼罩全篇。这种色调中包含有似是而非的事实、乱乱纷纷的线索和东扯西拉的情绪,表现的是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表的状态。随着灰色人物的登场,小说舞台上对垒的双方界限变得模糊,原本简单的故事变得难以理解。灰色人物介于黑白之间,在性质上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模糊。从美学角度来说,模糊是思维高度浓缩后留下的空间和疏漏。仅靠作者作出政治、社会、道德和美学上的评价是无法填补这些空洞的,只有靠读者的想象、揣摩和评判才能使形象真正耸立起来。于副科长在作品中没有内心独白,作者也没有对他进行剖析。这个人物的思维轨迹和处世的标准完全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掘出来的。由于灰色人物的介入,拓宽了公安文学的审美领域,使得公安法制文学在是与非之外还拥有了似是而非的第三种情境。此外,灰色人物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虽为灰色又兼有黑色和白色,从而构成了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和人物情感的丰富的层面。在灰色人物问世之前,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大多被描写到了极致,好者十全十美,坏者十恶不赦。性格和情感均处于顶点,不再有任何发展的余地。而在张策的小说中,除了灰色人物登台亮相,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均带有程度不同的灰色。正像法国大作家雨果所说:人都是二元的,魔鬼与天使共舞,黑暗和光明与共。在《一个女民警的坎坷经历》中有一个叫方延庆的青年,按思维定势这个敢用手榴弹拼命的家伙是个十足的歹徒,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而作者令人信服地展示他性格和情感的其它层面,他的知恩图报,他的侠骨柔情,这也为这个人物日后的转化奠定了基础。方延庆的女友二凤可以看作是不可救药的堕落的女子,也可以看成是矢志不渝的痴情的姑娘。反面人物作正面处理,表示作者对“反面人物”这个概念的全新的理解。基于二元的哲学理念,人本身的灵与肉、人性与兽性相反相成,每个人身上既有正面的积极力量,又有反面的消极因素。人的性格正是在这两者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因此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反面人物。新时期的公安文学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赋予原有的文学观念以新的内涵,使原本水火不相容的黑白二色融于一体。由于文学观念的解放,人物形象也日趋于丰富多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对正面人物的处理上,女主人公既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好警察,又是一个柔弱的、有时陷入温情中无法自拔的小女子。作者展示她的职业特征,也表现她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的情感世界:爱情、母性、对于年青女性的那一点点不易觉察的嫉妒和发生祸事时保护自己的本能。作者一层层揭开主人公丰富的内心生活的层面,有了丰富的层面便有了立体感,一个人物形象由此在真正意义上凸现出来。灰色相对黑色和白色来说,是一种内涵更丰富的色彩,作者不仅塑造了介于正反面人物之间的灰色人物形象,而且将其表现手法扩展到了两极,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均不同程度灰色化。从早期的公安文学人物形象奔向两极,到现如今人物形象的趋同走向,标志着文学观念的进步。
灰色又是一个过渡色,是一种中介物。因为它包含有渐进的过程,所以灰色人物具有向白色和黑色转化的双重可能性。正是这众多的可能性,使读者在审美过程中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期待。张策的中篇小说《无悔追踪》中的张静波是个潜伏特务,这一特殊身份使他注定成为一个反派人物。但在长于刻划人物的张策笔下,他却成为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灰色人物。在共产党几十年细雨润物、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了解了共产党,也佩服了共产党。潜伏大陆几十年后洗心革面,成为一个忠厚长者、一个想通过贸易往来使大陆更加强盛的爱国商人。随着一代人恩怨冰释,作者也最终完成了他的形象塑造。这个形象的转变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般的突兀,而是一个拥有很大时间跨度的渐进过程。就像绘画中柔和的色彩过渡能给人带来美感一样,形象塑造中的过渡同样可以给人带来美感。随时间的推移,主人公身上的深厚的反派色彩渐渐褪去,脱胎换骨般焕发出一种新的光彩。比起已经铸造成型的人物形象来说,灰色人物形象就像是正在琢磨中的艺术品,谁也无法预计最后的结果,但每个人心中都存在有美好的企盼。吸引人们视线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就像观众坐在台前,期待着帷幕拉开的瞬间五光十色的场景展现在人们眼前。从欣赏的角度来考察,在灰色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读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参与。他们分析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他们预计主人公的未来命运,他们对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作出自己的评判,他们在人物身上打上了自己主观情感的烙印。在作者完成形象塑造的最后一笔的时候,读者的创作过程仍未结束,由欣赏而引发的感动和思索仍在继续着。灰色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唤起读者参与创作,是因为这类形象留有许多发展的空间,形象的境界海阔天空,具有黑白两类形象无法比拟的优势。而无论是白色人物形象还是黑色人物形象,其形象发展都已经接近终极,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过程的实质是生命的里程,是一种运动的状态。灰色人物形象所具有的充沛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留了事物发展的过程。
在公安法制文学中,灰色人物形象仅仅是微露端倪,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没有形成规模。灰色,不是混淆黑白,不是丧失立场的调和。它是最接近生活原生状态的色彩,表现出的是对生活最朴素、最深刻的理解。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公安法制文学百花齐放的时代的到来,但却意味着一种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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