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勒里·奎因第二时期的作品，被认为始于《半途之屋》（1936年），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降低推理性，增强了情节趣味性，引入风花雪月的爱情元素，以迎合好莱坞的审美模式。

《生死之门》又译名为《隔间的门》、《日本扇子之谜》，奎因1937年的作品，上述的这种风格转变比较明显。故事主线为一宗密室死亡案件，辅以敏感可怜的混血儿伊娃·麦可卢的爱情故事。大凡奎因的作品，读者都不愿也不会当作爱情小说来读，始终关注的是奎因对案件抽丝剥茧的推理和强力逆转的真相，基于这种期待之故，该作中大量关于伊娃的情感跃动或者说情感升华的描述部分显得过于冗长。记得在《四签名》里，福尔摩斯批评华生花了太多笔墨叙述那段被摩门教徒摧折的感人爱情（指《血字的研究》），掩盖了他破案过程的逻辑光芒，由此可见，作为传统的侦探小说，在完全遵循理性原则之外延下，避开或者减少爱情元素是一个潜规则，是所谓侦探小说之兵家大忌，以期读者能够在受最小干扰情况下最大程度地领略逻辑推理之意蕴，享受奎因和卡尔们所称的“游戏”之乐趣。

奎因作品中，前期的国名和悲剧两大系列基本恪守“理性至上、逻辑为王”的原则，形成相对稳定的、个性十足的奎因风格，所以作品风格一旦改变，尤其是《生死之门》及继后的《红桃４》、《龙牙》几部，大量掺入了爱情描写，使得作品不管是外在风貌还是内在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于熟悉奎因前期作品的读者来说，这种改变不可谓不大。另一方面，奎因在处理爱情这个题材方面，其人物形象单一、情节样板化也是一个原因。给我的印象，奎因笔下的爱情女主角，形同一个模子出来，很有菲茨杰拉德笔下吉斯米的气质，或者就是盖茨比的女性版本，具有真诚、忠诚、清澈、理想主义的悲剧色彩，而男主角往往不是约翰·昂格尔，就是黛茜的男性版本——两极化的人物特质，相对于奎因所擅长的灵活、严谨的数学推理，在爱情这个题材上，奎因的处理要单调、逊色得多。再加上读者基于前期作品所带来的较高期待，这一时期奎因的作品并不被看好。

作为推理小说，情感渲染的确削弱了作品内在的逻辑魅力。但，奎因这一时期作品的推理性仍是不遑多让，至少比现代许多作家的推理作品在这方面要强悍得多，可以说，即使是被认为的奎因低谷期的作品，其以推理为重心的特征仍是没有改变，剥离细腻敏感的心理描写和风花雪月的爱情叙述，作品主体部分，即“谜团－线索－推理－真相（逆转）”这一过程，仍然是精彩的。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在推理这一环节的演绎程度被有所削弱。

奎因作品的案件主干是很朴素的，对案件线索的深度演绎推理足以支撑起其作为一部优秀侦探作品该具有的特质，而并不一定需要多么惊天谲巧的诡计设计。相对来说，《生死之门》是奎因偏向于诡计流而弱化推理性的作品。该作中的案件是一宗奇异的死亡案件，案发现场构成了密室，窗户封闭，唯一的两道门，其中一道被自内闩上，另外一道门，我们的女主角案发时就一直在能看到它的另一个房间里，没看到有人出入。埃勒里针对这个案件所作的推理仍然沿袭了奎因之前作品以细微物件为推理基点的推理风格，根据不可能消失的凶器、绿础鸟和死者衣着等做出一系列溯因为果的不完全推理，当然，之后凶器的出现让这一不完全推理结论逆转为合理结论。作为密室，这是个足以引起本格爱好者入迷的题材，奎因并没有坚持到最后，他创造了它，马上又毁了它，可能多多少少让人失望。案件的分析到了这步，解明了密室真相，推理部分让我们满足，然而并没有多少让眼睛为之一亮的逆转点，如果再有合理逆转的话，那会是什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了。这也就是我上面称该作“偏向于诡计流”的原因。这个逆转在现在看来，虽然并不是很强悍，但终究还是给了作品概貌一个完整的展示，也算是功成行满了。严格来说，它可能不算是一个诡计，只不过是对隐藏于后的人物历史悲剧和微妙的复仇心理的进行深度刻划，但如果从《脑髓地狱》所持的观点出发的话，将之视为一种诡计也未尝不可。《脑髓地狱》中，梦野久作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犯罪，他所指的“新”，是指在能够实现有效制裁、在只能通过“道德审判”制裁之前，它会是一种“趋势”。正如书中埃勒里所想，“怎样证明心理谋杀的案件？怎样证明一个人不用他的手，而是用他的脑，犯下谋杀罪？怎样惩罚由正当报复的愿望所自然产生的行为呢？”这正是诡计设计的心理基础，也是其付诸实施的心理诱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