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的推理小说越多，就会越容易陷入某种代入性的逻辑混乱。而这正是众多推理小说家们不断利用并发展其意外性的新型元素。目的是利用“读者”的惯性逻辑来颠覆深入脑髓的自我判断，这样的作品往往能够给予读者更大的冲击与愉悦感。

      但无论是何种推理小说元素，大都从诡计设置或者文本表现方式推陈出新，而对于“动机”，则鲜有问津。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主要研究动机的作品——《恶意》，才会有如此高的评价吧。

      我一直都承认东野圭吾是一位不断超越推理小说现有框架模式的推理小说创作者。单从《恶意》来看，手记体已经不再是叙述技巧的极致运用，而形成了彻底的表现模式。往往我们在其他小说中看到的“手记”其实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某种必要的插叙，其目的是为了增加读者的代入感，最终强化手记阅读者的自我逻辑与感官推断。

      而在《恶意》中，东野圭吾巧妙地利用手记的不断转换把其发展成了双线结构的叙述方式，无论是前部的案件形成以及后篇的论据收集或者是不断颠覆的逻辑推理，都执着地使用第一人称。这不但能使小说的诡计成功地发挥作用，还能让读者不断转换自我角色，不断寻找自我逻辑误区。无疑，这是一部手记叙述里程碑式的创新。

      抛开文本，我们再来研究东野圭吾在《恶意》中关于“动机”的试验结果。前面谈过，这才是本书最值得推崇的原因所在。

      一般而言，推理创作者们对于动机的思索并不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对于本格创作者而言，与其研究“为什么杀人”不如用更多精力去营造“如何杀人”的布局。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绝大的推理小说的动机都与“情”“利”相关，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永远是矛盾核心的载体。

      但是如《恶意》般，在已然确定凶手为谁，方法为何的前提下，加贺刑警依然乐此不彼，如痴如狂地胶着与犯罪动机却是以往不曾有过的现象。在推理小说结构中，动机的表现方式一般有以下三种：

      其一，通过小说的讲述者直接告诉读者。这是最为普遍的方法，也是变化最多的方式。大多数作者会在精彩的推理前或者尾声时将动机大白于世，当然在形式上有很多选择，本格派习惯通过调查大段呈现，社会派则更喜欢在小说开始时就让读者感触到动机的深邃和神秘。这样做的好处是小说显得结构工整，叙述合理，逻辑流畅，读者大概也习惯这样的表述。

      其二，通过小说的叙述，利用出场人物的推断，间接地使读者知晓动机所在。此类小说并非不告诉读者动机为何，只是对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形成的自我判断加以肯定。实际上，此类作品使读者更加小心作品中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目的当然是为了让读者能够从中找到更多的乐趣。

      其三，只谈诡计，不论动机。这样的作品并非不存在，许多实验性作品都习惯略去动机，只是这样的小说由于缺乏推理小说的必要元素，使得在其可读性上大打折扣。

（以上仅是笔者的简单总结，不可作为一般性准则套用。）

     

      无论以上何种方式，在结构上动机始终都伴随着案件的发展而逐渐明朗，即便少有在案件真相大白后依然无法准确捕捉动机的情况，作者也会避免行文累赘而简单处理。

      如《恶意》一样，在动机的探索评断中花去大量篇幅实在闻所未闻，因为一旦处理不好文字的张力，会让动机与小说脱离，而降低小说的逻辑感，从而使读者的连贯阅读大打折扣。东野圭吾的确是位聪明的作者，他利用“手记”这样特殊的表现方法，将手记阅读者推到了舞台中央，更通过各部“手记”中微妙的关系来进行合理的逻辑分析，最终得到了能够令读者惊叹并满意的真相。

     《恶意》的动机与小说一直紧密相连，直至后部，简直成为了“嫌疑犯”般的存在，以至于需要不断地进行可能性分析和论据证明来判断它是否为真。这是一次有趣的尝试，因为这样一来，东野圭吾就必须准备更多的动机供读者甄选判断。有不少读者在阅读后认为《恶意》中的动机与前部分离，意思是即便略去中间大段关于动机的推测和分析，只要知晓最后的动机，也不会影响作品的连贯性。当然如此一来，也就失去了阅读本书的乐趣了。

      小说直到最后才像我们揭示了动机与案件的关系，因为动机一直难以发掘的关系，致使小说的手法显得更加微妙。可以这样评断，东野圭吾在《恶意》中让“犯罪者”、“被害者”、读者以及作者都找到了适合他们的存在感。

      虽然到结尾我也如此评论，但是在小说里那混沌的《恶意》实在令我无法想象猜测，因此我对作品想要表述的动机内容无力进行更多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