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需要“危险人格评估”

破译犯罪的心理密码是为了更好地预防犯罪。

“在分析具体的心理历程中，发现问题后还要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比如在某些国家，如果发现家庭出了问题，父亲吸毒，母亲改嫁，孩子无人管，这时候社会就会启动家庭干预机制，干预家庭不只是为了帮助一个孩子，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

针对刘超的案子，李玫瑾认为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关于危险人格的评估体系。“危险人格评估”的指标有很多，包括智力发展的均衡问题、个性倾向等，更重要的是心理内容，心理内容通过心理测量是测不出来的，需要对一贯的行为方式进行观察，这就是一个评估体系。

“如果在小学、中学时，你看出一个孩子家庭很正常，但是非常任性，谁也管不了他，就要引起注意了，可以做一个人格评估，对症教育就可能矫治他的人格问题。”李玫瑾说。

去年震惊全国的杨新海系列杀人案，一杀就是全家，连做20多起，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天生杀人狂”的典型，李玫瑾认为该案就属于危险人格失去控制酿成的悲剧。

对于轰动性的马加爵杀人案，人们最初是惊愕，继而是按常规的逻辑推导出他的犯罪诱因：马加爵由贫穷导致自卑，由自卑导致极度自尊，当脆弱的自尊受到伤害，当然会疯狂报复。

3月26日开始的独立调研，使李玫瑾逐步得出自己的判断。她发现马加爵的悲剧更多的是由于其人格缺陷酿成的。

马加爵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他只能与自然频率接触较高的少数同学交往。即使是与交往最密切的同学、老乡之间，他每个月至少有1至2次争吵，这属于较高的人际冲突频率，它意味着马加爵在处理人际冲突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一问题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贫困状态导致的，与他发生冲突的同学大多同他一样，也住在贫困生宿舍。”

过分情绪化的马加爵还时常为一点小事而出现强烈的反应。当他少年时代听到父母吵架，甚至动了杀死父亲的欲念，从中不难发现导致他后来杀害同学的心理背景。他对吵架极为敏感与愤怒，而且漠视生命，很容易引起他的“杀人”冲动。

马加爵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几乎一切都是以“我”为出发点。心理学研究指出，许多心理上存在严重疾病的人，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谈论任何事情时都以“我”为主题词，“我”的出现频率极高。他们从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这种性格特征也是许多犯罪人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一。

李玫瑾认为，以马加爵的性格与人性特征，典型属于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疏导和控制的“危险人格”。

犯罪心理研究之惑

“（杨新海）这个案子的深入研究对公安的侦查工作极有价值。”李玫瑾至今对杨新海案没有从犯罪心理的角度进行透彻研究感到遗憾。

“我非常想知道他离家出走以后，究竟遇到了什么，他的内心潜藏着什么，为什么他变得如此残忍？我很想亲耳听听他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比如他第一次犯罪的真实动机。”

李玫瑾常常苦于没有面对面的机会去深入了解犯罪人的心理。

“这就像医院里突然收到一个很怪异的病症，可能是一个未发现的病毒在作怪，或者是某些病的集中代表，但一个很想问个究竟的医生却得到这样的答复——不用研究了。”

难题在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目前仍很难立项成功，在基层得到的配合也不够。“走法学，立不下来，走心理学，立不下来，走政治学，也不行。”

目前中国国内像李玫瑾一样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还寥寥无几，显然，这个领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国家，有些死刑犯的行刑会根据需要暂缓一段时间，允许犯罪心理学家去研究他。”

犯罪人到了最后时刻自己也在总结，比如黄勇临死前就说了一句很有价值的话———“告诉孩子，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我们的社会当然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客观更全面的心理分析并建档。

李玫瑾为此建议，全国的重大案件都应该附上一份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应该在接到报案的时候有一个行为指标的登记，在案件破了以后，通过讯问再建立一个人格指标的登记，积攒起来，形成一个犯罪心理指标的系统。”

这个指标系统也有助于加快串并案的侦破速度。如果每一个案子后面都附有几项指标的话，如果3起案件有相同的指标，就可以大体判定是一个人所为。“人的心理规律是通过动态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李玫瑾强调说。

马加爵案为更系统的犯罪心理分析撬开了一道门缝，李玫瑾相信，只要这一工作得到充分的重视，坚持5年时间，一个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心理指标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