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既是反映人类社会犯罪问题的铜镜，又是一部严肃探索人类社会犯罪问题的史书，它深刻剖析了滋生社会犯罪问题的历史渊缘。

    早在爱伦。坡创立侦探小说之前，人类社会的犯罪问题就被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列入社会研究的重大课题。如俄国的陀思耶夫斯基的《罪与惩》。小说描写一个贫穷的平民学生，他杜撰了“平凡的人俯首贴耳，任人宰割，屈服暴力，非凡的人为所欲为，强加意志于别人”理论。他为了做“非凡”的人，竟然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犯罪后，他受尽良心的折磨，投案自首。最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小说以惊险、凶杀等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小说对赤贫、奴役、酗酒、犯罪等现实生活图景和犯罪心理、社会***、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主人公内心冲突刻划细腻逼真，深入富有层次感，对主人公犯罪前后的心理描写更是与众不同，作者把人物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来试练，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还要拷问心底的罪恶。再如美国的德莱塞的《美国悲剧》，小说主人公克莱德?格里菲斯是堪萨斯市一个牧师的儿子，他非常向往追求奢侈的生活，在伯父的服装厂当一名工头时，他与女工洛萨塔有了私情，同时又得到厂主女儿桑德拉的青睐，为了飞黄腾达他与桑德拉结婚，他设下圈套，使得已怀孕的洛萨塔坠入湖中淹死。小说通过对克莱德?格里菲斯从一个天真单纯的孩子，一步步走向堕落毁灭的过程，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关系所造成的毁灭人性的罪恶。再如法国的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莲企图跻身于上流社会，却被高贵的上流社会所不容，最终成为上流社会的牺牲品，坠毁于犯罪深渊。这些经典之作先后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社会犯罪问题，笔锋淋漓地勾画出了一幅幅在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犯罪意识形成演变发展的图画。

    虽然，侦探小说揭示的社会犯罪问题与现实文学大师所揭示的社会犯罪问题不能相提并论，所择取的文学表现手法迥然不同，但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侦探小说里的社会犯罪问题，是随着案件的发生、发展、变化而层层揭示的，侦查人员运用犯罪心理学分析罪犯的犯罪心理，在调查犯罪动机时，着重调查分析产生犯罪意识的社会环境。

    侦探小说是一面反映社会犯罪问题的铜镜，作者的文学艺术之笔就象医生的手术刀，既要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又要起到消灭罪恶，净化人类灵魂，使美丑鲜明，泾渭分明，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积极社会意义。

    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侦探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犯罪问题也不竟相同。如瑞士杜仑马特的《诺言》，小说塑造了探长马泰依表面冷酷无情，内心善良正直的艺术形象，他为了拯救孩子，伸张正义，为无辜者受冤平反，而放弃了锦绣前程，千方百计地把凶手缉拿归案，但他的行为得不到当时社会的理解，马泰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待和搜寻最终落空，而他在遥遥无期的期待中彻底绝望，成了半疯半癫的狂人。小说突出反映了主持正义反而成了怪僻行为这种令人震惊的社会现象。小说急剧变化，事实证明马依泰的推论完全正确，小说具有悲剧穿透人心的震撼力。再如比利时西默农的《玻璃笼子》的主人公象个机器人般地存活着，被排剂在社会世人之外，默默无闻地过着孤独了无生气的日子，他习惯过静若死水的生活，因此被人一旦拉出玻璃笼子，他便感到浑身不自在，甚而疯狂到有杀人的欲念，小说运用非戏剧性的平铺直叙，冗长枯燥的语调，不加修饰地报道。增添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吸引读者，追踪主人公的命运结局，令读者掩卷之余思索主人公性格形成的原因，从而对病态的西方社会有更深的了解。

    中国侦探小说鼻祖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写的是民国初期发生在北京的一桩桩案件，罪犯与被害者有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惯盗恶匪、有沦落风尘的青楼歌妓、市井平民等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小说塑造了霍桑这个对人民群众同情，对恶匪惯盗疾恶如仇的侦探形象，在挖掘和研究社会犯罪问题上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虽然借鉴西方国家传统侦探小说创作模式，但在构思故事情节和反映社会犯罪问题上却另避溪径，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代侦探小说家王亚平的《非生理性癌的扩散》是以文化大***后期为案件的背景，记叙了某医科大学一个颇富才学的学生，为窃取一部医学学术手稿杀死了他的恩师——一位医学界赫赫有名的教授，杀人窃稿的罪行暴露后，他又杀死了他的未婚妻即教授的女儿。小说在描述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笔力深刻剖析了动荡不安的社会对人性的无情摧残。

    侦探小说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犯罪问题，而且还向人类昭示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这一恒古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