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中国原创侦探推理小说简史全文约三万五千字，前后撰写历时两月有余。该简史从中国侦探小说的起源谈起，一直到2000年前后网络推理小说出现前为止。因此在本文中并不包括2000年之后的网络小说。原是和杜撰合写《华文推理小说简史》的前九章以及港台部分的香港篇，后经自我修订、改写，单独在博客上发表。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不得转载！

民国时期的其它原创作品（下）

【 张碧梧 】（1897－不详）

张碧梧，江苏仪征人。张家原是当地的首富，生活非常富足。但由于张碧梧的父亲挥霍成性，最终使家道中落，由富豪沦为了贫民，这使张碧梧从小就过着贫苦的生活。张碧梧的母亲节衣缩食，把他送到扬州两淮高等小学读书。勉强读到高小毕业，因付不起学费只能辍学。张碧梧从小就很有志气，阅读了大量古代笔记小说和人物传记，并自学了英语。

张碧梧的努力最终引起了他的表兄毕倚虹的关注。毕倚虹当时正在上海主持《小说时报》。得知张碧梧会读英语，便在上海买了几部英文侦探小说寄给他。请张碧梧张翻译。张碧梧不负所托，翻译的也相当成功，由其翻译的侦探小说先后在《小说大观》、《小说时报》上发表，读者反响很好。于是张碧梧决心从事翻译工作。他的主要译著有《电贼》、《海盗欤》、《断指手印》等中长篇小说，分别以毕倚虹、张碧梧冠名。很快在翻译界立下了不小的名声。

之后不久，张碧梧又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在《礼拜六》杂志1921年3月复刊的时候，张碧梧已作为“撰述人”的身份被列入由周瘦鹃开列的作者名单中。为了方便创作，张碧梧特意从仪征移居到了上海，毕倚虹便把他介绍给了周瘦鹃。周瘦鹃于是请张碧梧担任自己的助理。

张碧梧经常在严芙孙主编的《蔷薇花》上发表文章及小说，还帮助别人办过《乐园时报》，并且曾经为《中华新报》翻译作品。他还翻译了《人猿泰山》（《野人记》）和玛利瑟?勒白朗（莫里斯·勒勃朗）的《侠盗亚森?罗苹》。

《野人记》　　　　　　　　　　《亚森·罗苹案全集》

张碧梧是以翻译侦探小说步入文坛的，但他创作侦探小说起步却比较晚。他的写作宗旨是：不创作则已，既然要创作就应有一定的水准。他的第一部侦探小说《双雄斗智记》设计了亚森·罗苹和霍桑斗法，东西方侦探的斗智斗勇，写得非常好看，也很有创意。之后不久，张碧梧又接连创作了《宋悟奇家庭侦探新探案》系列，这组小说一共写了22篇，以《箱中女尸》、《劫后余生》等最是有名。

张碧梧除了侦探小说创作之外，还写了不少侦探小说的论文，总结了整个30年代的创作，对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 赵苕狂 】（1892－不详）

　　 赵苕狂，名泽霖，早年肄业于上海南洋公学，离开学校后就开始从事小说创作，而他最大的成就却并不是小说创作，而是来自他作为编辑的身份，曾经先后主编过《四民报》、《游戏世界》、《红玫瑰》、《侦探世界》等著名刊物，在民国报刊出版界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赵苕狂发表的小说也很多，有文言文，也有白话文，甚至写过一些“新小说”，他最擅长的是创作侦探小说，但在当时他却自称为“门角里的福尔摩斯”，所谓“门角里的福尔摩斯”指的是赵苕狂认为自己在当时侦探小说界的地位不高，只在“门角里”才有他一席之地。这似乎有点过于谦虚了。

他创作的侦探小说主要是《胡闲探案》系列，侦探胡闲的破案过程就是不断失败的过程，在当时的侦探小说界，这样的设定也算是别出心裁了。

赵苕狂的主要作品还有社会小说《玉碎珠沉录》、《妇女奇冤双观》；言情小说《真假婚事》、《闺秀日记》、《衖堂博士》、《墙外桃花记》；武侠小说《剑胆琴心录》、《江湖怪侠》、《太湖女侠》、《神怪斗法记》、《朔方健儿传》、《铁拳大侠传》；侦探小说《世外探险记》、《半文钱》、《怪富人》、《中国最新侦探案》、《鲁平的胜利》。另有短篇小说集《赵苕狂小说集》、《微波》，还曾编辑过《协作探案集》、《侦探小丛书》等。

民国时期，曾经创作过侦探小说的人多不胜数，甚至有些知名的作家如“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天虚我生也曾经先后创作过《恐怖窟》、《死虱党》、《衣带冤魂》、《间谍生涯》等侦探小说；再如以《鹰爪王》成名的武侠小说名家郑证因也创作过《矿山喋血》、《风雪中人》等侦探作品；又如汪剑鸣，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以一部《七山王》大红之后也创作了不少侦探小说如《落魂崖》、《神秘的杀人针》、《梅花暗杀团》、《毒蛇惨案》、《两世冤仇》、《半片残照》等，还以红绡为笔名发表了《古屋奇案》、《女僵尸》、《间谍网》、《空门血案》、《窗前魅影》、《神枪太保》、《五弟兄》、《风流奇女子》，以鲁恨生为笔名发表了《红衣女盗》，也可谓是一个多产的侦探小说作家了。

汪剑鸣《落魂崖》

民国时期创作过侦探小说的作家还有赵之岩、王天恨、冯玉奇、孙季康、位育、何可人、张舍我、张萼荪、张箇侬、李定夷、李昌鉴、李新甫、贡少芹、邹雅明、胡寄尘、唐熊、徐卓呆、淦铭溥、傲骨、蒋景缄等等。

正是由于大量的作者参于到侦探小说的写作中来，才使中国的侦探小说在形成后不久的民国时期就达到了自己的顶峰，为“文革”后中国当代侦探小说三十年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