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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类型小说，其在中国之风靡万众是可以和侦探小说在西方世界中受欢迎的程度相提并论的。一般看来，武侠小说有旧派、新派之分，旧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王度庐、郑证因等人，这些作家的小说由于其过于拖沓的叙事节奏、枝蔓横生的小说结构、较为模式化平面化的人物和说书口吻，明显落后于现今时代的阅读口味，已经沦为了“文献”级的读物。而相对旧派武侠的没落，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在中国掀起的风潮却是迄今不退（看看国人对央视武侠剧的争论就知道了）。我个人既是武侠小说的忠实拥趸，又是侦探小说的死忠Fans，所以对“武侠小说中的侦探推理”这个题目就一直抱有兴趣，这两天赋闲在家，就拉拉杂杂写出这篇东西，期与同好对话交流。 新派武侠的开创者一般认为是梁羽生，其连载于《新晚报》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1954年）也被认为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在梁羽生涉足武侠创作一年后，金庸初试蹄声，凭《书剑恩仇录》闯入武侠文坛，又以第三部作品《射雕英雄传》奠定了武侠盟主的地位，此后佳作不断，被公认为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一高手。在台湾的武侠小说作家中，先行者是撰写历史武侠小说的郎红浣，之后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各逞奇才，成为古龙之前台湾最负盛名的“武侠三剑客”，至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一出，其他作家黯然失色，“古龙风格”风靡武侠文坛，影响力绵延至今。自85年古龙去世之后，虽还有温瑞安独撑武侠大旗，九十年代又有黄易的玄幻武侠异军突起，但武侠小说的创作群却是日趋没落，再也不复昔年风光了。 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乍看起来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小说类型，武侠小说注重的是“武”，在武林中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侦探小说则是类似于智力游戏的小说，注重的是“脑力激荡”，只有最聪明的人（一般是侦探）才能笑到最后。类似于这样的区别我们可以数出一大堆，诸如武侠小说中“法律”是完全缺席的，而侦探小说中凶手却非要被绳之于法（最低程度上也会受到应得的惩罚）。但事实上，在新派武侠文学中，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就是武侠小说对西方、日本类型小说的借鉴模仿，而其中侦探小说对武侠的影响又是特别突出的。 较早有意识把侦探小说的叙事因素引入武侠小说创作的作家，首推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被杀这个章节就是金庸设下的一个谜，七怪临死之前在地上写了一个未完成的字，这无疑可以看成是侦探小说中常见的一种诡计“死前留言”，能够把主人公和读者的怀疑视线引向无辜的黄药师。在《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在荒岛上杀蛛儿、放逐赵敏，作家并不实写，反而以种种笔法扰乱读者视线，随后在情节发展中逐渐揭开谜底，也是对侦探小说叙事技巧的借鉴。《笑傲江湖》里，君子剑岳不群居然是躲在幕后的真凶，为了辟邪剑谱杀害无辜却嫁祸到邪派人士身上，倒也算得上出乎意料。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得出侦探小说对金庸的影响，事实上金庸本人也说过最喜欢的作家中包括“侦探女皇”克里斯蒂，因此在自己的小说中向阿婆作品“致敬”也是水到渠成了。 在台湾的武侠创作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借鉴侦探小说的形式是这样的：主人公全家被杀，凶手不明，主人公偶逃大难，流落江湖，学成一身惊人武艺，并在闯荡江湖的过程中认识了某某人，在小说的最后，这位某某人跳出来恶狠狠地说：“其实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紧接着正邪大战，主人公获胜，抱得美人归。这种写法无疑是大俗套，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侦探小说的技巧，但毕竟显得过于简陋了一点，很难给读者带来什么意外性。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武侠作家不屑于使用这种俗滥笔法，如一个久遭忽视的武侠小说家司马翎，在1961年发表的《剑胆琴魂记》中写出了一个神秘莫测的“野人”形象，这个“野人”荒淫好色无恶不作，武林正道人士虽想杀他而后快，却苦于无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司马翎在此书中的设谜解谜手法都还中规中矩，虽然最后揭开的谜底谈不上多么出人意料，但毕竟也算是武侠作家对侦探小说所作的一次良性借鉴。 最成功地把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这两种形式融为一体为我所用的武侠作家，当然得数古龙。在《楚留香》和《陆小凤》两大系列中，侦破疑案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成为小说的叙事主线，主人公实际上就是披着古代服装的福尔摩斯和波洛。《蝙蝠传奇》中，楚留香和一干朋友扬帆海外，在一艘船上遇到了连环杀人案，此种情境设定与侦探小说中常出现的“暴风雨山庄”一般无异：一群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在此空间中发生连环杀人案，没有人可以潜入此空间，自然也不会有人逃出，因此凶手必定是空间中之一人。楚留香在这里扮演了侦探的角色，并成功揪出了真凶。《陆小凤》系列更把侦探小说所必有的要素“结局的意外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几乎每部小说中的幕后操纵者都是陆小凤的朋友，早已在读者面前晃来晃去，但却没有人会想到他们。在古龙成熟期的小说中，“最可怕的敌人，往往是你最要好的朋友”成了作家奉为圭臬的逻辑，《九月鹰飞》、《天涯·明月·刀》、《流星·蝴蝶·剑》、《碧血洗银枪》、《大地飞鹰》等等等等，杀人如麻罪恶滔天的主犯往往一直埋伏在主角身边，在小说结局处古龙揭开谜底，真相大白，读者这才意识到“原来是他！” 除了对本格解谜小说的借鉴，古龙还吸取了不少硬汉派小说、间谍小说、悬疑小说、犯罪小说、惊悚小说等侦探小说分支的叙事要素，共冶于一炉，从而在作品中制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独特风味。古龙小说主人公笑对人生困难，熟悉黑暗社会法则却又坚守道德底线、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不说冠冕堂皇的话语却有行侠仗义之实等人生态度，多多少少有几分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硬汉第一名探菲利普·马洛的风采；楚留香的形象不仅与伊恩·弗莱明的007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和勒布朗笔下的侠盗亚森·鲁宾有着三分神似；《流星·蝴蝶·剑》对普佐《教父》的借鉴已经是众所周知；《白玉老虎》的主人公打入唐门内部当卧底，不时遇到“双重间谍”的描写更是深得间谍小说之三昧；《血鹦鹉》从头到尾都笼罩在一股“不可思议”的气氛里，简直让人怀疑古龙是否真的要描写超自然事物了，但是结局依然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答，此书也称得上是“惊悚武侠小说”了。对不同种类流派侦探小说的借鉴，使得古龙作品拥有了多方面的趣味性。 古龙的情节发展一向被认为是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确与其善于吸收侦探小说叙事技巧分不开。当然，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不能完全等同，古龙小说中的逻辑推理大都是点到即止，不可能像侦探小说一般作出洋洋洒洒的推理论证，一些难以解释、不符逻辑的漏洞自然也都存在。毕竟古龙想要表达的思想、想要传递出来的主要信息和趣味并不在“侦破疑案、查出真凶”，这不过是小说情节进展的一个载体而已，对此过分重视反而是得不偿失，会错过古龙小说最精彩的部分。 古龙过世之后，在武侠文坛一片凋零的情况下，温瑞安被倪匡誉为“独掌大旗”的武侠作家。温氏是个小说创作的多面手，曾经出版过几部侦探小说集，不消说对侦探小说是十分熟悉的。温瑞安最负盛名的小说《四大名捕》系列本身就是融合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和欧美侦探小说风格的武侠作品，冷血、追命、铁手、无情四个人打着官府和法律的旗号在江湖上惩恶除奸，其构筑情节的方式也都顺着“案件发生——名捕赶赴现场——多方调查，揪出真凶”的路子，但温瑞安擅长的是以不断的“背叛”和“死亡”来制造意外性，却没有办法像古龙般在小说中营造出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气息，情节发展常常是平淡如水波澜不惊（就悬念意义上而言），这是限于作家自身的才力，不可强求。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传统的小说类型，本身就拥有极强的包容性，正如古龙所说的：“我一向认为武侠小说的趣味，本该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趣味，只有在武侠小说中，才能同时并存。——侦探推理小说中没有武侠，武侠小说中却能有侦探推理；言情文艺小说中没有武侠，武侠小说中却能有文艺言情。”“武侠小说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传统，若能再尽量吸收其它文学作品的精华，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将武侠小说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独立的风格，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之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古龙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把各种类型小说的精华不露痕迹地融合到自己的书中，与他本人的慧思妙悟化为一体，终于使自己的作品在金庸这座大山边另辟出一条阳光大道，依靠民间的自发拥戴赢得了和金庸分庭抗礼的地位。没有了对西方、日本侦探小说的“偷招”，古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在武侠文坛的“后古龙时代”，我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看到一部整合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趣味的优秀作品，这一天的到来应该不会太遥远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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