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就差两年。其实只要再有两年，坡和他的祝酒者的传奇就算相对圆满了。
事情据说始自1949年。埃德加·爱伦·坡死后葬在巴尔的摩的威斯敏斯特基督教长老会教堂墓地。自1949年起，每逢1月19日坡的生辰这一天都会有一位神秘访客于夜半光临，在坡的墓地上留下三支白玫瑰与半瓶干邑。这一“祝酒”仪式由此持续了50多年，神秘访客也得到了“坡的祝酒者（Poe Toaster）”的绰号。1976年起，巴尔的摩爱伦·坡协会的会长杰罗姆开始关注“坡的祝酒者”，并组织爱好者守夜等候祝酒者的出现。虽然行事隐秘，祝酒者倒也不是幽灵鬼魂，不少参与守夜的人都曾目睹他的身影，据说是一个头戴黑色宽檐帽和面纱的黑衣男人。“出于礼貌和尊敬”，每次杰罗姆都小心翼翼地旁观，从未主动上前询问祝酒者的身份，但祝酒者留下的礼物的含意倒被赋予了“非正式”的正式阐释：三支玫瑰一支献给坡，一支献给坡的妻子，一支献给坡的母亲；留下干邑是因为坡生前喜欢干邑，却由于贫困只有别人请客时才能喝得起。1990年，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祝酒者的模糊照片。1993年，神秘祝酒者似乎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留下告别的字条，但宣称：“火炬将会传递”。1998年，仿佛真有另一位祝酒者“接过了火炬”，有人说那是老人的儿子，由此又有猜测说这一祝酒仪式已经成为某个家族的传统行为。
2009年1月19日是埃德加·爱伦·坡诞辰200周年。倘若真有哪个家族在仪式性地每年为坡祝酒，今年本该可以期望有场格外特别的仪式。可惜，就在2007年，有位92岁的老人跳出来说：“坡的祝酒者”不过是他为扩大坡的影响而编造出的骗局。
老人名叫萨姆·波普拉（Sam Porpora）。波普拉的故事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刚成为威斯敏斯特基督教长老会教堂的历史学家。那时坡的墓地杂草丛生，无人看护，为扩大坡乃至教堂的影响并筹集资金，波普拉想到了“坡的祝酒者”这个主意。波普拉和他手下的一名导游轮番扮演了“祝酒者”的角色，而1967年接受当地报纸采访时将这一仪式的历史虚推至1949年。波普拉坦白：“只要能够让埃德加·爱伦·坡生命常在，我会不惜一切努力。也许这种做法做戏迹象太明显，但谁曾想到人们会这么乐意接受？”
面对波普拉对自己骗局的承认，已经组织了十几年守夜仪式的杰罗姆的反应是：“仿佛被自己敬爱的祖父在肚子上打了一拳。”倒是有协会秘书萨沃伊出面打圆场，说：“祝酒者本身已经成了传奇，无论它的历史是始自1949年还是只始自70年代。”协会中也有一些会员坚持说：在波普拉自称编造的传说出现之前曾经听到其它老会员谈论类似的传说。虽然这些老会员都已作古无从对证，杰罗姆本人倒是出示了一份50年代的当地剪报，上面提到：“一位不知名的市民每年都会潜入坡墓地，留下一个名酒的空瓶。”另一方面，波普拉本人的坦白也难以自圆其说。他自称在1967年接受记者采访时编造了祝酒者的故事，但他所说的报道实际出现在1976年，祝酒者有规律地出现也是自此年以后。
无论到底真相如何，倘若地下有灵，曾经自称善于“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害怕发展到恐惧，把机智夸大成嘲弄，把奇特变成怪异和神秘”的坡倒未尝不会不乐于旁观这场热闹。事实上，坡本人就是个“造伪”大家。假如不是有严谨的学者进行过负责任的考证，光听信坡的说法我们还得再等两年再纪念坡的诞辰200周年。坡曾在一封自传式的书信中声称，他于1811年出生在“巴尔的摩一个最古老、最体面的家庭”。单这一句话就撒了两个谎：坡的出生日期是在1809年1月19日；在巴尔的摩，坡家甚至算不上“比较古老”的家族，因为他的祖父原籍爱尔兰，后来才随家人迁居至此。“体面”倒凑合算是实情。坡的祖父是一位纺车修理制造商，他靠自己的精明强干在异国挣下一份可观的家业，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当地人都尊称他为“坡将军”。
坡对自己年龄的另一次篡改是1827年申请入伍时，那次他把自己说大了四岁。同样让所有坡的传记作者头疼的是坡和他的养父间的纠葛。无论坡的天才是如何的恣肆横溢，一个一边索要钱财资助、一边指责对方不善待自己的人总是让人感觉有些不够厚道。纠缠于人格问题对于评价一位作家也许同样不够厚道，不过，美国文学史家卡拉·汉科克在《美国文学的七位奠基人》中早就说过：“作为人的埃德加·坡和作为作家的埃德加·坡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一方的才能天赋足以映现另一方的功勋和伟绩。倘若割裂两者，换以他法审视，则是荒谬之举。”耶鲁学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更直接些：“自爱伦·坡以来，再也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是如此地让人不可回避，而同时又如此地令人猜疑。”坡在同行中的人缘的确是坏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霍桑对《厄舍府的倒塌》颇有微词；麦尔维尔在小说《骗子》中暗含对坡的讥讽；朗费罗一直都是坡的论敌；爱默生说坡是只会押韵的打油诗人；亨利·詹姆斯认为坡的诗歌是低级的、肤浅的；马克·吐温认为坡的写作手法是“机械性的”；赫胥黎则认为坡的诗作由于过于追求诗歌效果而“沦为粗俗”，就如同在每个手指上戴一枚钻石戒指那样。
这其中自然有学术争论的成分。事实上，坡对哥特式主题与怪异故事的嗜好、特别是他对生死主题近乎病态的关注，在许多与他同时代的英美学者看来完全偏离了英美文学的主流。坡被当作一名“伪艺术家”，他的作品也被视为更适于进入狂欢的鬼屋而非严肃的艺术沙龙。坚持“文以载道”的超验主义派自然不会认同公开主张“为效果而效果”的坡。坡提出的“效果理论”是：“聪明的艺术家不是将自己的思想纳入他的情节中，而是事先精心策划，想出某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效果，然后再杜撰出这样一些情节——他把这些情节联结起来，而他所做的一切都将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实现那预先构思的效果。”坡最著名的诗作《乌鸦》就是这一理论近乎完美的体现，他曾这样自述《乌鸦》创作过程：“我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按照人类最普遍的理解，在所有忧郁的题材中最忧郁的题材是什么？’死亡显然是最适当的回答。我接着问：‘那么，这忧郁的题材在什么情况下最富有诗意？’……答案不难找出。当死亡与美紧密关联时最有诗意，就这样，一个美人之死无疑是世上最富诗意的题材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最适合讲述这一题材的话语势必出自哀悼这一美人的恋人之口。”
为了照顾全诗最能显现效果的叠句“nevermore”，坡在《乌鸦》中将早逝恋人的名字虚构为方便押韵的“Lenore”。相比起全诗的创作思路，这点手脚实在算不了什么。如此擅长营造效果，坡成为“侦探小说之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坡的研究专家J.G.肯尼迪曾经考证：在坡生活的年代，美国仅有几个大城市有警察机构，苏格兰场刑事侦查部也尚未成立，故而“侦探”这一职业在英语世界中并不为人们熟悉。或许是出于这层原因，坡从未将自己笔下的五篇“侦探系”故事称为“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ies）”，而是称之为“推理小说（tales of ratiocination）”。号称“侦探小说开山作”的《摩格街凶杀案》的开场就现代侦探小说来看几乎是犯了大忌：没有“开门见尸”而是先讨论了几大段何为真正的逻辑推理及其重要作用，后面的故事反被坡说是“下面一段故事，读者看了多少可以当做上文一番议论的注释”。坡在1846年给朋友库克的信中坦白：“《摩格街凶杀案》中哪里是创新，捅开你自己编织的本来就是要别人来揭开的特别的网而已。读者被他们迷信的杜宾以及作者的独创性搅昏了。”
坡将自己的推理小说称为“游戏之作”，但这种体裁称得上是坡留给后人最有趣的“游戏”。柯南·道尔承认坡构建了侦探小说的整个世界：“一个侦探小说家只能沿这条狭窄的小路步行，而他总会看到前面有坡的脚印。如果能设法偶尔偏离主道、有所发掘，那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了。”古典推理小说世界中的经典场景与手法几乎都奠基自坡的作品，譬如《莫格街凶杀案》中的密室、《失窃的信》中的“安乐椅侦探”模式以及《金甲虫》中的密码。坡在密码学上的造诣尤其为后人称道。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横扫美国，坡失业在家，闲极无聊研究起密码，不想倒入了迷。为检验自己的密码破解水平，坡曾特意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声称愿意挑战读者寄来的任何密文。1841年7月，坡还发表了一篇名为《密信琐谈》的论文。发现读者对密码兴趣日甚，坡终于创作了以密码为重要情节的《金甲虫》。然而，在真正的密码专家看来，坡在密码学领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并非倚仗于他对密码学专业的了解，而是基于他对传媒文化与读者的了解。坡的密码技术其实只限于简单的置换代替法，但坡足够敏锐地发现：当时的读者对即便简单如“替代法”这样的密码仍是一无所知，于是借用了这一优势。据信出自坡手笔、曾刊登在杂志上挑战读者的两组密码也在临近坡诞辰200周年前陆续被破解，结果证明此前无人破解倒是因为破译者想得过于复杂，最后发现的密钥似乎证实了密码专家对坡的密码能力的看法。
毕竟是已经诞生了维多克这样的传奇神探的国家，法国作家冈考茨在坡的推理小说初一发表就高调预测：这些小说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是用甲和乙讲故事的形式出现的合乎科学的神奇文学，是既狂热又准确的文学。”坡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法国受到的尊崇远不只在推理小说领域。事实上，坡是19世纪在欧洲的名望胜过在美国本土的第一个美国作家，他甚至成了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三家哄抢的标志符号。在波德莱尔看来，坡是“恶之诗人（poete maudit）”：他兀立在物欲文化的机械背景上，是为理想主义而身心日益枯萎、背负天谴的诗人。在马拉美看来，坡是一位文化与美学意义上的双重英雄、超验主义的诗人，屹立于与美国式市侩文化格格不入的对立面。在瓦雷里看来，坡是一位惊世骇俗的怀疑论者、一位对传统宗教及哲学信条大胆挑战的批判者。
坡在美国本土是被归入浪漫派的：美国国务院编写的《美国文学概况》将1820年至1860年定为美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时期。坡的名望100年前在欧美差异如此之大，这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两块大陆对所谓“浪漫主义”的理解原本不同。美国接受浪漫主义的时间较晚，而且在“引进欧洲典籍”时讹误颇多，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美国读者对康德的理解曾全部来自柯勒律治，甚至从未听说《纯粹理性批判》。如同《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所言：“当时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知识理清这些纷繁复杂的理论的来龙去脉，他们只是将已经被斯塔尔夫人、柯勒律治、卡莱尔过滤的哲学思想中能为己所用的部分进行综合吸纳。这就决定了美国浪漫主义思潮的特殊产物：超验主义思想的合成性。”如此倒也不难理解，为何坡在美国被超验主义派视为“低俗”、在欧洲大陆却被推崇为“超验的”、“非尘世的”。
时至20世纪，仿佛是验证了坡自己的预言：“我可以花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等待读者”，随着坡的作品逐渐进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评论家及理论家的书架，坡终于在美国评论界足够眩目的评价：“美国的第一位艺术家，美国的第一位批评家。”坡小说中的死亡场景也被赋予独特的意义，典型的论调诸如J.G.肯尼迪在《坡小说中的死亡幻象》中所言：“哥特小说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唤醒了怀疑意识，而坡也在此预示了现代人的基本困境：一个陷入自觉异化的困境的灵魂，他过于理智的怀疑主义摧毁了他的信仰能力。人类曾经拥有（或自以为曾经拥有）的所有指引力量都被证实为虚幻。甚至在面临死亡这样痛楚的事件时人类也再找不到任何外界的帮助——在信仰时代，死亡是一件公众事务，然而此时死亡已经变成纯属私人的个体行为。”当讨论坡的侦探小说的论文中也出现“从主体方面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这样的词句时，坡的名望可谓到达了极点。然而，假如坡真的始终忠实自己的“效果理论”，所有玄妙理论的提出者都需小心眼前是否是坡的圈套，正如曾为坡的密码神迷的读者一样。
至今不少法国知识分子还将坡的生日作为具有特别含义的日子来纪念。然而，在美国与英国，除了在个别地区，在这一天并没有特别的纪念活动。那位曾经神秘的“坡的祝酒者”其实倒不失为一种足够美国的纪念方式。得知祝酒者不过是骗局后，杰罗姆曾表示守夜行动仍将继续：“在明年的1月19日，我仍会前去守夜，就像我在过去几年一直坚持的那样。无论黑衣人是否出现，无论有没有其它人和我同行。在我看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如今又到了1月19日，而且是坡的200周年诞辰。出于对坡的热爱而编造骗局的波普拉何必不再多等两年、让祝酒者的传奇更为圆满？按照坡所推崇的逻辑分析，这并不合理。因此，不是没有理由怀疑波普拉的坦白本身又是个玩笑，而那位祝酒者又会在20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隆重地华丽现身。无论到底哪个是真正的骗局，一切都不过是应了坡曾经的警告：“我们所见与曾见的，都不过是梦中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