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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12，我要谈的是另一件事 
>2012
导演: Roland Emmerich
影名: 2012
编剧: Roland Emmerich, Harald Kloser
语言: 英语, 藏语, 法语, 汉语普通话, 北印度语, 俄语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加拿大
上映日期: 2009-11-11
imdb编号: tt1190080
主演: John Cusack, Chiwetel Ejiofor, Amanda Peet, Thandie Newton, Danny Glover, Woody Harrelson, Oliver Platt,Liam James, Morgan Lily, Beatrice Rosen, 黄经汉, 卢燕
又名: 2012末日预言, 2012世界末日, 2012地球毁灭, Farewell Atlantis
我并不真喜爱《2012》——实际上，很遗憾，它完全不符合我的观影喜好。豆瓣上有很多人为了这部片子（以及很多新片）吵架，对此我没有一种必须要坚持的立场，也无意去谈论它。这里我要谈的是另一件事，是由《2012》的背景设定联想到的。如果有一部类似的片子叫做《1999》的话，那么我在这里要讲的，在最开始，大概就是这部电影的剧情简介吧：
1990年时我8岁，当时读过一本书，很厚，不过名字已然模糊（细想想，可能是《世界未解之谜》之类，但我不保证是，因为豆瓣里没搜到那本书，我也想不起封面来了），里面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描述关于诺查丹玛斯给出的末世预言，即收录在诗集《Centuries》中的那段：
1999年7月，
恐怖使者从天而降，
使安哥摩阿大王为之复活，
之后马尔斯借幸福之名统治四方
8岁时的我当然不知道谁是恐怖使者或者Angoumois大王，也看不懂这段话（成年人也看不懂吧=。=）究竟蕴意为何。该死的是这本书，他自作主张地将各种各样的相关推测都如实记录了下来，具体说的什么我现在也忘记了，唯一确切记得的，是在读完之后有了一个确信无疑的念头“这个世界还有9年就会毁灭了”。
于是赶紧将书的这页折好，从外公提醒起，一直到让全家都过目了这则伟大的预言。我的神态焦急，他们却只是笑笑了事（孩子嘛）。当时我怏怏将书放回书架，不过却下了很大的决心，打算为了这并未来到的危险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的想法是：家中一共有6口人，等到1999年7月时，只要能整个月都坐飞机在天上飞着，当恐怖使者从天而降时，便能够逃过一劫了。
那时的我自然考虑不到通货膨胀率以及人类面临末世危机时的混乱状况——假使一切在末日前都井然有序、假使通货不膨胀、假使大家在1999年时都还在（实际上，当时家里的6口人，到99年只有4人了。外婆的母亲，还有外公都在94年前后离去）……那么，我需要想办法承担6张长程飞机票，必须筹到足够的钱才行。
在九十年代初期，坐飞机的经验是很难得的。我当时唯一坐飞机的经历，还是在大约5岁时，全家一起到广州去见几位某国来的朋友（关于那次旅行，我现在唯一就记得白沙洲的白天鹅宾馆、广交会、五羊公园和广州的湿热了）。机票价格我不可能知道，而且事情也已经过了三年多，国内的飞机里程大约也不算“长程”，所以这样唯一的一次经验，很可惜，应该是无用的。
但家里也不是没人可以问：我的外公是法属毛里求斯的归国华侨，就在90年前后曾受时任毛里求斯总理的弟弟邀约，坐飞机到那里探亲了几个月。这件事和我看到末日预言之间，现在再想起来，似乎是有某些冥冥间的巧合的——我曾想象外公乘坐跨洲飞机，就像是那种横跨星际之间的太空船一样，在平流层外经过印度洋，最终抵达毛里求斯的路易港……这应该就是我需要在1999年搭乘的专机：外公告诉我那样的一张机票大约值人民币2000元。现在我也还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否在当时是真实的：现在我知道的是，外公当时的机票是作为外事处理的特殊机票。当然，当时的我肯定是不知道的——权当这是真的吧（当时肯定是深信不疑的了）。
世界没救了，我得赶紧挣钱。
我存起所有的压岁钱，收集所有的零花钱，甚至和朋友们玩洋画和斗贝壳来赌钱……这件事是我童年时坚持时间最为长久的一项规划、一个基金计划。到了1992年，才有其它更有趣的事情让我抛弃这一计划，当时离想象中的世界末日还有7年。
1999年7月我在书山题海里渡过（我被一张红纸保送到了一所每周都要大考一次、每天都要做题无数的神奇学校），如果世界末日就是这样的，那么诺查丹玛斯算是说得一半对。
转眼现在10年过去，看过《2012》之后我在想，如果这次的末日是真的了，以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去看，我将会做些什么呢？囤积预订长程飞机票这样的幼稚想法显然需要彻底抛弃，诺亚方舟式的太空梭，或者辐射中的避难所vault科技，到时就算有，也多半是要留给富豪、精英和影帝们。在3年的时间里，纵使我怎样去努力，在学术和文学上恐怕也很难创造出一张具备资格认证印戳的登机|入场卷来；即使有幸拿到了，我也会选择将它让给我的亲人。远离现世的旅程甫一开始就太过残酷，我根本没有什么独活的理由。
于是就是等死了，其实现时的我对求生并不执著，对死也并不恐惧。生亦何欢，死又何苦，反正总是从虚无到虚无，没有改变。我想到时我一定会想办法回到祖国，再看看朋友和亲人，去给故去的人扫一次墓，然后一道道吃遍还能找到的每样美食，哪怕一碗米饭就要花费一叠票子，一碟小炒就需要倾尽所有。我会去想去的地方旅游，也可能整天宅在屋子里打机——我会好好想想此生想要完成却仍未完成的事，小心计算剩余的时间，做好一秒都不能浪费的计划。那时豆瓣拖延症小组大概会解散（重症不治者可能有些会自杀吧，我不清楚），大部分人应该会充实而忙碌，或者颓废而幸福，或者勇敢而直接，或者绝望而憔悴，或者烦躁而焦虑……我想，改变的人会有很多，不改变的人大概也不少。
我不希望有恐慌，但这很难。所以到时肯定也有很多作乱者，趁火打劫的暴徒在中国从来不缺：政府已经去了外星，或者去了地底。我想到时如果看到这种禽兽，我会想办法弄一柄枪爆了他们的头……如果我有幸没有被他们杀死，接下来，我就会去找一所当地最大的图书馆，读完所有最想读但又总是抽不出时间来读的书，电影院还开放的话，每晚我都会去。我希望到时能用空防喇叭播放海菲兹的小提琴曲或者春江花月夜，黄昏和黎明时放几支德沃夏克，贝多芬和巴赫等到最后的几天可以放，或者也可以放唐曲，但应该给人们选择不听的权力；最后的几天我想大家愿意在安静里渡过，可能会洗个澡，喝点酒，换上最喜欢的衣服，坐在摇椅里看着星空或者太阳——如果我们还坚持活着没有自杀或被他杀或因种种意外死去，而它们还在的话。
我不想再写下去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何开始，或许早已经偏离了观影完毕后写评的初衷了吧）——这就好像是，明天世界就要毁灭，而我现在仍在敲打键盘记录末世几日所做所闻所感的总结一般。活着总归是太累，末日来了倒未必一定是件坏事。在我们或许是被各样的人为污染弄得罹患这样那样的癌症、或许是被猪流感或者H1N1疫苗给整死、或许是被某种以“飞起来|跳出去|不见了”之类迹象体现的伟大神奇干掉之前，有机会率性自在的活两三个月，倒也不错。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此乃颠簸不破的真理。
1990年时我8岁，当时读过一本书，很厚，不过名字已然模糊（细想想，可能是《世界未解之谜》之类，但我不保证是，因为豆瓣里没搜到那本书，我也想不起封面来了），里面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描述关于诺查丹玛斯给出的末世预言，即收录在诗集《Centuries》中的那段：
1999年7月，
恐怖使者从天而降，
使安哥摩阿大王为之复活，
之后马尔斯借幸福之名统治四方
8岁时的我当然不知道谁是恐怖使者或者Angoumois大王，也看不懂这段话（成年人也看不懂吧=。=）究竟蕴意为何。该死的是这本书，他自作主张地将各种各样的相关推测都如实记录了下来，具体说的什么我现在也忘记了，唯一确切记得的，是在读完之后有了一个确信无疑的念头“这个世界还有9年就会毁灭了”。
于是赶紧将书的这页折好，从外公提醒起，一直到让全家都过目了这则伟大的预言。我的神态焦急，他们却只是笑笑了事（孩子嘛）。当时我怏怏将书放回书架，不过却下了很大的决心，打算为了这并未来到的危险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的想法是：家中一共有6口人，等到1999年7月时，只要能整个月都坐飞机在天上飞着，当恐怖使者从天而降时，便能够逃过一劫了。
那时的我自然考虑不到通货膨胀率以及人类面临末世危机时的混乱状况——假使一切在末日前都井然有序、假使通货不膨胀、假使大家在1999年时都还在（实际上，当时家里的6口人，到99年只有4人了。外婆的母亲，还有外公都在94年前后离去）……那么，我需要想办法承担6张长程飞机票，必须筹到足够的钱才行。
在九十年代初期，坐飞机的经验是很难得的。我当时唯一坐飞机的经历，还是在大约5岁时，全家一起到广州去见几位某国来的朋友（关于那次旅行，我现在唯一就记得白沙洲的白天鹅宾馆、广交会、五羊公园和广州的湿热了）。机票价格我不可能知道，而且事情也已经过了三年多，国内的飞机里程大约也不算“长程”，所以这样唯一的一次经验，很可惜，应该是无用的。
但家里也不是没人可以问：我的外公是法属毛里求斯的归国华侨，就在90年前后曾受时任毛里求斯总理的弟弟邀约，坐飞机到那里探亲了几个月。这件事和我看到末日预言之间，现在再想起来，似乎是有某些冥冥间的巧合的——我曾想象外公乘坐跨洲飞机，就像是那种横跨星际之间的太空船一样，在平流层外经过印度洋，最终抵达毛里求斯的路易港……这应该就是我需要在1999年搭乘的专机：外公告诉我那样的一张机票大约值人民币2000元。现在我也还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否在当时是真实的：现在我知道的是，外公当时的机票是作为外事处理的特殊机票。当然，当时的我肯定是不知道的——权当这是真的吧（当时肯定是深信不疑的了）。
世界没救了，我得赶紧挣钱。
我存起所有的压岁钱，收集所有的零花钱，甚至和朋友们玩洋画和斗贝壳来赌钱……这件事是我童年时坚持时间最为长久的一项规划、一个基金计划。到了1992年，才有其它更有趣的事情让我抛弃这一计划，当时离想象中的世界末日还有7年。
1999年7月我在书山题海里渡过（我被一张红纸保送到了一所每周都要大考一次、每天都要做题无数的神奇学校），如果世界末日就是这样的，那么诺查丹玛斯算是说得一半对。
转眼现在10年过去，看过《2012》之后我在想，如果这次的末日是真的了，以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去看，我将会做些什么呢？囤积预订长程飞机票这样的幼稚想法显然需要彻底抛弃，诺亚方舟式的太空梭，或者辐射中的避难所vault科技，到时就算有，也多半是要留给富豪、精英和影帝们。在3年的时间里，纵使我怎样去努力，在学术和文学上恐怕也很难创造出一张具备资格认证印戳的登机|入场卷来；即使有幸拿到了，我也会选择将它让给我的亲人。远离现世的旅程甫一开始就太过残酷，我根本没有什么独活的理由。
于是就是等死了，其实现时的我对求生并不执著，对死也并不恐惧。生亦何欢，死又何苦，反正总是从虚无到虚无，没有改变。我想到时我一定会想办法回到祖国，再看看朋友和亲人，去给故去的人扫一次墓，然后一道道吃遍还能找到的每样美食，哪怕一碗米饭就要花费一叠票子，一碟小炒就需要倾尽所有。我会去想去的地方旅游，也可能整天宅在屋子里打机——我会好好想想此生想要完成却仍未完成的事，小心计算剩余的时间，做好一秒都不能浪费的计划。那时豆瓣拖延症小组大概会解散（重症不治者可能有些会自杀吧，我不清楚），大部分人应该会充实而忙碌，或者颓废而幸福，或者勇敢而直接，或者绝望而憔悴，或者烦躁而焦虑……我想，改变的人会有很多，不改变的人大概也不少。
我不希望有恐慌，但这很难。所以到时肯定也有很多作乱者，趁火打劫的暴徒在中国从来不缺：政府已经去了外星，或者去了地底。我想到时如果看到这种禽兽，我会想办法弄一柄枪爆了他们的头……如果我有幸没有被他们杀死，接下来，我就会去找一所当地最大的图书馆，读完所有最想读但又总是抽不出时间来读的书，电影院还开放的话，每晚我都会去。我希望到时能用空防喇叭播放海菲兹的小提琴曲或者春江花月夜，黄昏和黎明时放几支德沃夏克，贝多芬和巴赫等到最后的几天可以放，或者也可以放唐曲，但应该给人们选择不听的权力；最后的几天我想大家愿意在安静里渡过，可能会洗个澡，喝点酒，换上最喜欢的衣服，坐在摇椅里看着星空或者太阳——如果我们还坚持活着没有自杀或被他杀或因种种意外死去，而它们还在的话。
我不想再写下去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何开始，或许早已经偏离了观影完毕后写评的初衷了吧）——这就好像是，明天世界就要毁灭，而我现在仍在敲打键盘记录末世几日所做所闻所感的总结一般。活着总归是太累，末日来了倒未必一定是件坏事。在我们或许是被各样的人为污染弄得罹患这样那样的癌症、或许是被猪流感或者H1N1疫苗给整死、或许是被某种以“飞起来|跳出去|不见了”之类迹象体现的伟大神奇干掉之前，有机会率性自在的活两三个月，倒也不错。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此乃颠簸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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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春江花月夜应该也不错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此乃颠簸不破的真理。你的生活异常真实，我心向往之。
小时候我认定有世界末日，所以我认为总有一天上天会被我不死的决心打动让我去当神仙。
由此可见，末世情节还是根深蒂固的，它就来源于身边和生活我看书时也有这种感觉，生活总是要继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