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之门－中国现代对侦探小说的评价

    西方侦探小说输人中国后，受到社会各阶层读者的喜爱，各派评论家也予以充分肯定，很少有反对意见出现。评论家们对侦探小说的推祟，并非只限于艺术形式方面。众所周知，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等人竭力倡导“文学救国”论，提倡译介西方政治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对于其他种类小说，近代翻译家和评论家也努力发掘其政治内涵，寻找“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之处。结果他们发现，西方侦探小说同样具有为现实政治服务之作用。1906年，商务印书馆在《补译华生包探案·序》中指出，译包探案“末始不可资鉴戒；且引而伸之，亦可使当事者学为精审，免卤莽分裂之害。”这显然不只是希望人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应谨慎小心，其实也有劝戒当权者凡事均应“精审”之用意。1908年，林纾在《歇洛克奇案现场》译序中写道，翻译此书，乃是因为书中表现了一种足以发人深知的“理想文学”。译论家陈熙绩在该书序里说得更明白：“是篇虽小，亦鉴之嚆矢也，吾愿阅之者勿作寻常之侦探观，而与太史公之《越世家》、《伍员列传》参读之可也。”他说，小说主人公杰佛逊堪称是“西国之越王勾践伍子胥”，虽“流离颠沛，转徒数州，冒霜露，忍饥渴，但任千蠡万磨，必达其志而后已。此与卧薪尝胆者何以异?”为此他感叹道：“中国男子如果人人皆如是坚忍沉挚，百折不挠，则何事不可成，何侮之足虑?”无论是翻译家还是评论家，显然都希望中国读者读了此类小说之后，能振作精神，艰苦奋斗，拯救危亡的民族。像这类侧重从道德政治角度去阐发侦探小说译介意义的言论，在当时并不少见。直到1916年，刘半农在为《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所作之《跋》里，仍然认为柯南道尔创作侦探小说，其着眼点还在“启发民智”，作者因抱此“宏愿”，遂使“侦探界大放光明”。。15413079，★Tuili.com推理之门版权所有★…54776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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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评论界的一致喝彩声中，也有个别人出来唱反调。吴趼人在《杂说》中说：“吾敢谓今之译本侦探小说，皆诲盗之书。”①（①见《月月小说》，第1卷第8号，1907年。）实际上，侦探小说既不像刘半农等人所说的那样，重在启发民智，也并非吴趼人所说，皆诲盗之书。多数评论家之所以抬高侦探小说，主要是由于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小说的期望过高，于是妄加附会，赋予其特殊的政治色彩。当然，侦探小说客观上也暴露了西方社会的一些弊端，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侦探小说一般却回避社会的基本矛盾，热衷于一些虚构故事来吸引读者，很少有深刻的道德教育意义。至于把侦探小说称为诲盗之书，也很难说是冷静、客观的理性评判。。M3UIR79Z，★Tuili.com推理之门版权所有★…M0RNQ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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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侦探小说艺术形式的探讨，比对其思想意义的阐发，更为普遍，意见也更趋一致。近代评论家最欣赏侦探小说阶情节安排和结构布局。徐念慈认为，侦探小说的长处全在于“布局之曲折，探事之离奇，于章法上占长，于形式上占优，非于精神上见优者也”②（②《第一百十三案·赘语》，《小说林》第1号，1907年。）。觚庵也说：“侦探小说，本以布局曲折见长，观于今世之欢迎《福尔摩斯探案》，可见一斑。”③（②《觚庵漫笔》，《小说林》第7号，1907年。）这些看法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它们抓住了侦探小说最突出的审美特征，揭示了它的独特价值。但有的评论家走向极端，他们仅以情节曲折、布局巧妙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之标准，以致把《福尔摩斯探案》视为“20世纪叙事文学中惟一之杰构”④（④刘半农《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中华书局，1916年版。）。这未免太过夸大其辞。有的人则把柯南道尔等看作一代文豪，说他们的著作在该国风行一时，“多文为富，掷地成金，彼都人士咸乐道之”①（①周桂生《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新书丛报55号，1904年。），作品“风行一时”不假，“掷地成金”恐怕说不上。至于把中国新小说繁荣时代的到来，全归因于福尔摩斯探案之译介，更是值得研究者斟酌。。M8SR66UD，★Tuili.com推理之门版权所有★…R4PU46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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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评论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时，有些评论家还常常将它与中国小说进行比较。评论家们一致认为，侦探小说乃西方小说家之专长。这一艺术品种，“为吾国所绝交”，故“不能不让彼独步”。在我国旧小说中，只有公案小说与之最较为接近。但“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尽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膛乎其后矣”②（②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第13号，1905年。）。为此，他们主张大批引进西方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以促进中国小说的革新。然而，对西方侦探小说真正有较为全面认识和研究的，应是我国著名的侦探小说翻译家兼作家程小青。他在多篇侦探小说理论文章中论述了西方侦探小说的历史进程和文学价值，以及侦探小说的创作技巧、叙事视角、取材、命名、结尾和开端，这在后文将作专题讨论。